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联合国部长级禁毒国际会议，有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国际禁毒会议。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并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同时号召全球人民共同来解决毒品问题。
在中国最早的毒品雏形应该算是三国魏晋时期的“五石散”，它已经初步具有了毒品的作用及危害。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那时，服食“五石散”，是一种时尚，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从魏到唐天宝之间的500多年中，服散者可能有数百万，因此丧生的也可能有数十万。我们最熟知的书圣王羲之便是因为服散致疾，不治而亡，而曹操的早期谋士郭嘉，也有一说是服五石散过量而死。
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年轻的高宗李治因患风症，时感龙体欠安，经常头晕目眩。拂菻国进贡了一种，含有罂粟成分的“底也伽”，正对李治的病症。《旧唐书》的寥寥几字成了罂粟制品进入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
到了宋代，鸦片的主要功能还是治病。从所留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宋代名人与罂粟的关系很密切。苏轼、苏辙兄弟或许都服食过罂粟。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曾经形容过喝了罂粟汤的感受：“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显然是服食毒品后精神恍惚，充满幻觉的状态。
吸食毒品在中国大范围泛滥，当从元朝开始。蒙元征服印欧的同时，也把鸦片作为战利品，从西域带回了中国。元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明时，明神宗朱翊钧更是一位染毒成瘾的皇帝。他当皇帝长达48年，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长年在深宫大院里，群臣罕能窥其面。清代的俞燮直接认定朱翊钧“中乌香之毒”。乌香，就是藩国进贡的鸦片。
到了晚清，故事我们就耳熟能详起来了，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慈禧老佛爷的“福寿膏”，就连末代皇后婉容也是因吸大烟香消玉殒。
176年前的今天，中国人为了禁毒，在广东进行的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刚刚结束，而这也成为西方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给中国带来了百年近代屈辱史。
深谙毒品危害的中国，在当前执政层的领导下更有效、严格、务实地解决毒品问题，对涉毒行为无论内外一律零容忍。
说到涉毒，这就不得不提去年多名演员、歌手、编剧等公众人物涉毒被捕，一时间成为最好的禁毒宣传题材。一批有着各种光环的“明星”因涉毒被依法惩治，让公众从毒品危害、法律法规、政府决心等各方面去认知毒品，自觉远离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