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寻龙诀》，感觉最振奋的，竟然不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彼岸花的那一刻，而是王凯旋重新走进草原的时候。
天朗地阔，草原上像有轰隆隆的雷声，背景音乐响起，竟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皮卡和望远镜，烈马和风声，头发飞扬在半空，荷尔蒙迸发时的呼喊，像所有公路电影的一个剪影。
后来，胡八一也回来了。
从来没粉过陈坤的我，看着大屏幕总觉得这个场景太熟悉，后来才想起，他在电影里的扮相，像极了切·格瓦拉。
那个说“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的切·格瓦拉，那个说“我怎么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的切·格瓦拉。
恰好那一幕里舒淇骑着摩托车碾压草原，我就记起切格瓦拉写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彼时他不过二十三岁，骑着摩托车穿越壮阔的拉丁美洲，看到一切苦难和病痛，萌发一切光荣和使命。那次旅途，最终成就了这个让我们永远怀念的理想主义者。
切·格瓦拉和崔健，摩托车日记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悄悄地笑了，为那些明目张胆的反叛和无法言说的坚持，为他们从我青春里以相似的姿态留下骨刻般的痕迹。
所以我又听了一天崔健，从《一无所有》到《花房姑娘》，从《从头再来》到《不是我不明白》。
太难说清一个歌手在生命里的意义，究竟是陪伴还是温暖，究竟是打发时间还是认清同伴。你好像不会特别地提起他，但你知道，每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从你耳膜贯穿到心脏的，全是他。
《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里，刘瑜写过一篇《与崔健有关的日子》，我看到最后两段时几乎要和她一样落泪。
摘录下来给你看:
“
2002年的时候，崔健来纽约演出过一次，我去听了。音乐一响起，我就泪流满面。好像多年没见的亲戚在生离死别后重逢似的。我的整个青春仿佛麦田一样随他的歌声摇摆起来，金灿灿的。当时我就想，老崔啊老崔，你都四十了，我也直奔三十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我心里，还那么温暖，谢谢你。
其实我现在都不怎么听崔健了，虽然他的CD、磁带都收藏着。长大的我，音乐的口味终于开始变得宽容，终于知道正如在小虎队之外还有崔健，在崔健之外也还有别人。但是回望自己的青春时，崔健是多么重要啊，堪称独树一帜。一个只有一国两制的含义和解析几何的青春会是多么缺乏诗意。是他，这个摇滚青年中年老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声摇摆，离经叛道地摇摆，让一个在高考荒原上跋涉的女中学生，在一口很深的井底，猛然抬起头来。
你看，我们都一样，总是习惯了付出全部青春去爱一个人。他出现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几首歌而已，而是听着他的歌走过的大街小巷，和听着他的歌入眠的漫漫长夜。
崔健
我认识崔健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了。我十六岁，他成名多年，和我父亲相似的年龄。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我们用砖头一样不怕摔还有超长待机时长的诺基亚，我用一个小小的MP3听歌。
《假行僧》经常从新概念英语和BBC新闻里跳出来，那首歌里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安静深切，全然不像其他的摇滚之声。
他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他说：“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而我坐在高中狭小的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是四百米之外的高墙。但我听着耳机里的声音，觉得自己能走到最远的地方去。
后来我上了大学了，那个空旷的校园，目光所及之处变成了四千米之外的高墙。我没能走到最远的地方去，世界仍然像个触摸不到的诱惑，只是听歌的时间越来越多。跑步的时候，去图书馆的路上，做高数习题的自习课里。
全世界都是”快女“”超男“的时候，我听着他的歌，晃晃悠悠地走过校园里好像永无尽头的道路，周围叽叽喳喳的人群全和我无关，我拼命地享受着那种孤独，就像享受稀薄的自由。
《花房姑娘》还是经常从新概念英语和BBC新闻里跳出来，他说：“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赞扬。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那个声音在耳膜里响着，让我无法停下脚步。
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只是觉得，人生不该止于四千米之外的高墙，人生应该有更多的可能，也必须要有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