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9岁高龄的李致是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作为国内文坛德高望重的作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巴金的侄儿。李致无论为人或是为文都有巴金“说真话”的秉性。
李氏家族是川内非常有名的书香之家，其先祖于1818年从浙江嘉兴迁往四川成都，巴金和李致能有文学上的成就也离不开文脉传薪以及家风熏染。
十六字辈名
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聊起家风家训的话题时，特意提到了巴金早年写给他的箴言“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他说：“这句话影响了我们家三代人。”近日，李致在其芳草街的寓所内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采访，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聊起家风家训的话题时，特意提到了巴金早年写给他的箴言“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他说：“这句话影响了我们家三代人。”
巴金祖籍原在浙江嘉兴
十年前，李致和余秋雨、陈思和、孙郁、吴青等国内著名学者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关于巴金的系列演讲，引起轰动，后来还出版成一本名为《巴老与一个世纪》的文集。
李致当时的演讲题目是《我心中的巴金》，他说：“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5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
李致拿出《巴老与一个世纪》这本书，找出笔，在一张牛皮纸上写下“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十六个字，他笑着说：“这是当年我的曾祖父李鏞叔侄给李家后人商定的辈名，没有任何人给我讲十六个字的辈名含义，但是我经过反复琢磨得出了自己的解释。”
李致认为，“道、尧、国、治”是指要像明君尧帝那样有治国之道，“家、庆、泽、长”是家庭和睦才能源远流长，“勤、修、德、业”是指为人要勤奋和修身，以贤德立业，“世、守、书、香”则是要将家族的书香之气世代坚守下去。
这十六字辈名是李家家风一种巧妙诠释，也暗含了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情怀，李氏先祖对后辈的殷殷期许以及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在他一岁零三个月就去世了，因此李致受母亲张和卿（小名兰生）的影响很深，张和卿早年读过私塾，是属于旧社会不多见的受过教育的进步女性。李致回忆道：“母亲经常说一句话，这让我印象特别深。曹操不是有句话叫‘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吗？而我母亲却恰恰反过来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李致认为，母亲这种无私和奉献的人生哲学来自于他早逝的父亲，“我父亲是家里的长房长孙，他的为人就很无私，早年他想去德国学化学，但为了操持这个家，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特别支持巴金和我三叔出去读书。不光是对家人，父亲对家里的仆人也很好，有人生病给他诊断、抓药，有人去世给他料理后事。”
如果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是让童年李致最早知道的“家训”，那在他12岁那年四爸巴金给他的一句题词则影响了其一生。1942年，巴金回到成都，当时他已经完成了《家》《春》《秋》三本轰动一时的巨著，是闻名全国的知名作家，不少成都青年登门请巴老题字，李致也拿了本子请他写。巴金毫没推辞，用毛笔给他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人各有志，最重要的是做人”
李致说：“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只是觉得‘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简直讲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知道‘讲真话，做好人’才是真正核心。”他还说：“平时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作‘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我也从没说过假话。”李致说。
“巴金最有名的一句话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我对巴金的感情，主要就是来自于这句话，他的意义甚至远超我和他的血缘关系。”李致充满深情地讲道，四川曾要给巴金修故居，但他坚决不同意，说是浪费钱；四川省作协要给他设巴金文学奖，他也不愿意，说应该设沙汀文学奖和艾芜文学奖。”
正是因为出了一位巴金，李家有了新的家风和家训。李致和其夫人经常用巴金的箴言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由于李致对后辈的严格要求，以及经常对他们以巴金的品行进行言传说教，李致的儿女和孙子辈都很优秀，儿子是光学科学家，女儿是计算机专家，外孙留学美国，毕业后曾供职于微软，目前在国内创业。李致向记者指着客厅一幅悬挂多年的书法，上面写着：“人各有志，最重要的是做人”。
李致说：“1997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句话，我把它当成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