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本应是新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省市启动的时间节点。但这一时间节点过去两个多月后，18个试点省份中仍有超过一半至今未宣布相关方案。湖南、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贵州、西藏等10个省份，既未明确“官宣”暂缓改革，也迟迟不见“改革动作”，被外界解读为推迟改革试点。
作为通向国内大学的唯一渠道，高考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试行的第4年。按原定计划，加上第一批2个省（上海、浙江）及第二批4个省（北京、天津、海南、山东），到2019年高考，全国将共有24个省启动新高考，不再实行文理分科，考试科目变为“3+3（即‘6选3’）”。
但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苏、福建、辽宁、广东、湖北、河北、重庆7个省市宣布并于2018年秋季学期按时启动新高考改革。
试点省份缘何由18个锐减至7个？
11月26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创新人才”2018高校高中教育发展论坛上，身处新高考改革决策和实施一线的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处长韩宁，现场解密了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行的背景，并指出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
高考综合改革的政策原由
韩宁说，新高考政策的产生有三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即2010年，国家颁布了一个《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这一纲要出台的背景是：分省命题方兴未艾，自主招生大战如火如荼。而围绕分省招生指标，各种意见尖锐对立。
为什么山东省的考分就那么高，北京人和上海人为什么上大学就那么容易？
同时，高考加分也引起激烈争论，原本是为了弥补高考唯分数论的缺陷，但特长加分引起一些学校的质疑，被认为含金量不高。
此外，关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缠斗不休，“这些问题推动了当时新一轮的高考改革”。韩宁说。
当时的《纲要》提到了三个原则，即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这是三个目标。多目标的任务往往是不容易完成的，有时候它中间是有冲突的，哪个放在第一位，哪个放在第二位，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很纠结。”韩宁表示。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在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于高考的描述成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此外，还提到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化考试一年多考。“这已经和我们今天实行的高考方案很像了。”韩宁说。
第三个时间点就是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高考多年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实施意见。
对高考多年存在的问题，意见提出新高考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要求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以及招生录取机制等，以上海市、浙江省为改革试点从秋季开始执行新方案。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浙江、上海启动综合改革试点。
新高考遇到6大新问题
“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确实在改革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韩宁表示。
他梳理了六条。
第一，走班教学会不会凸显教育资源不足？
上海新高考实行“3（语数外）+6（物化生政史地）选3”科目组合，浙江则在“6”的基础上另加一门技术科，为“7选3”做法。“3+6选3”有20种科目组合，“3+7选3”则有35种，许多一线老师都认可高考改革的方向性正确——诸多组合扩大了学生的学科选择权、考试选择权、课程选择权。
然而，在实际的改革落地中，如果允许学生自主选择的话，学校就必须根据学生的选科提供足量的课程供“走班”。举了个例子，假设一个年级有120人选历史，就得至少开出3个历史班，否则不能满足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重点高中，学校目前的师资力量也远难承担这样的办学模式。
“重新配备整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难度太大。”这是新高考“改不动”的“第一难”。
大部分重点高中以理科见长，每年高考，理科生的一本上线率要比文科生高。目前学校的理科学生占比更高达80%以上，文理科行政班级比例分配则是1：4。这意味着，学校里教理科课程的老师远远多于教文科的老师。
一旦让学生自主选科，学校最担心的正是文科老师不足，没法开出足够的班级满足需求。
届时，需要多少老师，完全看学生怎么选。“谁也不能保证明年学生‘口味’和今年一样。如果今年学生偏理，我理科老师多，明年偏文怎么办？难道要解雇老师？”一名不愿具名的高中校长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这种“尴尬”，“况且，学校也不能等学生选完课再去招老师。”
第二，考试次数过多会不会加重负担？
这个既有学生的负担，也有老师的负担，也有校长的负担。
改革试点几年下来，上海高考出现一个“怪象”。大多数学生在一年两次英语考试中，都会选择考两次。即使春考成绩已经是最好的等级，还是不愿错过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级优劣都是根据参考总人数来排名划分。
因为很多学生觉得，一方面要确保自己足够优秀，对于第二次或许能得到更高成绩抱有希望；另一方面还要“占位”，不能让别人也“优秀”。
第三，分散考试、多次考试、走班教学会不会造成中学教学秩序的混乱？
以前五六十名学生一个行政班，班主任很了解学生情况。打破行政班，也意味着打破“班主任责任制”，一些校长很担心“管不住”。
除了软件，选课走班对学校管理的硬件资源要求也让不少校长皱眉。宜宾一名高中校长算了个数，他的学校目前一个年级有近千人，总共65间教室，包括常规教室和实验室等场地。一个行政班五六十名学生。如果开始选课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会成倍增加，他至少得为此“再盖栋楼”。
比钱到位更关键的还得有技术。二三十种选课组合如何排课，一度成为试点省份高中校长面临的“头号难题”。
“怎么排都有学生上不了课！”河南省一所普通高中校长。该校曾经模拟过选课排课表。不是老师的时间不够排，就是学生选修课程时间会冲突，让他很是头疼。
从浙江和上海的高考改革历程来看，由于师资、场地不足，选课走班变为“套餐制”已经成为不少高中的“首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这是未来新高考改革具体落实的一种趋势。学校规模越小排课难度越小，越大的学校学生越多，越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改革试点几年下来，发现上海的一个“怪象”。大多数学生在一年两次英语考试中，都会选择考两次。即使春考成绩已经是最好的等级，还是不愿错过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级优劣都是根据参考总人数来排名划分。
“学生不仅要确保自己足够优秀，还要‘占位’，不能让别人也‘优秀’。”
第四，学生选科比例不合理会不会造成未来国民总体科学素养下降？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数据，2017年的25.01万浙江考生中，有8.95万人选考物理，占全部考生的35.78%。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5万名考生中有1.92万人选考物理，占比38.4%。即便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也担心无法获得较好的位次而选择放弃较难学科。
而物理对于科学的发展又不言而喻。比如，北京邮电大学要求学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础，尤其是物理。现在招来的学生发现有的并没有参加物理的等级考，而是参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级是很低的。
第五，选科造成的学生知识结构差异过大，从而影响大学的培养。
比方说：北京邮电大学要求学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础，尤其是物理。现在招来的学生发现有的并没有参加物理的等级考，而是参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级是很低的。”
第六，当试点扩大以后，省级考试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专业的服务？
为什么有一些省后来经过研究决定暂时推迟高考改革？因为在分省命题当中，只有一半的省是分省命题，即使是江苏这样的教育、经济发达的大省，年年的命题也是不堪重负的，我们的考试机构能不能有能力负担这个责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过，在第二批试点的时候，教育部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比方说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浙江调整考试时间，建立物理学科保障机制，山东提出新的赋分办法，等级考时间普遍推迟到高三下学期等等。
关于第三批试点，陈宝生部长有一个‘跳起来摘苹果’的理论，他说对于新高考改革，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不凑数，条件达到了就批准启动，条件达不到就创造条件，达到了再上。
总结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局长陆建国曾就高考相关问题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写道：
中国国情复杂，各个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这是启动所有改革都应统筹考量的一个基本现实，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具备与改革相匹配的物质条件时，贸然一刀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具体到此轮新高考改革，显而易见，浙江方案中的“7选3”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仅造成了物理学科选修学生数的大幅降低，而且，与之对应并普遍推行的选课走班制度，更带来了师资力量的不匹配，以及教室和专用室的严重短缺问题，很多学校在落实过程中，可以说是勉力为之，乃至变形走样。浙江作为东部发达省份，尚且勉为其难，如果把这一方案推广到全国，笔者认为，对于大部分省市而言，这将是高中学校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不少一线高中教师对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落实细节有类似存疑，但他们同时也表达了对改革方向的认可。最关键是，大家都知道方案本身不会再“大改”，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改革文件下来之前想好对策。
国务院2014年就颁布了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并不会有大的调整，暂缓只是要评估各地是否具备改革的条件。这种评估，即根据“3+3”科目改革对高中办学的师资、课程、场地、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等要求评估改革的条件，在改革准备更充分时启动改革，避免改革方案在落实时大打折扣。
但是，暂缓改革的省份很多高中大多还处于观望状态，主动提高高中建设标准、推进高中课程建设改革，以及针对学生开展生涯规划教育的学校并不多，对此有清醒认识和准备的家长、学生更是少之又少！
高考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潮流浩浩荡荡。客观条件不足的确是原因，但主观上对新生事物抱有抵触态度，恐怕才是问题所在。高考改革可能会延迟，但步伐挡不住，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最终会得到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