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卫立煌（1897.2～1960.1），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资料图）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干将；他既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又敢于和他唱对台戏；他在抗战中虽创下辉煌战绩，胜利后却被解除了兵权；在辽沈战役中他暗做“内应”，配合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事后却成了中共公布的战犯；蒋介石下野后，他逃到香港隐居，1955年初却突然返回大陆……这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因机灵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笼络人才。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随蒋东征北伐，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蒋介石此举，既鼓舞了士气，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到处搜捕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镇压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十分恐慌，忙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人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受蒋厚赏，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将”之一，但他一非蒋氏同乡，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二人并非亲密无间。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心生不满，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一有机会总想见许，但蒋阻止他俩往来。卫曾对手下亲信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虽处于最前线，但位居“小委员长”陈诚之下，他甚为恼火，一气之下，回了南京。别人问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称病住院。探视者络绎不绝，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镇压“福建事变”，卫立煌居功至伟，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早在1930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卫心中很沮丧。1941年底，卫去重庆开会，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请柬送到卫的住处，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卫缺席而变成13人，蒋认为13数不吉利，临时拉了秘书凑数。事后，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说卫立煌狂妄自大，目无领袖，不给他面子。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其三，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山西。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他并不摸底。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表现：在西安，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后八路军的新番号）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共产党以有力支援；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称他为“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考察欧美，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电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央委婉地转告卫，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他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战犯”回归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通过内战，卫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卫本来在蒋嫡系中并不得意，征战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地盘，自己军队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头来仍是光杆司令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心狠手辣的蒋恐在不久对他不利，准备逃往外国避难。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隐居香港，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放过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卫立煌并没有因为自己名列战犯而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失去信任，这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多次与共产党人接触，深知其统战政策的真诚与伟大。故而，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看出卫立煌的诚挚心情。
1955年3月，卫立煌在中共的热情欢迎、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大陆，并发布《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用锋利的言辞，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卖国求荣、鱼肉百姓、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回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标志着卫立煌的思想转变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1938年4月访问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归祖国，中间相隔17年时间。这17年间，卫立煌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回到大陆后的5年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