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第一哲学家
保罗·利科著，汪堂家译
选自《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在厄尔曼那里，在索绪尔之后的一些语义学家（接近厄尔曼）那里，隐喻理论首先不过是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假设向历史语言学领域、向意义变化领域的应用。对更关键的第二种近似而言，它们的分析完全不同于应用：它们通过结果来修改这些假设，至少在实际上如此。这些结果对原则的冲击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在一种语义学中起某种作用的标志，这种语义学仅仅相当于语词语义学。在下一节中，它试图利用语词语义学将本篇研究和下一篇研究所讨论的单词隐喻与前一篇研究所讨论的陈述隐喻并列起来。
在索绪尔之后人们对隐喻的考察似乎表明，《普通语言学教程》既构成了语词语义学纲要中的中间环节也构成了一种断裂。这一特点可以通过《普通语言学教程》显示的方法论危机来进行十分清楚的说明。这场危机实际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普通语言学教程》通过本质上单纯的活动消除了混乱和模糊性；另一方面，通过它所确立的二分法，它留下了令人困惑重重的遗产。在索绪尔之后，这种甚至限于语词语义学的隐喻问题仍然是检验这些困惑的试金石。隐喻实际上保持着索绪尔所造成的大部分裂口并且揭示了在何种程度上这些二分法在今天构成了需要减少或调和的矛盾。
因此，对索绪尔来说，语言与言语之间的断裂使语言成了完全包含在一门独一无二的科学中的同质对象，因为符号的两面——能指与所指——处在断裂的同一边。但这种二分法制造的问题就像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从现代语言学的综合中，雅科布松发现：“虽然这种有限观点仍然有一些支持者，但两个方面的完全分离事实上会导致对两种不同的等级关系的认可：对信码的分析会正式考虑到信息，反之亦然。如果不将信码与信息进行对比，就不可能形成语言的创造力的观念。”在补充雅科布松提出的信码与信息交流的事例[如，谈话主体根据交流情境自由选择的子信码的作用，支撑着谈话主体的同一性的个人信码的构成，等等]时，隐喻构成了信码与信息交流的极好例子。我们发现，隐喻要归类于意义的改变。但是“在言语，即语言的具体实现中，此一改变才得以表现出来”（《法语语义学纲要》，第237页）。而且，我们已发现这些变化的并不引人注目的性质：不管有多少种中间环节被词义变化的历史所证明，个体的每种改变都是一种能证明意义更新对言语的依赖性的突变。另一方面，隐喻取决于信码的性质，即多义性。当不再更新的隐喻成了惯用的隐喻，继而成了口头禅时，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多义性。这样，语言与言语间的循环便完成了。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循环：最初的多义性等于语言；活的隐喻等于言语；惯用的隐喻等于言语向语言的回归；最新的多义性等于语言。这种循环完全说明坚持索绪尔的二分法是不可能的。
第二种重要的二分法——将同时性观点与历时性观点对立起来的二分法——并不像前一种二分法那样有益。在根据同时性与连续性将语言事实的两种不同关系与时间结合起来时，它不仅结束了一种混乱状态，而且在提供一种新的优先性即系统对演化的优先性时，在可理解性原则的层面上结束了历史的支配地位。
但是，这里产生的困惑可与新发现等量齐观。像隐喻这样的现象既有系统的方面也有历史的方面。因为多义词严格说来是一种同时性的事实。在信码中，它表示几种事物。因此，必须把多义性放在同时性一边；意义的变化补充多义性并在过去有助于形成现实的多义性，这种意义变化是一种历时性的事实。因此，作为更新现象的隐喻要被置于意义变化的领域，从而要被置于历时性事实中。但是，作为已被接受的偏差现象，它与多义性相对立，从而与同时性层面相对立。因此，我们必须再次调和一种非常严重的对立，并把结构的方面与历史的方面联系起来。依靠获得新意义并在不丧失传统意义的情况下保留这些新意义的能力，语词似乎汇聚了两个层面的因素。这一累积过程因其双重性质似乎导致一种演变缓慢的观点。
在考虑意义变化之前，对多义性的完整描述需要这种演变缓慢的观点。要描述它而又不追溯它的起源实际上十分困难，因此，尽管提出了我们读到过的那些声明，厄尔曼仍然在阐述多义性的那一章中考察了它所“提供的四个主要来源”。但这四个来源具有或多或少被注意到的历时性特征：意义的“转变”就是朝不同方向发展。“形象化表达”源于隐喻与换喻，它们要立即起作用就得成为产生多义性系列的言语事件。“普通语源学”作为后来的推动力产生了一种多义性状态。至于“各种外来影响”，正如这个词所表明的，它们重新进入了演化的范围，而那些演化活动通过语义的模仿产生了各种情形。此处引入的“语义复制”概念意味着回到类似性，而类似本身被视为语义变化的一种因素。因此，尽管为了将描述与历史分开而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对多义性的描述仍然要涉及语义变化的可能性。多义性本身（也就是说，对其“来源”不予考虑）要涉及历时性特征的各种可能性：多义性意味着以新的意义补充原有词义而又不使原有词义丧失的那种可能性。语词的开放结构、它的灵活性、它的流动性已经暗示着意义变化现象的出现。
如果多义性难以包含在同时性描述的范围内，那么，只有当源于历史观点的这些意义变化处于同时性层次并且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时，它们才能被完整地统一起来。因此，厄尔曼本人在论述多义性的那一章中考察了“风格”的模糊性。这个术语十分确切地表明了关于修辞格的修辞学方案（“由于外国人担心这种模糊性，由于逻辑学家指责这种模糊性，由于日常语言对明晰性的需要克服了这种模糊性，这位作家有时为了风格的目的而研究这种模糊性”）。将风格的模糊性归入同时性事实，与多义性相同的领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在特定时刻处于作为双重意义的语言状态中：意义变化的同时性投射因此完全成了与多义性属于同一层次的现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这种模糊性视为语义变化的条件。在被纳入一种模糊的句子（对它可以作两种解释）时，语词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话语的模糊性为语词的模糊性开辟了道路，而语词的模糊性可以导致既有意义的改变，意义的变化则增加多义性。
最恰当的莫过于指出，索绪尔的一些二分法制造的问题与它们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甚至索绪尔的最确实的区分也无法不成为困惑的根源：我们知道，索绪尔是何等严格地将意义的纯内在关系，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与它所抛弃的符号一事物这种外在关系对立起来。然而，“事物”不再属于意义的因素：语言符号并不将事物与名称统一起来，而是将概念与听觉印象统一起来。
索绪尔之后的所有语言学家都接受了这种分裂，但它也产生了一种疑难。因为话语通过其指称功能确实将符号与事物联系起来。指称是符号与事物的关系，而意义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它由此导致了意义概念的模糊性。作为索绪尔所说的所指，意义不过是能指的反映，它被同时分割开来，就像剪刀同时剪开纸的两面。与被指称的现实相比，意义仍然是语词与事物之间的中介，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它语词与事物发生关联：vox significat mediantibus conceptis。这道裂缝贯穿于广义的语义学并把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家的语义学与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语义学分离开来，对这些哲学家来说，语义学基本上是对符号与被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排除意义一事物的关系时，语言学家完全摆脱了与规范的逻辑一语法科学的关联，他通过确保对象的同质性而确立自己的自主性，而能指与所指处于语言学符号的范围内。但反面是沉重的。在符号理论的范围内考虑语言的指称功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符号理论只承认能指与所指的区别），而这种指示功能不会造成语言观方面的困难，这种语言观一开始将符号与话语区别开来，并通过与超语言学实在的对比，对与符号截然相反的话语进行规定。正因如此，英国哲学家的语义学是一种话语的语义学，这种语义学一开始就处于指示活动的领域，甚至在它考察语词时也是如此。因为对它来说，语词作为话语的一部分同样是部分指示活动的载体。千真万确的是，厄尔曼的那类语义学在丝毫不利用与超语言学实在的关系符号理论的范围内成功地定义了它所描述的大部分现象——同义性、同音异义性、一词多义性。但是，一旦我们关注这些差别在话语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就会需要那种利用符号与事物的关系的指示关系。在话语中，多义性，即语词意义的纯粹潜在性质经过了筛选。相同的语境机制（语词或非语词的）有助于排除多义词的模糊性并且决定着新意义的形成：“词语或非词语的语境使得偏差，使得不合习惯的意义的使用成为可能。”要确定同一个语词的不同意义，不管是惯用的意义还是不惯用的意义，都必须诉诸它们的语境用法。语词的不同意义不过是语境的变异，我们可以按它们出现的种类对它们进行分类。一旦我们走上这条道路，这些概念的变异的种类就很快会取决于分析对象（即事物或事物的指代）的不同可能性。就像《普通修辞学》乐于承认的那样，对对象进行质料分析，把它分为各个部分，对概念进行理性的分析，把它分为不同要素，需要对指代领域进行描述的各种模式。一旦我们把同一个语词的多义性的变异描述成语境意义，就可以将这些多义性的变异归于不同种类，要了解这些种类，对指示的考虑就必然干扰对纯粹所指的考虑。话语引入了“语境的”这个形容词并随之引入了语言的指示目标。
如果多义性作为同时性的事实具有这样一些涵义，那么，隐喻作为意义的变化就更有理由如此。厄尔曼提醒说，狭义上的语义更新是一种言语事实。我们已经看到它对语言一言语关系以及同时性一历时性关系的影响。它对所指一所示对象的关系的涵义并非不够重要。语义更新是创造性地回答事物所提出的某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在某种话语情境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特定的时刻，我们试图表达某种需要言语活动的东西，需要言语对语言发生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将语词与实物对立起来，最后，关键是对指代领域进行新的描述。在下一篇研究中，我们将会讨论这种重新描述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表明它已被纳入了语义理论中，而语义理论限于讨论意义变化，即限于对单一所指的研究。所有的变化都包含着说话者和民众的全部讨论。
但是，在索绪尔的所指与超语言学的指称对象之间无法直接架起桥梁。我们必须绕过话语并忽略句子的指称以便达到语词的指称。只有这种迂回才能使我们将命名活动与隐喻活动和述谓活动联系起来，而述谓活动为这一工作提供了话语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