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修哲
我的驻外记者生涯从头至尾都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我亲身经历了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兴衰和解体，亲耳聆听了驻在国人民对社会变迁的种种议论和感慨。年届古稀的我，深为一生能有这样的经历而庆幸，更为多年从事驻外记者的工作而感到不枉此生。从初出茅庐到逐步趋向成熟，饱尝了驻外记者的酸甜苦辣。回顾往事，思绪万千，深感有“十要”和“六勤”是需要驻外记者遵循的。
一要 能听会说
在国外当记者首先要过外语关。走出国门前，我仅学了8个月的俄文。还记得，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上的第一堂课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史，老师讲得绘声绘色，可我们几个从未涉猎过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俄文词汇又极其贫乏的中国同学只能傻瓜似地呆坐在教室里听着。一堂课下来，进入我脑中的只有俄文的“文学”这一个词，对讲课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只好在课外请苏联同学帮忙。后来无论是班级论文，还是实习时写的稿件，几乎每篇都不得不请苏联同学或报社编辑加以修改和润色。不言而喻，俄华词典更是与我形影相伴的好助教。
只有听得懂俄语和会讲俄语，才能在苏联开展采访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带翻译进行采访的驻外记者己经寥寥无几，因此不管是在学习期间，还是在走上驻外记者工作岗位之后，掌握外语仍然不能懈怠。第一次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工作时，我曾经随同首席记者去著名的莫斯科“三山纺织联合公司”采访，接待我们的工厂负责人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了该公司的新产品，介绍中涉及到的一系列专业词汇远远超出了我的俄文知识范围，只能回到分社后藉助词典根据录音来整理。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后来的实践表明，要过“外语关”只能靠勤奋学习。要多读、多听、多写、多问。经过多年的日积月累，才逐渐地能自由地用俄语采访，用俄文写稿，到了不惑之年，竟能到苏联中央电视台用俄语面对面地同节目主持人对话。值得一提是，驻外记者不能安于仅仅掌握驻在国的语言，懂得的外语越多对工作越是有利。我一直为未能学好英语而深感遗憾。记得有一次，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沃伦佐夫为外国大通讯社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举行吹风会，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副外长用英语侃侃而谈，场内并未提供俄语翻译。我因不懂英语，只能乾坐在那里，放过了一次了解驻在国外交政策的机会，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二要 不畏艰难
留学苏联的学习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新闻系的课程很重、很广。从俄罗斯的新闻史到世界文学史，从联共党史到政治经济学，从语法修辞到新闻写作，从班级论文到毕业论文，从课堂讨论到去报社实习......每一项课程都把我们中国留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刻苦学习，终于为毕生的新闻工作打下了必备的基础。
采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第一次采访是在莫斯科“红色无产者”车床工厂的厂报实习时进行的。主编派我去车间采写一篇批评浪费金属的稿件。人生地不熟，又不懂车床生产知识和俄文专业词汇，只能硬着头皮前往指定的车间。经热心的苏联工人们的反复解说，我似懂非懂地总算写出了一篇稿子。后经编辑加工，又用了个俄国人的姓名作笔名，第一次采访的“成果”才算见了报。可是我的这篇“处女作”却引起了车间某些工人的反感，原因很简单，我这个俄文水平低、专业知识又差的小伙子，怎么能写出如此有质量、而且还是批评性的稿件来呢？！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执政时期，我采访过当时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普里马科夫。若干年后，叶利钦执政时期，他当上了外交部长。有一次，国际文传电讯社请他与记者会见，事先我请该社的副社长转请外长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单独接见我，回答我就香港回归提出的几个问题，这位同行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托。会后主人邀请外长午餐，我的朋友让我在室外等候。我满怀希望地苦等了一个半小时，不料宾主出来后，副社长悄悄告诉我∶普里马科夫没有同意接受我的单独采访，于是我只好败兴而归。采访是有求于人的事，尤其是采访政界要人，难免会遭到婉言相拒，对此记者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怕碰钉子。至于采访成果，则更需要勤学苦练，持之以恒地积累经验，才能写出有质量的成品来。在这方面，“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要 边学边干
中国新闻界的前辈范长江曾经说过∶“对于一个记者，凡是需要的都应该不断地学，学那些自己在报道中感到特别缺乏的东西。”一般来说，国内记者往往分工很明确，而驻外记者则不然。因为新闻单位派出的人员数量有限，少的仅有一、两人。即使人多一些的分社大致有个分工，但在必要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科技和教育各个领域的报道任务都要去承担，这是不能推诿的事。记者被认为是“杂家”，可是要名符其实地成为“杂家”，就只能遵循范长江的教导，在工作中边学边干。
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采访过几次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如，1978年8月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1981年11月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这些都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双边交往尚未恢复时中国运动员前来参加的重要国际比赛，因此颇为引人注目。当时这两项运动的中国选手已接近国际水平，都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愿望，希望能在苏联体育馆里升起五星红旗和演奏中国国歌， 涨一涨中国人民的志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有责任搞好报道。
应该承认，根据排球比赛的比分来报道每场的结局是件容易的事，而要介绍战略战术的难度就大得多。体操运动员的高难度动作令人眼花缭乱，记者要把那些精彩的场面写出来，就要有专业知识。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就得不齿下问，在赛前赛后向教练、运动员，甚至随队医生请教，尽力把稿件写得生动一些。
体育报道是如此，科技报道更无例外。1962年7月我采访过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撰写了题为《探索癌的奥秘》的长篇通讯，被《人民日报》采用。这是我踏上记者岗位后发表的第一篇通讯，也是我边学边干所获得的成果。那是一次世界医学界的盛会，来自70个国家的5000人带来了2000多篇学术论文和100多部有关肿瘤的科技纪录影片，加上与会专家对癌症的起因有不同的看法，对治疗方法更是各有千秋。对我这样一个门外汉来说，简直不知道如何下笔。我在会上整整“泡”了一周，收集了必要的材料，仔细阅读后便去找老师——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著名的医学家林巧稚、吴英恺向我介绍了我国专家提供的学术论文的内容要点及其价值，并且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这次大会的意义，耐心地解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才使我有可能“探索”一下“癌的奥秘”。1981年9月，第七届国际高压输氧医疗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又是一次国际医疗界的盛会，有24个国家的500多名医生、专家与会。中国没有派代表前来，我便根据现场采访了解到的情况和收集到的书面材料加以分析整理，边学边干，撰写出题为《前景广阔的医疗法——高压输氧法》的通讯。
四要 开拓进取
1978年我重返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时，正面临粉碎“四人邦”后如何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拨乱反正”的问题。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新闻界同样受到这股思潮的冲击，新华社对苏联的报道尤其深受其害。当年有关苏联“变修”的稿件由总社编辑部承担，这些稿件大多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是“随心所欲、无限上纲”。相形之下，莫斯科分社的报道则几乎濒于停顿的边缘。以1977年为例，全年只发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以及两国贸易会谈结束等屈指可数的几条简短消息。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墨守陈规，敢于开拓进取，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为此，我们通过报道中国人民熟悉的苏联名人逝世的消息以及参观名人故居，撰写介绍著名作家生平的通讯等办法，一步一步扩大报道面，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效果。这些成功的经历表明，事在人为，只要动脑筋、想办法，抓住时机、不“守株待兔”，勇于摸索创新，就能在报道领域闯出一条新路来。
五要 勤于采访
1979年12月去斯大林故乡采访是我驻外记者生涯里的一个亮点。那年是斯大林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执政30年，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击败了德国法西斯，在苏联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逝世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借斯大林诞生百年之机，去他的故乡了解当地人民对他的评价，是一件很有意思的采访活动。
《千秋功过，人民自有评说---访斯大林故乡》 是记者通过实地采访，了解到斯大林故乡的普通百姓公正地评说一位有争议的领导人撰写出来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即使是“圣贤”，也难免会犯错误。格鲁吉亚人民用这个哲理来看待斯大林，并且用“人”而不是“神”的准绳来评价历史伟人，就既有人情味，又比较客观全面。在粉碎“四人邦”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中国人民同样面临如何看待毛泽东一生的问题。也许，访斯大林故乡一文当时之所以受到中国媒体和读者重视的原因正在于此。
采访是驻外记者主要的工作方式，我从采访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更从中得益非浅。在科技突飞猛进的21世纪，电脑进入千家万户，文字记者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在网上就可浏览到世界各地的信息，真可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可是对驻外记者来说，在使用电脑这一先进工具的同时，万万不能安于“家中坐”，要多多外出采访。
六要 亲临现场
在国外当记者往往会碰上突发事件，这是对驻外记者的严峻考验。政变是常见的一种突发事件，总会带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性质。记者采访类似的突发事件往往要冒生命危险。此外，判断突发事件的背景、性质、结局和影响也絕非易事。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发生了一次带有政变性质的突发事件。1991年8月19日凌晨6时05分，苏联电台和电视台突然宣布∶鉴于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副总统亚纳耶夫接管苏联总统职权。几分钟后，又传来了即日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紧急状态的消息。
这一突发事件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尽管事件仅历时3天，但这却是关系到苏共乃至苏联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对我们驻外记者的一次严峻考验（详见第178—190页《8.19事件始末》）。
严格地说，“勤于采访”就包括“亲临现场”，然而将后者单列出来有两点考虑∶一是文字记者有别于摄影记者和电视记者，在信息时代“闭门家中坐”也能写出稿件来，而对于一名称职的文字记者来说，遇到诸如“政变”、“紧急状态”、“地震”之类的突发事件，能否亲临现场关系到对情况的了解和判断，以及稿件的可读性和现场感；二是记者的职业被公认属于危险职业之列，每年在岗位上牺牲的记者为数可观，其中摄影记者和电视记者往往多于文字记者，正因如此，驻外的文字记者也应向手持摄像设备的同行们看齐，面临伤亡危险也要本着“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精神，一往无前地奔赴现场，身临其境地掌握第一手材料。
七要 积累资料
积累资料是记者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世界科技发展到IT时代的今天，只要上网查询，资料已经垂手可得，似乎不用再化大力气去收集和积累。然而，对于一名工作上精益求精的驻外记者来说，除了借助电脑的帮助外，仍然有必要自己动手积累资料。
回顾过去，我在中学时期就养成了剪报的习惯，走上新闻岗位后从剪报获得过不小的助益。首次在莫斯科分社工作期间，我利用一台闲置的卡片柜建立起苏联的政界人物和机构卡，供大家写稿时查阅。多年来我一直对积累资料乐此不疲，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经验表明，资料不仅可提供背景材料，而且系统完整的资料还能有助于撰写综述和分析性文章。更重要的是，当驻外记者对驻在国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资料可用作基础性的素材。即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不管在网上还是在纸上，个人的“小资料库”仍然不可或缺。
八要 广交朋友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记者本应善于同各行各业的人交往，而对驻外记者来说，假如可能，人人都应成为公关能手。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冷淡的时期，中国驻苏联记者的工作环境尤为恶劣。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只能采取与驻莫斯科的外国同行和外交官广泛交友的方式，相互交流信息。交往的时间长了，彼此都增加了信任和了解，有时甚至不需电话预约就可登门造访。驻在国发生具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时，对方会主动打电话告知。80年代初，我和一位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交了朋友，后来我回到北京，他到中国访问还挤时间约见我，且交谈甚欢。日本时事社记者中泽孝之在莫斯科的任期结束回国后，转任大学客座教授，每次重访莫斯科都要与我见面。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逐渐开放，中国记者的交友环境随之有所改观。我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友久别重逢，大家都很珍惜青年时期建立起的同窗之谊。有几位同班同学在新闻单位担任要职，每逢我在工作中需要帮助时，他们都能倾力相助。老朋友是如此，新朋友也不例外。新闻社是苏联专司对外宣传职能的通讯社，我与该社的负责人交上朋友，得到过不少业务上的帮助，如∶协助我采访有影响的人士，组织我去乌克兰访问等。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社会问题较多。有一次我在莫斯科市中心被茨冈人抢劫，钱财倒未丢失，可是记者证和驾驶证却被劫走。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的朋友第二天就把记者证补发给了我。可是补发驾驶证却遇到重重麻烦，有关部门拖延了好几个月都未办妥手续。又是俄罗斯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通过他们的“关系”才解决了我的难题。
九要 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记者的基本功。没有平时的调查研究，没有大量的材料积累，就难以把握动向，写出内容翔实、观点明确、可读性强的稿件来。作为驻外记者，必须熟悉驻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情况，才能从瞬息万变的复杂现象中掌握住动向，做好报道工作。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经受了急剧的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都很突出，全世界的视线都集聚到这个国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身为分社首席记者，深感责任之重大，思想上十分明确必需把调查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我们通过收集资料、积极采访、广交朋友和认真思考等手段扎实地掌握苏联的动向，尽量避免报道出现偏差。
鉴于形势极为错综复杂，认真思考颇为重要。“公开性”和“新闻自由”既提供了大量信息，又使人感到眼花缭乱，莫衷一是。面对这一情况，记者必须要对各种事件进行客观的分析，避免以个人好恶来代替理性，尤其不能为此一或彼一思潮所左右。每年岁末编辑部组织的年终专稿，既要对一年来苏联发生的大事进行归纳和分析，又要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这样的稿件只有掌握全面的材料，抓住事件的本质，经过认真思考才能写出来。此外，如何将平时调研的积累同捕捉到的新动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记者必须掌握的一门艺术。
十要 重视时效
顾名思义，新闻是指社会上最近发生的新事情，重在一个“新”字，因此新闻的时效就非常重要。驻外记者身在国外，驻在国与编辑部往往存在时差问题，报社记者必需在编辑部截稿前将稿件发出，才能在第二天见报。而通讯社的驻外记者还存在与其它国家的同行，特别是与世界性通讯社竞争的尖锐问题，因此，对于重要的新闻就得分秒必争，不能迟延。
以1990年12月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为例，12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上发言时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此事甚至连总统戈尔巴乔夫事先都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场的苏联和外国记者感到非常震惊，纷纷离开会场去抢发消息。当时我正在现场采访，闻讯后立即从三楼气喘吁吁地以短跑冲刺的速度直奔地下室的电话间，赶在西方记者之前抢发了快讯。总社国际部迅速来电肯定了此稿的时效，比工作条件最好的塔斯社（该通讯社在会场大厦里设有专用的办公室、有直通编辑部的电话和可直接播发稿件的电讯设备）发出的快讯仅慢了4分钟。类似的例子可举出不少。
“勤” 和“思” 是每个称职的驻外记者必备的素质
手勤、腿勤、眼勤、耳勤、嘴勤、脑勤——这“六勤”是一名称职的驻外记者必备的素质，缺一不可。要高标准地做到上述“十要”所提出的内容，就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多问多写，经常外出采访，时时事事动脑筋思考。因此，“六勤”和“十要”是有机结合的整体，贯彻在驻外记者工作的方方面面。。
还记得，早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教过我们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后来，这段话成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行动准则。在总结驻外记者工作经验时，我深感韩愈的这一名句也可作为记者同行们的座右铭。因为干任何工作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勤奋”和“善于思考”。对一名驻外记者来说，这一条普遍的生活法则尤为重要。
以上内容，节选自《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
ISBN：978-7-01-016572-1，唐修哲 孙润玉 著，16开软精装
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定价：58.00元
编辑荐语：
本书通过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视角，记载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迁。作者先后在莫斯科学习、工作了20年，亲身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四个时期，尤其是作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首席记者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演变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20世纪末苏联解体前后发生的质变。书稿内容涉及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科技、体育等多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知识性和较高的可读性。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分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和友谊常青等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苏共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引起的震动、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会见留学生时的情况。第二部分记录了“文革”后我国有关苏联的新闻报道转向客观公正的艰苦历程、中国女排和中国体操队在莫斯科参加国际比赛对中苏关系复苏所起的影响、以及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病夫治国的一些轶事。 第三部分虽是短暂的“过渡阶段”，但安德罗波夫派遣他的“谋士”鲍文访华一事却是鲜为人知的内部新闻，鲍文此行对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部分主要记述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东剧变情况。第五部分介绍了苏联解体后作者旧地重游时亲眼看到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出现的变化，描述了俄罗斯社会转轨期间作者所观察到的社会百态。第六部分通过几个最最难忘的事例，记载了作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亲身感受到的苏联（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感人肺腑的友情。在中俄关系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今天，这些都是中俄两国人民将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有力佐证。
作者简介：
唐修哲，男，1933年9月生于江苏镇江，原新华社高级记者。1952年至1953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肄业，1953年至1954年北京俄专留苏预备班学习。1954年至1959年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回国后在新华通讯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和翻译工作。其间1961至1963年、1978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91年先后在莫斯科分社任翻译、记者和首席记者。1992年筹办成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93年底退休。1995年5月至1998年2月曾在莫斯科任《光明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特约记者三年。1998年回国后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苏联东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友联会、北京市共运史学会和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获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授予的“俄中友谊纪念奖章”。
孙润玉，女，1936年10月生于江苏南京。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1956年大学毕业后在兵器工业部任苏联专家翻译。1965年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管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工作。1978—1982年和1986—1991年曾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任编辑。1995—1998年曾任《光明日报》莫斯科记者站首席记者。退休后曾被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与唐修哲合写的著作有：《苏联见闻》《克里姆林宫易主纪实》和《岁月有痕》。合译的著作有：《全苏老总管》《报海生涯》《改革的秘密动因》《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和《贫穷的资本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