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31日15时，美国洛杉矶市。
这是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男子100米短跑预赛正在田径场上进行。起跑线前，在那些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中国选手，吸引了众人好奇的目光。
他是第一位走进奥运赛场的中国人，四万万人口大国的唯一参赛者。
观众们无法透过那张不苟言笑的陌生面孔，洞悉他脑海中的波澜起伏——就在10个月之前，日本人在中国的领土上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此时，他的家乡东北，已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发令枪响。仅仅11秒钟之后，这个尚未被人们所熟识的中国青年，便被宣布从预赛中淘汰出局。在6名参赛者中，他只取得了第5名的成绩，与最先撞线的选手，相差大约4米的距离，折算为时间不足1秒。
历史将这瞬间永久地铭刻下来。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有人试图讲述中国在奥运赛场上的艰辛历程，便一定会提及这个名字：刘长春。
刘长春
“我能比呀！”
在刘长春远渡重洋参赛之前，中国曾多次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896年希腊即将举行第1届奥运会前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曾经向部分国家发出了参赛邀请函，其中一封通过法国驻华公使，辗转递交到清政府。但垂暮帝国的统治者，却因“不知奥运为何物”而未予理会。
彼时中国的上空，弥漫着的硝烟依旧挥之不去。腐朽闭锁的国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随之涌入的有残酷血腥的杀戮，有戕害肉体与灵魂的鸦片；也有各种异域文明的舶来品，其中便包括在洋务运动中逐渐兴起的近代体育运动。
一些有识之士是通过散见于《万国公报》上的零星消息，才对奥运会有了最初的印象。
这一发端不久的体育盛事，当时被称作“万国运动会”。
中国人萌生参加奥运会的梦想，距今恰好整整一百年。1907年10月24日，主张体育教学的“南开之父”张伯苓，在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的即兴演讲中，代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组队参加奥运会的倡议，在青年学子中间激起一阵波澜。这个被轻视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迫切地渴望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
但是对这来自民间的声音，忙于军阀混战的当权者却无暇顾及，索性充耳不闻。
中国人的热情还是得到了奥林匹克的回应。1915年，正在筹备第2届远东运动会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收到了来自“万国运动会总干事部”的电报，那便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国际奥委会。电报中明确建议:“下次万国运动会时，中国亦得派运动家前往预赛”。
然而随即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护法战争，使这弥足珍贵的机会转瞬化作泡影。
直至1921年的第5届远东运动会，中国才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联系。次年，身为远东运动会发起人之一的体育家王正廷，被推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步入这个组织的第一位中国人。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则于1931年被正式接纳为奥委会组织。
虽然这个简称“体协”的组织当时已在内政部立案，但没有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财政支持，自其诞生之初便时常因为资金匮乏，而濒临名存实亡的境地。为了应付捉襟见肘的经费问题，体协曾一度栖身于上海《申报》，借用报馆里一间狭小的空房，作为临时办公地。
尽管手头非常拮据，那一年在巴黎举行的第8届奥运会，体协还是派遣了3名网球运动员赴会参加表演活动。然而，这一举动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也没能留下任何详尽资料。如今那3名运动员的姓名，已几乎消隐于历史的长河中。
同样由于经费问题，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9届奥运会，中国也只派出时任体协干事的宋如海，以观察员的身份只身赴会观光。坐在人潮涌动的看台上，观望着异国选手奋力拼搏的矫健身影，耳畔回响着各种语言交汇而成的欢呼之声，宋如海感到极度的压抑与孤独。他用英语反复喃喃自语:“奥林匹亚……奥林匹亚……”突然，一股抑郁于胸中的热流喷薄而出，这个中国人用中文谐音大声咆哮着:“——我能比呀！”这一句呐喊，很快便被周围的声浪所淹没。
这一年，沈阳东北大学的田径场上，19岁的刘长春，已站在百米赛道的起跑线前。
“兔子腿”
刘长春
在故乡大连，提起刘长春，仍有老辈人会记得他当年那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兔子腿”。
这座滨海城市的西郊，毗邻海岸的小平岛河口村，群山环绕之下的宁静村落。村民们经常在半山坡绵延数百米的小道上，看见一个顽皮的孩子呼啸着飞奔而过。盛夏，他跑到三里开外的浅滩戏水玩耍；严冬，冻结上厚厚冰盖的溪流，则成为他“打滑溜”的好去处。
田间乡野日复一日的奔跑与嬉戏，无形中使刘长春练就了一双好腿脚。14岁那年，他转学至城区的沙河口公学堂，在参加当地一场运动会时，这个懵懂少年在百米短跑中居然跑出了11秒8的成绩，也因此叫响了“兔子腿”的名声。
这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却过早地被现实蒙上一层沉重的阴霾。
日俄战争之后的大连，原本由俄国人掌控的租借权，被移交至日本人手中。刘长春的家庭主要依靠父亲贩卖布鞋为生。但当日本人开设了鞋厂之后，机器生产的胶鞋迅速充斥市场，这个小手工业者的生意受到严重排挤。年幼的刘长春亲眼目睹了家境每况愈下的惨淡。
比起生活上的困苦，更令他刻骨铭心的阴影，是来自精神上的屈辱。
他时常被日本人用一个卑贱的词汇谩骂:“チャンコロ”（意为中国佬或清国佬）。当他忍无可忍，便在街头和日本学生厮打起来，直至被揍得遍体鳞伤。多年以后刘长春回忆说：少年时跑得飞快，有时仅仅是为与日本人比赛足球时，狠劲踢上对方几脚，“以此报仇雪恨”。
1929年10月20日，刘长春在他20岁这年，参加了生命中第一场重要比赛——“中日德三国运动会”。此时原本从初中辍学的刘长春，却幸运地破格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念书。而“三国运动会”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不久的张学良。
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短跑比赛。他是唯一进入100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其余的四名对手，分别是来自德国和日本的短跑健将。尽管5个月之前，刘长春刚刚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百米比赛中取得10秒8的成绩，创远东地区最高纪录，但是能否超越这些久负盛名的强敌，对于刘长春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悬念。
发令枪响，他敏捷地飞奔出去，与德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并肩冲在最前面，将两名日本选手彻底甩在后面。最后的一刹那，刘长春和彦鲁特拉比尔几乎同时撞线，比赛结果正式公布：两人成绩同为10秒6，但刘长春却被判为亚军。
事后他才得知，由于经验不足，在抵达终点前的瞬间，自己无意之中转了下头，与对手之间产生了不足1寸的细微差距。但这已是他短跑生涯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遗憾的是，由于赛事存在技术性缺陷，这一结果最终未能正式记录在册。
“三国运动会”后，一个德国人成了刘长春的教练。步起，德国田径队队长，当时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接受了张学良聘他出任东北大学田径教练的邀请。年轻的少帅许下了一笔最为丰厚的薪金：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小轿车一辆，马二匹。
这是刘长春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专业田径训练。身高仅有1.67米的刘长春，从事短跑运动的先天条件并不理想。少年时代的“兔子腿”，几乎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完全依靠双腿的力量来跑赢对手。进入东北大学之后，训练尽管严苛，却无益于改善他的运动技术。
经验丰富的步起，敏锐地捕捉到刘长春的缺陷：当他跑步时，头部会不由自主地过分前伸，上身过度前倾，两臂摆动不足；临近终点时，动作往往越发紧张和僵硬。他强迫刘长春放弃这种落后的“踏步式”跑法，学习更加先进的“摆动式”跑法。
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对于刘长春来说并不容易。为了感知刘长春的速度，步起时常从侧面扶着他的腰部等速奔跑。而在根治其上身前倾的坏毛病时，这位教练偶尔还会用竹竿让他吃上一点儿苦头。
严格的训练使得刘长春有了惊人的长进。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三个单项冠军。为了褒奖他所取得的成绩，身为大会东道主的杭州市政当局，曾特地将当地一条通向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
但是步起和刘长春的师生情谊，却随着东北时局的急转直下戛然中止。
山河惊变色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先是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附近，制造了一起爆炸案；随后诬称是“暴戾的东北军爆破了南满铁路”，以日本警备队遭袭击为借口，突然炮轰东北军驻地，并攻入沈阳北大营。东北大地一夜之间山河变色。
东北大学校舍距离北大营不远，刘长春无意中成为这一事件的历史亲历者。
那一夜刚熄灯不久，猝不及防的爆炸声将学生们从酣梦中惊醒。他们看见一颗颗炮弹如同炽热燃烧的火球，呼啸着撕裂静谧的夜幕，从校园上空自南向北疾速掠过，残留下一道道狰狞的曳光。随即，凄厉的枪声从远处传来。
对此毫无头绪的他们，在惊恐之中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
次日，他们目睹街上出现了大批巡逻的日本士兵，方才得知沈阳被攻占的消息。
当天下午，张学良以东北大学校长的身份发出指示:“时局危急，立即停课迁校，疏散入关。”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刘长春搭上由大连开往天津的客轮，准备前往位于北平南兵马司的东北大学临时校址复课。而他的德国教练步起，则随后黯然告别这动荡不安的国度。
直至1936年，刘长春前往德国二度参加奥运会时，才有幸和早已告别体坛的步起，在柏林最后一次重逢。
与步起共度的这不足三年的短暂训练时光，几乎是他后来在奥运赛场上的唯一筹码。
1932年5月21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突然见于大连《泰东日报》:“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刘长春的名字赫然印于纸上。其中提及的“世界运动会”，正是当年即将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而所谓“新国家”，则指代伪满洲国。
这份由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的报纸，连续5次刊载了有关刘长春的消息。同样的文字也很快出现在日本《朝日新闻》上。而在此之前，日本人已多次骚扰他居于东北的父亲，先是恶语威逼，又许以荣华富贵，企图迫使刘长春以伪满洲国选手的身份，参加奥运会。
这显然是精心策划的卑鄙伎俩。用武力奴役了这片土地的侵略者，迫切需要为潦草登台的伪满洲国政权，赋予一个至少在形式上合法的政治身份，以摆脱孤立的处境。奥运会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屡在田径场上取得骄人成绩的刘长春，则成为一粒可以利用的棋子。
5月30日，《泰东日报》再次刊载消息:“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报上甚至宣称，国际奥委会已经复电承认“满洲国”的建议，并要求速交“满洲国”的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应用。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流传至北平一带。
这是一则谬误百出的拙劣谎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紧急接洽国际奥委会，获悉了事实的真相。但是当时毫不知情的民众，却将裹挟着辱国之痛的怒火，倾泻向无辜的刘长春。在学校内，他屡次遭到学生的围攻；即使走出校园，街头巷尾认出他的陌生人，也经常会出口辱骂和指责。
忍无可忍，刘长春不得不借《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牛马耶！”
日本人已在广布谣言，要使这场阴谋不攻自破，中国人必须派遣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而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的刘长春，无疑是最佳人选。
此时距离第10届奥运会开幕，仅剩下不足两个月的时间。
单刀赴会
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刘长春代表中国远征奥运的消息被正式公开。
这一消息由张学良本人亲自宣布。他刚刚慷慨捐了8000银元，作为刘长春此次奥运之行的全部费用，约合1000余美元。此前，面对民间提出参加奥运会的呼声，民国政府以“经费不足”为理由，再次轻易而草率地予以否决。
为了达成参加奥运会的愿望，沉寂已久的中国体育界全部行动起来。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以张学良的名义，亲自致函外交部，并与体协董事长沈嗣良商议赴美事宜；体协董事王正廷、张伯苓则经过磋商，急电国际奥委会，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刘长春办理完全部手续。
7月2日，刘长春和随行教练宋君复，秘密前往上海。
他不得不心存戒备。事实上，在中国拟定的这第一份奥运选手名单中，原本还包括他的一位大连同乡，800米赛跑选手于希渭。身在东北的于希渭，也曾被日本人谣传为伪满洲国的参赛选手。此时他已在家中被日本人严密监视。
尽管没有任何声张，但敏感的报界还是捕捉到刘长春抵沪的消息。这在当地引起强烈轰动。在上海准备登船赴美的数天时间里，采访的媒体和慕名前来送行的客人络绎不绝，各种应酬更是令他应接不暇。即便抽空到体育场练习，蜂拥而至的上海市民也立即将场地围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像辞别远去的壮士那样为他饯行。
其间，当地颇有名望的上海狐狸电影公司曾连续两天邀请刘长春到体育场上拍摄有声电影，并打算随他一并寄往美国，在奥运会现场放映宣传。但是非常可惜，由于胶片出现损坏，这一计划成为泡影，也使得今天的人们无缘目睹当年刘长春出征前的英姿。
7月8日，他终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那一天，上海当地的一家报刊刊登出一幅漫画为其壮行：威风凛凛的关羽手持大刀，挺立于一条小舟之上。人们后来曾经多次借用这个恰如其分的比喻，形容刘长春的奥运之行为“单刀赴会”。
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上，25天的漫长航程，给刘长春留下了许多不快的记忆。
从上海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是经由神户、横滨、檀香山、旧金山等地辗转前往洛杉矶的。同行的宋君复曾在船上寄出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船行至日本神户港时，曾有日本记者上船采访拍照，最后突然问道，“二人代表‘中国’乎？抑代表‘满洲国’乎？”
这个问题令刘长春震怒，“当即严重声明，我二人乃代表大中华民国也。”事后有中国记者告诉他们，第二天的日本报纸上不仅刊登了刘长春与宋君复的照片，并且如实地引述了他们二人的回答，说明是代表中华民国。
日本当地的体育组织向船上发来了祝贺电报。信封上只写有“奥林匹克选手队”的称谓。但刘长春在签收之后却发现，电文中将其称作“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队”。他立即将电报退还，并索要回签字收据，并告知电信员，“船上无满洲国代表，请退回日本。”
节外生枝的干扰使得刘长春更加谨慎。邮轮驶离日本码头之前，他再也没有上岸。
即使对于同行的外国旅客，刘长春也时刻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排斥心理。
一次，船上举行化装舞会，主办人问他是否需要准备什么物品。“心中早有不平之气”的刘长春很不耐烦地答复说:“我是中国人，穿西服就是化装了！”晚年时他才承认，自己当时英语欠通顺，又不会伴舞，行动起来缩手缩脚，内心深处觉得非常孤单。
当夜晚降临时，这个异乡客悄悄躲避开那些沉浸在灯红酒绿中的欢乐人群，一个人在冷清的甲板上孤独地徘徊。船头不时飞溅的浪花，吞噬掉身后那些世俗的喧嚣。抬头眺望遥远的天边，最后一抹淡淡的晚霞即将消逝，他不禁感到茫然，为这前途未卜的艰难行程……
奥运，奥运！
1932年7月29日16时，刘长春所乘坐的邮轮，终于抵达洛杉矶码头。
对于当地华人来说，第一名中国奥运选手的到来，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刘长春刚一下船，便在数百名华侨的簇拥下，乘坐轿车前往早已是万人空巷的唐人街。这是他从未享受过的礼遇。美国警察派出4辆摩托车为其引导护送，一路上鞭炮锣鼓与汽车喇叭齐鸣。
一位美国摄影记者示意刘长春高举双手，他刚配合地举起双手，却又忽然放了下来。这个看似象征着缴械投降的姿势，令他产生了本能的抗拒。记者通过一位留学生翻译解释说，双手举过头顶，意味着他是用双手托起四亿中国人的唯一代表。刘长春这才再次举起手。
但是当他看到第二天的报纸，却是怒火中烧。那份报纸在这张照片旁注明:“看看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刘长春固执地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一次严重歧视。后来有人对他解释，这或许只是个中性意义的表述：和美国运动员相比，刘长春的身材确实明显矮小。
这样的不悦很快便被狂热的情绪所冲散。这个性格内敛的中国人，被沉浸在奥运喜悦中的美国人所感动。运动员所到之处，都会有上前索要签名的观众。作为中国唯一的参赛者，尽管当地人对刘长春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但仍然把他当作竞相追捧的明星。
习惯于写日记的刘长春，每天都会写下他在异国他乡的这些遭遇和感想，奥运会期间从未间断。这些日记随后转交至上海《时报》记者滕树谷手中，经过修饰与润色，很快便见诸报端。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些文字，才真切地感受到奥运会的浓郁气息。
奥运村建在洛杉矶市郊的一座小山上，刘长春形容那里“风景幽雅，安静美丽”:“……迎风招展的棕树叶，盛开的花和茂盛的灌木，胜似一所公园。”令他感到诧异的是，在几个月之前，这里还“不过是一块荒芜的所在”，此时“却变成了一个繁盛的锦标之城。”
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为参赛选手专门修建的住宅区。他甚至细心地打听到，这个有着500多所住宅的美丽村落，“大会一旦闭幕，此村亦随之消失，因村内各项建筑物均已出售作滨海房屋之用，故选手享住此村，筹备会未花费分文经费。”对此他颇有几分感慨。
但是这繁华的景象，却无法掩饰现实的萧条。
1932年的这个夏天，在美国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著名的《光荣与梦想》开篇，被称作“山穷水尽的夏天”。此时的世界，实则笼罩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恐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洛杉矶奥运会成为近24年来，参赛选手人数最少的一届奥运会。
在奥运村里，刘长春目睹了各国选手在赛场之下的惨况：
“巴西政府财政困难，选手旅费无着，政府给以该国特产咖啡五万袋在洛杉矶廉价出售，以充旅费之用。又因此次各国对出席选手，皆选之又选，非有把握者均忍心割爱。”他看到芬兰只派出田径选手；瑞典只注重拳击；而法国、匈牙利等国，则索性舍弃了团体成绩。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得到张学良资助的8000银元，对刘长春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
7月30日14时30分，第10届奥运会正式开幕。
刘长春走进那座仿照古罗马竞技场修建而成的大运动场，场地四周，37个参赛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可容纳十万五千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2000多名运动员此时已全部就位，等待着走向中央的400米标准田径场接受检阅的那一刻。
按照规定的入场顺序，“希腊国系大会创始者，推该国代表队居游行第一队，其次挨国名第一字母之先后排行，美国队以地主居末位。”刘长春详细地记录下开幕式的规则，“每队由一专人持国名旗前导，持国旗者随之，后面即为职员代表及选手。”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队，排在第8位上场。
有人从观众席上，远远地拍摄下了当时的场景。在宏伟的运动场上，这支仅由6人临时拼凑的队伍，越发显得渺小：刘长春擎旗走在前列；中国总代表沈嗣良紧随其后；其次为宋君复、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时任上海西青体育主任的美籍人士托平。
行进在队列中的刘长春，羡慕地观望着美国、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壮观队伍，心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痛楚。拥有四万万庞大人口的中国，却派出了选手最少的奥运代表队。
“不堪的光荣”
7月31日15时，开幕式的第二天，刘长春站在了奥运赛场上的起跑线前。
他报名参加了男子100米、200米和400米赛跑，那天进行的是他的强项100米短跑预赛。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比赛前的全部活动：七时醒，八时半早膳，谈谈说说，看看报纸，十一时半又是午饭；下午一时乘车抵运动场，先在外边“预备场上”练习，即返休息室。
这看似从容的赛前准备，却埋伏着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
出发以来，忙于应付各种应酬的刘长春，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按照计划正常进行体育训练。在赴美的旅途中，哪怕是在甲板上做体操这样最基本的活动，也时常因为海面上变幻莫测的天气而被迫中断。加上舟车劳顿、水土不服的困扰，此时他的体力根本来不及得到恢复。
而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却早在几星期之前，便陆续抵美，并开始进行赛前训练。
在训练场上，刘长春遇到了两位旧相识：日本跳远和三级跳选手南部忠平、高栏选手鹤冈。当初在大连时，他曾与他们关系颇为密切，几乎每天都会相偕前往运动场练习。但“九一八”事变后，就彻底断绝往来。如今他乡偶遇，彼此却已形同陌路。
按照规则，百米预赛每组只取前3名进入复赛和决赛。事后很多人谈论起这次比赛，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刘长春赴美之前便已自知“欲与世界之田径选手精华争胜负，相去尚远”。但实际上，仅凭三年前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的成绩，他完全可以排入世界前10名。
刘长春怀着一显身手的雄心而来，但他却遇到了最为强劲的对手。
时至今日，那一届洛杉矶奥运会仍被誉为“创纪录的奥运会”。田径比赛中共有12项世界纪录被改写，24项奥运会纪录被刷新。同样参加100米赛跑的选手中，有绰号是“午夜特别快车”的美国人埃·托兰。他在这届奥运会上，成为奥运史上百米赛跑的第一名黑人冠军。
被分在不同组别的刘长春，没能和托兰同场竞技，便惨遭淘汰出局。
各就各位。参加百米预赛第二组的6名运动员，在各自的跑道内俯首垂臂。刘长春排在第二道，身着上白下黑运动短装。此后在参加任何一场比赛时，他都会披上这样一身战袍，他将其命名为“白山黑水”，借以表达不忘东北沦陷的国仇。
场上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们屏气宁息，静静地等待着。啪的一声，发令枪响——
他像离弦的飞箭猛射出去，一起跑便冲在了最前面。空气似乎在那个瞬间骤然凝结，时间也开始变得迟滞不前。在这个23岁的中国青年意识深处，童年时那个无所畏惧的“兔子腿”仿佛突然苏醒过来，观众席上的人们甚至能够感受到，他的灵魂涌动着飞翔的冲动。
到50米处，他一直保持领先。终点线越来越近。但此时他的步伐却开始变得沉重，体力迅速流失。而身后那些追赶者却正在迅速赶上来。
70米处，对手终于将他追平；80米处，有人赶超在先。
他试图加快步伐，但是双腿的力量却已达到极限。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竞争者擦肩而过，自己却无能为力。到终点时，他只取得了小组第5名的成绩。尽管成绩相差并不悬殊，但这几乎是他短跑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失利。
历史仅记住了决赛6名选手的成绩，第1名为美国人埃·托兰，成绩为10秒3。排在第5、6名的南非联邦选手德·茹列特和日本选手吉冈隆德，其成绩分别为10秒6和10秒8，与刘长春三年前在三国运动会和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恰好完全相同。
比赛结束之后，立即为运动员发奖，并举行升旗仪式。刘长春坐在观众席中，“每项前三名将优胜国国旗悬挂高竿，音乐既奏，全场仕女起立致敬，余对之频添无限感喟。”
8月2日进行的200米预赛，重演百米预赛时的情景，刘长春再遭淘汰。
临睡前，宋君复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以刘长春两腿酸痛为由，宣布放弃两天后进行的400米比赛。面对这个决定，刘长春无话可说。他自知经过这两场艰苦的鏖战，体力在短期内难以复原，但却仍然心有不甘。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凌晨1时40分方才入睡。
直至400米预赛当天，他仍在痛苦地思索：跑，还是不跑？
尽管在预赛即遭淘汰，但刘长春在奥运会期间却享受到了冠军的待遇。主办方在正午举办冠军聚餐会时，他破例被邀赴会。这令他有些惭愧。当有人在席间介绍这位唯一的中国参赛选手时，所有的在场者便会集体起立，一一与他握手，甚至致以雷鸣般的掌声。每当这时他反而更加坐立不安：其耻笑我耶？其欢迎我耶？
最终，他选择放弃参加400米赛跑。100米及200米短跑虽然被淘汰，但人们却对他报以“虽败犹荣”的赞赏。他担心如果400米成绩相去甚远，“则此前两项‘不堪的光荣’不将丧失殆尽耶？”
那一晚，他看了一场滑稽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运动员害怕出场比赛的故事。
英雄气短
奥运会运动场门楼上，高悬着顾拜旦的名言:“参加比获胜更为重要。”
在洛杉矶奥运会余下的10天时间里，刘长春每天都会前往赛场冷眼观战。每回进出运动场时，这句话都会清晰地映入眼帘。晚年，他偶尔会在和儿女的交谈中不由自主地复述这句名言。这或许是参加奥运会的经历留给他的唯一慰藉。
在200米复赛时，他曾经坐在观众席上，仔细观察短跑冠军托兰的一举一动，并记录下他的活动细节:“约十五分钟换鞋，作三四分钟慢跑，站立起码二三次后，用两小腿上下动作。关于大腿动作，站立，两膝盖向胸部起立，取前进姿势，约四五分钟，其他大约相同。”
有报纸请他探寻国外体育发展的究竟，“以供国人谋百年之计。”他答复说，“最难者，指导、管理、运动常识是否合理化、组织化。”他为此小发一番议论:“一方面训练者，能使选手努力、感激、自励、兴奋，一方面社会又予以巨量之同情与赞助，反观我国，则何如乎？”
对于中国来说，这原本是一次切身体察外国体育事业的难得机会。但是刘长春留下的这些文字，在当时却并未得到任何重视。在那样的时代、社会背景下，这不能不算是又一个无奈的悲哀。
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举办了一场世界青年辩论大会，主题被确定为“九一八”事变。大会主办方临时向中国人发出了赴会邀请。但是，中国此次参加奥运会的总代表沈嗣良，以及中国驻洛杉矶的一位黄姓领事，却对此表示拒绝。刘长春与宋君复自愿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两人连夜拟定发言稿，并于次日由宋君复用英文登台演讲。他们也因此成为最早向世界澄清“九一八”真相的亲历者之一。
在刘长春参加这次奥运会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不太为人所知的逸闻：一位年轻的美国女人对来自异国的刘长春产生了爱慕之情，提出要随同他一起回中国。早已娶妻生子的刘长春，拒绝了这份真挚的感情。
1932年8月21日，刘长春拖着疲惫的身躯，登上柯立芝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结束了他本人的、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参赛之旅。
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创造了100米短跑10秒7的全国最新纪录。这个成绩与奥运会上的第5名非常接近。但是此时，由于在国内缺乏专业训练指导，他的左腿已出现损伤。
三年后，他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
刘长春很少谈起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细节，那是一段形同闹剧的不堪经历。国民政府派出多达66人的参赛队伍，报名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等30多个项目，甚至还在现场进行了国术表演。但这不过是借赛事粉饰门面的无聊之举。事实上，当权者并未因此支付任何费用；所有经费，全部来自此前足球队靠出国比赛积攒下来的10万港元，并一度因此引发争执。这场纷乱无序的闹剧，最终以中国人可耻的零纪录而收场。但此时选手们才知道，国民政府甚至连他们归国的路费都没有准备。
被迫滞留在柏林的刘长春，几乎处于流浪状态。他后来评价当时的境遇说：度日如年。
他最终是依靠当地华人的资助，才得以回国。归途中经过新加坡时，当地的华文报纸《星岛日报》刊登了一则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配题则是那个后来深深刺痛中国人的蔑称:“东亚病夫”。
那次经历一定也深深刺痛了刘长春。直到晚年，他还泪眼婆娑着反复吟念:“国运兴，体育兴！”
1937年，刘长春的腿部再次拉伤。落后的医疗条件使其未能复原。在绝望的泪水中，他终结了自己的竞赛生涯。
第二年，他迁居于湖南长沙。那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政府荒唐地实行了所谓“焦土抗战”，一场惨绝人寰的人为大火突然吞噬了整座长沙市。在熊熊燃烧的烈焰中，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一切纪念物品，全部被焚毁殆尽。
最后的征程
1958年8月，刘长春（右）在西安举行的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指导短跑选手。
此后整整十年，刘长春几乎被人们彻底遗忘。他从一个奥运英雄，突然沦落至社会最底层，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其间，他漂泊在北平和南京两地，靠为饭店打工养家糊口；还曾经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牢。为填补内心的空虚与怅惘，他一度与大烟和酒精为伴。
直至1949年，刘长春才以体育教师和田径教练的身份，重返运动场。他先是在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随后又调至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1958年新中国第一届运动会上，他被安排担任裁判工作；这次运动会上，由他创造并保持了25年之久的中国百米短跑纪录被打破。
这以后的二十多年，刘长春一直在大连任教。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大连理工大学简陋的操场上，训练一批由他在当地亲自挑选的少年田径选手。
操场的东北角，跑道尽头是一间不起眼的体育器材出借室，人们每天都会看到一位黑瘦的老者，独自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尽管他的背已经驼得很厉害，腿脚却仍很利索。他的性格似乎有些孤僻，很少与人言语，通常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仔细打量着从他面前飞奔而过的年轻身影。
这或许会让他恍惚回忆起，当年那个在半山坡上奔跑的“兔子腿”。
有时他会从怀里掏出一块秒表，操场上所有少年的跑步成绩，他都会格外认真地记录下来。看到那些跑得特别快的孩子，他的脸上偶尔会露出难得的微笑，小声地称赞几句。那些七八岁大的孩子，恭敬地称呼他为“刘老师”。
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也都对他的经历略有耳闻。然而他几乎从未完整地对人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即使是家人，也只能从他平日本就不多的闲谈絮语中，知晓曾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零星往事。
他仍然保持着每天晨跑锻炼的习惯。清晨5时，当年东北大学训练日程表里的晨练时间，他沿着自家门前那条笔直的高尔基路，在两旁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的浓荫下，一路奔跑。排列在两旁的旧式楼阁仍在沉睡，一切都显得安详而宁静。临近路口时，他会突然加速，做出一个漂亮的冲刺动作。尽管明显迟缓，却依稀能够分辨出当年的风采。
似乎只有在奔跑时，他的心灵才会得到片刻的释放。
1979年11月，中国正式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此后，刘长春曾担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等职。
1982年岁末的一天，年迈的刘长春独自坐在家中，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寂寥的天空。此时他已得知，1983年中国即将在上海举办第5届全运会；1984年，中国将正式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
上海，洛杉矶。
“你说，我能去看看吗？”他若有所思地对身旁的家人喃喃低语。
刘长春从未向任何人提出过想要重返洛杉矶奥运会的只言片语。他说的“去看看”，只是指上海全运会。但是家人能听懂他内心的渴望——当年他正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洛杉矶，迈出中国人的第一步奥运征程。
刘长春没能再去上海。1983年3月中旬，他在一次晨跑时突感身体不适，当天被送往医院。3月25日，他在病床上辞别人世，享年73岁。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事后人们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1984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名单。
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重返奥运会。1984年7月29日，洛杉矶，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夺得中国人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这是怎样的巧合啊！52年前，也是7月29日，也是在洛杉矶，一个中国人代表这个民族，第一次站在了奥林匹克的五环之下。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07年5月29日
本期作者：周健森
本期编辑：杨丽娟
【版权声明】本头条号所发布的内容，除注明来源外，均来自微信号“北京日报纪事”（bjrbjishi），版权均属北京日报社所有，任何媒体、机构或个人未经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或发表。违者将由北京日报社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