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印象我的父亲是1918年生人，1988年去世，活了71岁。
我是1965年出生，出生时父亲已48岁，他去世时我24岁，况且我16岁就离开家乡到县城读书，后又到承德读书、在县城参加工作。因此，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没有上过学，解放后只上过农民“速成识字班”，些许认识几个字。因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也就不善表达，因此我对父亲所知甚少。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匪患、瘟疫、饥饿、战争、建国、“土改”“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以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改革开放。我想，他并非没有故事，只是他的故事没有流传下来。这对于我，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说到父亲，也只能用“印象”这个词。父亲是一名党员，据说是解放后在农村基层发展起来的第二批党员，被人称为老党员；伪满洲国时期，他住过日本鬼子“囚笼政策”下的“人圈”，受过日本人的窝囊气。曾经先后几次去中苏边界的黑龙江省呼玛县，那里曾是我的姑姑家；也曾几次到过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是我的叔叔家和舅舅家；后来舅舅调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矿运销科工作，父亲曾到那里看望舅舅。或许，这就是他出过的最远的几次门。
就村里人来说，他还是有些见识的。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跟母亲曾有过争执，但从来没有吵骂过，更不用说动手打架了。父亲没有抱过我，也没有骂过我，当我童言无忌、大放厥词时，顶多就是抛过一个横眼，我就服帖了。
父亲对弟弟和妹妹是极好的。我四叔是个瞎子，他家与我家紧挨着，每天早上吃饭前，四叔都用棍子敲打着路面来到我家，无论是干的、稀的、汤汤水水的，父母总是让他吃上一口。在那个贫穷饥饿的年代，能让出一口吃的，实在不易。
有一次，我父亲在供销社门口遇到了我姑家表哥，父亲问他干什么来了，表哥说买盐，父亲问卖多少，表哥伸出手亮出一个五分钱的硬镚。父亲二话没说，就把兜里的一元五角钱全都给了表哥。
表哥说，家里好些日子天天吃西葫芦也不放盐，都吃够了。---也正因如此，父亲在亲戚中是很有威信的，只要他一瞪眼，所有的反对意见就平息了。
父亲是一个老党员，虽然没有文化，但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当年在山沟里住时，父亲苦于家里都是贫瘠的山坡地，收成不好。日本鬼子“聚家并村”，父母被迫搬到“大川”，我父亲发誓一定要在大川治几亩好地。父亲凭着自己使不完的力气，终于如愿以偿，满指望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没过几年就“土改”了，按照当时的土地政策，给我家划了成分---“上中农”。
我上小学时常常为家庭成分不快，因为四叔家是贫农，我和四叔家的哥哥就在一个班上学，哥哥因此很是自得。我家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后勤部“三线”军工厂很近，当时军工厂几次在当地招徒工，成为徒工后一两年后，就可以转为国家正式职工。
因为我家是中农，父亲又是老党员，他几次把应得的名额让给贫农家庭的孩子，致使我的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全都窝屈在了土地上，只有我在恢复高考后侥幸考上了大学。为此，母亲跟父亲争执了不止一次，姐姐哥哥们也因此一生暗淡，没有摆脱土里刨食吃的生活。
1978年，农村政策好转，我父亲带领三个哥哥日夜苦干，全年农业收入高达1800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记录。
一家人非常高兴，父亲考虑到老二和老三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于是率先在全村盖起了六间大瓦房，并且又还一点剩余，招来了乡邻的艳羡和赞叹。
1982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后，队里还剩下一些“机动地”，我二哥、三哥在父亲的倡议下承包了10亩机动地，当年我家粮食总产量达到25000余斤。
来家里走亲戚的人看到我家院子里到处都是粮食，不无羡慕地说：“你们家的粮食比我们一个组的都要多啊！”也就是在这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我三哥娶上了媳妇。
小时候，我身体瘦弱，在小丫头面前都有些抬不起头来;因为人家能上树，我上不去；扛柴火也比不过人家，人家比我有劲，时常遭到嘲笑。我清晰地记得父亲曾板着脸对我说：“你连一个小丫头都不如！”
据哥哥们讲，我考上大学后，父亲曾对乡邻说；“我这老儿子，就不用我操心给娶媳妇喽！”我不知道父亲是慨叹自己老了，还是在表达内心的欣慰。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长，8岁之前可算蒙昧期，9岁至19岁读书上学时期，20岁后参加工作，曾一度处在青春苦闷期，心里充满“少年维特的烦恼”。尽管工作单位离家不到30公里，可我一连几个月没有回家，父亲心中犯起了嘀咕，不知道我是犯错误了，还是生病了。
一天，父亲来单位来看我，我在单位食堂给他买了饭菜，父亲吃得很香，说学校食堂的炒菜够味。父亲临走时，我只是把他送到了宿舍外，并没有把他送出大门，也没有说一句温暖人心的话。当时，我就是觉得内心充满无尽的愁苦，谁也无法理解我。
据说，父亲回到家里，心中十分不解，觉得自己的儿子都参加工作了，怎么会变得如此落落寡合？他哪里知道，我的烦恼和村里同龄人的烦恼是不一样的，或许村里人以我为荣，可和城里人相比，我仍然是一个衣不显眼、貌不压众的农村孩子啊！事后想来惭愧万分，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亏欠！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县城回到家中。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我说：“还给你留着杏儿呢！”说着，拿起锅台上的舀子，走到院子里的杏树下，摸着黑给我摘杏子。如今，那棵杏树已经老死了，而父亲已离开我已30年了。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患了胃出血，受尽了痛苦的折磨。父亲的病全是干活累出来的。大哥说，父亲一生的劳动量能搬走一座山。
是的，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盖房子时，脱坯、抹泥、修院墙等等往往都是他一个人干，既当小工，又当大工。他有干不完的活，就像一台机器一样转个不停。
父亲死后，院子里的酸梨树、甜梨树、苹果梨树、半斤酥树、枣树等也都相继死了。他死后，就埋在他日夜耕作的自留地里。自留地离家很远，站在坟地上往南看，高速公路大桥横亘东西，桥后青山巍巍矗立，片片松树林漫布山坡；往北看，杨树林薄雾如纱，白马川在前面蜿蜒远去，更远方一脉大山宛如天然屏障，杳无尽头，那里就是他青少年时代放牛放羊、砍柴、种地的地方。
每当年节回家给他上坟，跪在坟头前我都觉得无话可说，只因为我们父子之间的代沟太深了，深得就像是一个在古代一个在当今一样。父亲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哪怕是一口缸或一句口头禅，但他把一生为人处世的理念潜移默化地留给了我，他的吃苦耐劳，他的宽厚刚毅，他的大度友善，影响了我的一生。虽然他都没有抱过我，但在我的身上深深地打下了他老人家为人处世的烙印，一辈子都无法改变。
写到这里，我要对冥冥之中的父亲由衷地道一声：父亲，你这一辈子辛苦了，儿子在这里谢谢你！！！
作者 井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