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提醒我，过节给父亲打个电话，他还是很惦记你的。我说知道了，我也很惦记他。
只是如天底下大多数儿子与老子一样，我与父亲交心的时刻并不多。
长子
六十年前，和太爷一路乞讨、从营口逃荒来到吉林扎根的爷爷，与曾经是大家闺秀、后来家道败落的太姥的女儿，组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又用十年的时间，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父亲是长子，其他孩子叫他大哥。
那是一个东西长度不超过三公里、南北宽度不超过一公里的狭长村庄，零零散散地生活着两百口人。村庄的一半土地种着水稻，另一半土地种着玉米和黄豆。一条发源于上游水库、生长着不少杂鱼的小河，从每家门前不分日夜地流过。
在刚刚包产到户的八十年代，种地打粮是农村家庭的唯一营生。父亲作为长子，被寄予为这个家庭“多垦地、多打粮”的厚望。
但父亲一直在上学，甚至读完了高中。因为并没能帮家里“多垦地、多打粮”，作为长子的他，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在家庭内部应有的话语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时候爷爷奶奶并不喜欢我。
当兵
我曾听一些隔辈的老乡讲，十八岁的父亲很英俊，是党员，重点培养对象。
虽然他因为“上学太多、干活儿太少”而失去了家庭内部的话语权，但他在整个村子里的人缘极好，村里的老支书也计划让他接班，带着二百口人脱贫致富。
但不知是何原因，十八岁的父亲并没有答应，而是再次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选择去赤峰当兵。
也许当兵是那个年代有志男青年最酷的选择？
记得六岁的一个晚上，我在帮父母整理衣柜时，发现一落信封，其中有一半寄给81587部队。
后来，我知道那是父亲和母亲的情书，也因此记住了这一串数字。
父亲在一千公里之外的赤峰当了三年兵，和母亲通了三年信，只回了一次家。
期间，他从班长做到代理连长，眼看有了稳定的前途，但他退伍了。
瓦匠
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说家里条件不好，当兵没什么收入，农村兵前景不明，还有母亲等了他三年，该结婚了。
虽然一直没怎么在农村种地，但父亲非常勤劳也能吃苦。退伍后队，他和母亲结了婚，生了我，然后来到吉林市郊区一个九站的地方做瓦匠。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经济复苏，建筑工地开始忙碌，父亲觉得这是赚钱的机会。他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背着工具包，带着安全帽，起早贪黑，靠给别人盖楼赚钱。
那时的我两岁不到，刚刚有些记忆，听母亲说父亲经常在夜里回到家亲吻早已睡熟的我。
最初的一年，收入并不算少，但瓦匠的门槛不高，越来越多不惜汗水的年轻人涌入工地，还有不少敢冒风险的人，成了包工头。
两年之后，瓦匠活儿的收入已并不算突出，而城郊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几番权衡，父亲决定回农村。
农民
我还时常记那几年“村漂”的生活。
父母带着我，寄宿在一个邻居而不是爷爷奶奶家的厢房。因为没有收入来源，父亲的大舅借给他三亩田地，一家三口吃饭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父亲开始寻找其他收入来源，除了他已经熟练的瓦匠活，我印象最深的是割稼条。
稼条是温室大棚里种黄瓜、豆角、西红柿必备的一种材料。
通常选择比大拇指稍微粗一点的两年生幼木，50根儿一捆，一捆2块5毛钱，有专门的二道贩子来村里收。
割稼条只能在落叶的冬天进行，山里的雪很深，父亲每天拎着一把锋利的镰刀，揣着一块磨刀石，在林子里穿梭。正常情况下，父亲一天可以割20捆稼条，如果算上母亲，干一个冬天，能有三五千块的收入。
这项可观的副业，支撑着我们奔向更好的生活。从我记事起，父亲大概割了十五年稼条。
当然，割稼条是有风险的，有些幼木是受保护的，乡镇的林业站隔三差五过来检查，一不小心被罚个三头五百也是有的。
我记得每次有二道贩子进村收稼条，父亲都格外小心，生怕检察人员来“找茬”。因为一根幼木，可以轻易抹去他十天的辛苦劳作。
除了冬天割稼条，父亲还会在夏天开垦田地。毕竟只有三亩地哪行？尤其弟弟出生后，农村家庭养两个儿子，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那些被荒弃的沟沟畔畔，都成了父亲的目标。几年折腾下来，开垦、购买加上承包的田地加起来，竟也有四五十亩了。
然而，这些殷实高产的田地，也永远埋葬了那个十八岁英俊少年的下半生。
选择做回农民，是父亲对命运的妥协，无法计算清楚的是，这种妥协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村长
我已不记得是哪年，父亲当了村长。
那时的他不再英俊，一双粗糙的大手，面色黑瘦，凭借着那些年“多垦地、多打粮”的艰苦奋斗再次赢得了乡里乡亲的好感与信任。
这是他人生中最为闪光的时刻之一。
初任村长，父亲的年薪2400块，逢年过节，镇里、村里还会有一些福利，通常是一条太空被、一套衬衣或者一桶豆油。其中最好的一年，是价值几百块的冰冻海鲜（带鱼、黄花鱼之类的）。
在我们那当村长，工作难度并不算大：一是带领村民修水库水渠，保证庄稼收成；二是村民间纠纷的协调与沟通。
我记得有一年夏夜暴雨，门前的河水很快就漫了上来，村里最大的水库告急。父亲在半夜里顶着雨衣，挨家挨户通知可能出现洪灾危险，时刻准备往地势更高的后山转移。
然后，他又骑着车子去水库巡逻，查看泄洪情况以及堤坝的安全情况。
那天夜里我们并没有转移，但十几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一个画面始终在我脑海萦绕：如果父亲站在坝上巡逻，瞬间决堤怎么办？
还好，最后什么都没发生。
父亲干了十年村长，卸任时年薪翻了一倍。
嗜酒
父亲酒量并不高，最多时白酒能喝七八两，啤酒能喝五六瓶。
曾经有二十年，父亲每顿饭都想喝个二三两白酒，说是解乏儿。但从第二个十年开始，父亲明显从馋酒升级成了嗜酒，一杯下肚开始要第二杯、第三杯，谁拦跟谁急，他冲着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一不嫖二不赌，累了一辈子，就喜欢喝点儿酒，你管我干什么！
因为酒后失态，父亲没少得罪人，包括家里人。虽然父亲还很能干，虽然平时没有半点儿毛病，但一些曾经往来密切的乡邻，开始变得疏远，有酒有肉的场合，也不敢再叫他了。
我也曾掏空心思从各种角度去理解父亲，为何一喝酒就变成那样？
随着自己逐渐长大，我多少能够体会到：
一个自视甚高但不够有魄力或不够幸运的男人，面对并不符合预期的人生，是希望找些理由逃避的。
面子
父亲很爱面子。
爱面子并不绝对是坏事儿，爱面子的人通常比不爱面子的人更在乎结果，更能突破一些挑战。
父亲爱面子可以从几方面看出来。
一是作为农民，他渴望别人夸他地种得好。年轻时，他比别人下田早、回家晚。他很在意别人一亩地打了多少粮，自己一亩地打了多少粮。
如果因为什么事情影响了进度，比如全屯人都收完玉米了，我们还没有收完，父亲就会像感到羞辱一般，沮丧甚至愤怒。
他不仅希望比别人快，还希望在别人打麻将的闲暇时间，多搞点副业，提升一下收入。所以，父亲这一辈子，确实更累一些。
二是作为男人，他有道德洁癖。比如，我和谈了八年的初恋女友分手时，父亲把我臭骂了一顿，他认定我这样做是不够男人的。没有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怎么能够抛弃一个跟了你八年的姑娘？那之后的半年时间，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
他觉得我不配做他儿子。
三是作为父亲，他又觉得他有两个好儿子。其实，我和弟弟并没有什么大出息，至少目前来看都还很普通。但父亲经常得意的说，“我这俩儿子多好，都考上大学了，谁见我谁都说好”。
每每那种时刻，我都觉得我和弟弟能让他有面子，有面子又能让他快乐，也挺好的。
善良
父亲是个好人，从没有半点儿坏心眼儿。
从小到大，他给我的最大的教育就是人分善恶，咱要做个善人。对人好，不求回报。
农村不大，一个屯子几十口人，但足够复杂，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利益闹矛盾。比如，你多用了一个小时水，他多翻了一尺地。动起手来也是稀松平常的。但父亲好像从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计较。有几次母亲都怒了，父亲并不以为然。
在我心中，父亲很善良还因为另一件小事。
有着瓦匠手艺的父亲，经常在农闲时帮乡亲盖房子。其中有一户人家出了名的不讲卫生。男人有很严重的皮肤病，女人不爱收拾屋子，做饭手艺也差。但父亲坚持吃完他们“热心准备”的饭菜。
在父亲看来，他们人不坏，卫生差点不算什么。
寡断
父亲没主意，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太有主意了。
从孩子上学到承包田地，家里很多事情，最终做出决定的都是母亲。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是没有魄力的，他比他心中的自己，软弱得多。
我知道命运无法假设，但他的确从未在人生的关键时点，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半途而废居多。
不过，父亲的这些经历，深深影响了我的成长。我并不觉得他是错的，我只是希望，我能做一些他曾经想做但终究没能去做的。
我想，这是他的命，也是我的命。
老了
从去年弟弟结婚开始，父亲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听从母亲和两个儿子的建议，不再酗酒。
母亲把家里的几十亩地承包出去之后，他在医院找了一份零工打发时间，让自己忙起来。
他开始卸下一些“大男子主义”带来的虚荣的负担，享受生活中最平实的幸福。
他能够理解每一个因为爱他而阻止过他嗜酒的人，并用心修复那些对他失望的亲情。
他也试图在电话里跟我聊更多的事情，不再只是“钱够吗？最近累吗？”。
而这些变化，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原因：
父亲老了。
岁月为他卸下了早该卸下的包袱，也让他拥有了他早该拥有的平静。
我相信，每一个父亲，都曾胸怀梦想，豪情万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以接受庸常。
恰恰相反，接受庸常是大多数男人最成熟、最正确的选择。一如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般柔软、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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