《琵琶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名篇，辗转迁徙的歌女，昔日的京官，“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将两人联系在一起，“青衫湿”的“江州司马”也定格成永远的艺术形象。
“司马青衫”为何而湿？白居易在诗前小序中叙述：“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
从此小序中我们可以发现，《琵琶行》写作的触发点即琵琶女的身世，更明确的表达是文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句，它表明白氏由琵琶女的身世想到了自己的相关遭遇，因而生出同病相怜之感。
在此基础上，我们一般就将文章最后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缘由解释为白居易的“身世飘零”之感，或进而提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痛。这样的伤怀，与王昌龄晚年赴龙标贬所途中“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所抒发的伤怀之情别无二致。
其次，就艺术创作手法而言，《琵琶行》中让人难忘的琵琶女的形象，一是借助白居易对其演奏技艺的接近现场直播式的精妙描写，二是通过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观众的情绪衬托。司马“青衫湿”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更多的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服务——衬托出琵琶女琴技的高超与身世的凄惨。
我们解读艺术作品时，常常会从作品的一般的普遍意义进行分析，也会抓住作品的艺术手法，认识作者的写作意图，从而明确作者的艺术表达，并将他的情感表达归为某一类……但这样的解读是不是真正深入到作者当时的内心世界了呢？“左迁九江郡司马”是否是白居易仕途上的一次重挫，以至于达到“青衫湿”的程度呢？
笔者以为重新审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真正缘由，或许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解读会更加细微，也更能体会作者真正的内心。
诗前小序中明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一个“始”字（此处作“才”讲），一方面侧面表现了琵琶女的音乐具有一种感染人的深切力量；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白氏此前对此次遭贬并未放在心上，琵琶女的音乐及身世勾起了他的某些身世飘零之感，但恐还不至于到“青衫湿”的地步。
我们再去探寻诗人此次遭贬的原因，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氏此次被贬是因为“武元衡事件”：
（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武元衡因力主削藩而为藩镇刺客所杀，同时另一位主张削藩的重臣裴度也为刺客所伤，当时朝野震惊，但迫于藩镇压力，朝臣噤若寒蝉；白氏于此时上书言之，却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的理由被贬。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白氏在政治上的“勇猛精进”。因此，此次被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白氏也是“深以为傲”的事件；从此事件的后续发展我们也能发现，这次被贬其实是白居易仕途的一个转折点。
在被贬江州之后，白居易是否就此沉沦，终日郁郁呢？白氏在江州的生活恐未必如其在《琵琶行》中所言那么不如意，尤其是当地郡守“以朝贵遇之”，隐约表明了其此次被贬在当时士林的观感。以上种种证据表明，白氏“青衫湿”的原因似乎并非因为自己被贬，那么原因究竟为何？
笔者以为被贬江州不可视为白居易“青衫湿”的缘由，真正的原因是由此次被贬引起的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即由先前的“勇猛精进”转而为“循默无为”——或许这样一个触及灵魂、关乎自身价值观的改变，才使白居易在此情境下情绪激动、难以自控。
因此，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原因并非仅仅因“遭贬”或是由琵琶女所引起的身世飘零之感抑或是壮志难酬之痛，其内心真正的苦痛在于由此次遭贬所引起的政治思想的转变，即白居易将告别“昨日之我”而迎来“明日之我”。
正是这样的矛盾冲突导致了白氏如此痛哭流涕，以至于“青衫湿”。当我们对作品及作者如此地探寻，才会更接近真实的白居易，在他湿透的青衫上，析出其中的“普遍意义”“艺术表达”及其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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