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五月的河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人学雷锋，天天做好事。
那时候，每个班级都有黑板报，有记事本。黑板报一个星期一出；记事本随时记，主要记录班会内容和好人好事。记录时要有具体的姓名、时间、地点、事情的详细经过。那时候没有补习班、培训班，没有排山倒海的作业，每周三、五下午不上课，少先队走大街入小巷做好事。做了好事记在班级记事本上，班主任老师每星期开一次班会，宣读好人好事记录，并进行评选。
第一次参加少先队做好事是一九八零年，小学三年级的下学期。阳历五月，东北的春天刚刚开始，空气里有小草破土而出时的青涩湿润，迎面吹来的春风里暖意洋洋。做好事要自己带工具，组长安排我拿一个大扫帚。我挺了腰板，扛着大扫帚，走在大街上神气极了。一路上碰见认识的、不认识的大人孩子，我都冠以尊称热情地打招呼。“XX，做好事去啊！”，他们的回复让我心潮澎湃。
我到得最早，没一会儿队长到了。很快，成员到齐，一行五人向着镇上的电影院出发。一个同学偷偷地对我说，去电影院最好了，会得一张电影票。这是个让人振奋的消息，我们边走边寻思——晚上演什么电影？若是得了电影票是自己看还是送人？自己看有点可惜，应该送人才对。我准备把票送给比我大一级的小五，显摆显摆。
电影院下午不放电影，海报前零星地站了几个看海报的大人，检票进门的蓝色铁栏杆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队长让我们站好待命，她过去敲门。敲了好半天，才从门缝里探出一个花白的头，又伸出一只大手往外撵，“唉！孩子们啊，已经有一个少先队小组扫过了。”“扫过了？再让我们扫扫吧！”矮个队长仰着头诚恳地请求老大爷，两个羊角辫翘翘着。据说，电影院最多的时候一个下午扫过三次。“扫什么，莫扫了！”老大爷是个山东人，说完这句硬邦邦的山东话就把我们关在了门外。“噢，噢！”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的男生，拍着巴掌幸灾乐祸。“再敲敲！”一个扎着粉色蝴蝶结的女生走过去，轻轻地敲了敲。这一回，电影院的大厚木头门一点反应也没有了。“看我的！”“大个”跑过去乒乓两掌。队长“嗖”地窜上前去揪住了他的耳朵，“你是来做好事的还是来做坏事的？”“大个”“妈呀妈呀”地惨叫。队长松开“大个”的耳朵， 很果断地挥了挥手，“走，我们去马大爷家。”指挥着我们排成一队向马大爷家出发。
马大爷是个五保户，一个人住在南山上。三个女生两个男生，拿着扫帚、铁锹、土篮，步伐整齐地走向南山。南山离我们的集合地大约五里路的光景。走了刚一半，队伍就溃不成军。先是“大个”一个劲儿地渴，想喝水，又有“蝴蝶结”说什么也走不动了。队长让我们原地休息，敲开路边人家的门，要了半舀子水传递着喝了。终于，在一走三歇中到了马大爷家。
马大爷坐在院子中间的一张木头椅子上，几个少先队员正在忙着收拾院子。不等队长下达命令，“大个”从我肩上抢过扫帚扫了起来，扫得呼呼生风尘土飞扬。我们三个女队员放下手里的东西，进屋找出抹布开始擦玻璃。剩下那一名男队员，给我们打下手洗抹布、搬凳子。马大爷的家里，一时间到处是劳动者的身影。不到一小时，两个小组同时结束了劳动，一起围在马大爷身边听他“嘿嘿”地笑个不停。回去的路上，我们走得整齐划一，很有军人的感觉，就差没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了。“下次再去马大爷那儿吧，你看把他笑的。”“大个”说。“我们做他的孙子吧！”另一个男生说。队长没说话。我看着天边的火烧云，想象着——等我长大了，就把马大爷接到我家里。
好人好事蔚然成风——火车站里扫地、给旅客倒热水、帮旅客拿东西；理发店里洗毛巾、扫头发、擦玻璃；班级体里修桌椅、刷黑板；上学绕道走，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有没有老人需要搀扶，有没有小孩找不到家，地上有没有别人遗失的东西，有没有人需要帮助。每当我看见同学们把捡到的东西交给老师，恨不得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上交。
那天早自习，我一打开文具盒看见了两支新铅笔，一根金黄色无花，一根淡绿底儿上满是白色的兔子头。笔是用刀削的，削痕虽整齐但笔尖细长。卷笔刀削的笔尖短，用一会笔头就钝，写出来的字笨。一看就是我妈削好放文具盒里的，但是我妈没跟我说。也许她认为不用说，也许是忘了说。整个一节早自习，我都在自我斗争——我看着那两支新铅笔，一会儿拿起来，一会儿放下。早自习下课的铃声把我吓了一跳。我站起来，飞快地跑向讲台，把两支铅笔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站在讲台上举着笔，一边表扬我，一边询问哪位同学丢了铅笔。我紧张极了，一颗心“扑通扑通”震得我耳朵痛。我背着双手，红着脸，拘谨地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生怕有同学认出来是我的笔。两支铅笔在讲台上待了一天，没人认领。我尽量不去看它们，仿佛我一看，它们就会开口叫我。偶尔地撇过去一眼，阳光照在讲台上，黄色鲜艳夺目，而那绿笔上的小白兔是我最喜欢的图案——竖着小耳朵，两只眼睛静静地看着我。放学的时候，老师把笔夹到了讲义里，“哪个同学发现少了笔，到我办公室认领。”
终于放学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回家做作业，我故意用胳膊压着文具盒。做完作业麻利地把书包收拾好，千叮万嘱：“别动我书包，别动我文具盒。”我妈正在外屋地做饭，听我一说，放下手里的小菜，进屋打开书包，拿出文具盒。“那两支新铅笔呢？”“哪两支铅笔？”我故意装作不知道。“一支绿底儿带花，一支黄的。”“我以为……别人放差了，放我文具盒里了……交给老师了。”我低着头，眼睛看着脚尖，说得磕磕绊绊。“别人的笔放你文具盒里……”我妈用手指着我的脑门，气得当场笑了。也不稀罕给我那榆木脑袋讲道理，下了死命令让我自己要回来。
第二天上学，一直磨蹭到课间操，才鼓起勇气找老师要铅笔。我偷偷摸摸地跟在班主任身后，走出教学楼，穿过操场，走进长廊，看着班主任推开办公室的门，又看着门慢慢地关上。在班主任推开门的一刹那，我看见那两支笔静静地躺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我伸手敲门，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该怎么说呢？“XX，有事吗？”一个老师开门出来，吓得我一激灵。“报告老师，没有。”我回答完老师的问话，转过身，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直到中午放学，也没想好如何要回那两支铅笔。
过了几天，我妈路过学校，顺便找到班主任说明情况，把铅笔拿了回来。班主任用这事举例子在全班展开讨论，同学们踊跃发言——有的同学把自己的零花钱交给老师说是马路上捡的；有的同学偷偷地买一盒粉笔放进老师的书桌洞里；还有的同学从家里拿来笤帚、铁锹、教鞭棍偷偷地放到班级的劳动用具里……
做好事做好人已经成为一代人的习惯。初中三年，我和同学经常趁着星期天给班里刷黑板，钉窗户，修桌椅板凳。买钉子和墨汁的钱都是从零花钱里省出来的。
我家前趟房的小智妈，亲姑娘般照顾一个孤老头，一照顾就是一辈子。
好人好事这个词，现如今真的陌生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学习雷锋纪念日”。这些事讲给女儿听，她听天书一样，两只眼睛萌萌的，她问我：“好人多了，好事就多？好事多了，好人就多？遇见老人跌倒了扶不扶？”扶还是不扶呢？“扶，但是一定要有证人有证据。”这个回答，怎么这么叫人堵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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