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志摩的第二次婚姻是和陆小曼，她是法语流利的社交名媛，这次婚姻遭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反对。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作为证婚人，却致信婚礼现场，痛斥爱徒用情不专，说徐志摩从此见摈于社会，自作自受，这个人太可惜了。
梁启超并未反躬自问，林徽因在伦敦与徐志摩恋爱时，正是他抢了学生的女友，让她变成了自己的儿媳和梁思成的夫人。
徐家在浙江老家的田产被土匪抢占了，徐的父母搬到北京，与前儿媳张幼仪和孙子一起住，为了表示反对徐志摩二婚，取消了他从银行账号提款的权利。徐志摩第一次缺钱用了，跑到杭州和上海，混迹难民之中，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
在最底层生活，徐志摩观察到的中国社会，到处所见的是各种恐怖气氛与事实，只余一片荒破败，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恶梦中，只有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
这个时候，诗人的浪漫和天真也是一种力量，让一个有良知的人有勇气活下去。志摩翻译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讽刺小说《天真汉》。天真汉潘格洛斯是天生乐观主义者，天真汉徐志摩也乐观地要在这片疮痍之地来一场民主实验。
1928年，大约是在秋天，徐志摩去了印度，去找泰戈尔，泰老在印度穷乡僻壤的苏鲁建了一个农村实验区。但所见所闻让徐志摩大失所望，“印度的土壤与英国不同，这里大自然苛刻寡情，绝不是一位丰饶多产的母亲，在这里，人若没有奋斗求生的决心，就难以苟延残喘，前数天我访问一个原有五百户而现在只余25户人家的穷乡，在那里我面对断壁残垣而沉思默想，心中充满了哀伤怜惜。
作为农村实验基地的苏鲁，这项伟大的建设工作全面推广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那是需要多少的忍耐，多少英雄的奋斗，多少无我的牺牲呵！”
世上已无桃花源，人间也没有乌托邦，那时在黑暗中挣扎，徐志摩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哲学，推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他向英国申请经济援助，在中国建立一个农村民主实验的示范区。他选了老家浙江，他仍然认为浙江人较为淳厚，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之污染。
可是这想法，最终变成了只是一个想法。
在整好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徐志摩老师的老师，康有为就是在印度的大吉岭，写作《大同书》，想着把他大同社会的实验，搬到遥远的巴西，去创建一个新的国度。
徐志摩逝世，陆小曼挥霍无度，而且谣传她又有了新的情人，徐志摩沉迷于对死亡的隐晦而崇高的暗示，而他才刚刚34岁呐，在中国除了鲁迅外，他是最著名的作家了。尽管，徐志摩遭到批判，说他要创造理想主义其实只是一些想入非非的幻想，历史的巨轮将把新月诗人送进坟墓云云。
可是，毕竟，徐志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模糊的梦想，要在黑暗中创造几分鲜明。《新月》诗刊当年在创刊词上就引了《圣经创世纪》的开篇名言——要有光，让这儿有些光吧。他的办法也很干净，如果选择两个关键词描述他，就是尊严和健康。
一个崇拜徐志摩的中国航空公司官员，专程送了他一张免费的机票，他很快和他的诗都狂热地迷上了飞翔，他说想飞，飞出这个圈子，飞向云端。
但那是中国民用航空业的草创初期，1931年11月19日，一架由南京飞往北京的小型包机，因为大雾，在山东济南附近撞山坠毁，机组人员和机上的唯一的乘客全部遇难。
这唯一的乘客，是徐志摩。（板桥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