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
致沅弟三月初六日[注1]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借悉一切。
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季弟尚在湘潭，澄弟初二日自县城归矣。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在县城、长沙等处尚顺遂否？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九弟妇近已全好，无劳挂念。沅在营宜整刷精神，不可懈怠。至嘱。
兄国藩手草
[注1]：《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
崇学君说
这古人说不好的品德导致失败的，大约有两点：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的不肖，一是傲，二是傲慢嚣张，即多言也。历代名公巨卿，大都因这两点败家丧生.
这句话是曾国藩对自己的反思，他接着跟曾国荃说我生平有执拗的毛病，性格上的傲气，不很多言，而笔下也近于多言。平静时反省我的毛病，每一次受到惩罚，根源不外这两点。早年曾国藩在京做官经常与有名气的人争斗。后来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指责别人，经常和人结怨。在江西也是如此，后来回家守制反思了自己的傲气。另外曾国藩在三十岁之前特别爱说话，不过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但他最终改掉这些毛病，到了晚年他所达到“谦”的境界令人十分敬佩。
《大戴礼记》说“慢易者，礼之所以失也”。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轻视他人，轻慢则失礼。作为领导者从内心失去了对他人的恭敬，目空一切，眼中只有自己，这是管理的大忌。
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
孔子说：“君子安详、坦然而不傲慢。小人傲慢而心情不得安宁。”人傲慢就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就容易多言。
少说话是很有好处的。《省心短语》说：“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多言最使人心志荡流，而气亦损。少言不惟养得德深，又养得气充，寤寐亦安。慎言语养德之大，节饮食养生之大。”
不能因高兴而多说话，不能因快乐而改变主意。多说话最让人心志飘浮放荡，随之精气亦损伤．少说话不仅能涵养深厚的品德，又能涵养充足的精气，睡觉也安稳．说话谨慎养得德大，饮食节简养得寿长．
说话也是讲中庸的，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为领导做服务工作时，常常容易犯三种过错：不该你讲话而抢着讲，“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躁即浮躁、急躁、轻浮、轻躁，系心性不宁静淡定之人。该你讲而不讲，“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者阴也，隐者默也，装深沉，玩深沉，系心性阴冷奸险之人。不去察言观色，胡言乱语，“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瞽，睁眼瞎，眼睛犹如鼓面，一片纯白而无眼珠，有眼无珠，系心性躁乱狂傲之人。
到底该怎么说？《论语·为政篇》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做后说，而且怎么做就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