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说是天才，更多的是一种警示
从1987年春天，赴海宁寻访徐志摩故居算起，到现在，我对徐氏的关注，已整整三十年。这期间，写过《徐志摩传》，编过《徐志摩全集》，各类文章，不知凡几。早先还自信满满，如今越来越迷惘，不时会纳闷儿：对这位江南富商的儿子，我究竟了解多少？
天才？
最简便的归纳，也是最无奈的躲避。
朦胧间，有个不太确切的看法在脑际闪现，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徐志摩的意义，作为一个警示，要大于作为一个天才的存在。
中国古代，对那些轻易取得功名与官位的人，有个褒中带贬的说法，叫“拾青紫如地芥”。对徐志摩来说，一切他人望尘莫及的成就的取得，几乎都是在腾挪间，不费气力，随手捡取。说是“拾功业如草芥”，那是一点不假。这也正是我所说的警示的作用。近百年前的新诗运动，自从失去建立新格律的信心，等于走上了失败的途程，能留下两行诗作，或是一个近似格言的句子的，均堪称优秀。而徐志摩，一首一首的诗作，让人看了还想背诵，背诵了还想不时地吟咏。这是不是在警戒，非真正有天分的，轻易别打新诗的主意？
多少文化人，未必是品质恶劣，或许只因一时的不慎，造成婚恋的错乱，被人斥为下流，误了前程，甚至误了终生。而徐志摩，一生都在烟花阵里打滚。他心仪的美人、暗恋他的佳丽，临到故去，竟没有一个对他有怨怼之言。其前妻张幼仪，晚年曾对同姓晚辈说：“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想想也是的，被徐抛弃后，此妇久未改嫁，抚养儿子，料理公司，侍奉徐的父亲，为她的前任公婆养老送终。不是爱之极深，能做这么多的没有名分的事情？
至于女友，更是感人。徐去世后的第三天，几位名士夫人，聚集在凌叔华家里，默默垂泪。张奚若夫人说：“我们这一群人里怎么能缺少他呢！”陶孟和的夫人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
这是不是在警示人们，浪漫、轻佻，都不是罪过，要看品质值不值得那么多的女人喜爱，甚至依恋？
多少文化人，在某一门艺术上有所建树，便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而徐志摩，似乎有个金指头，在他沾染过的任何一个文学乃至文化的领域，都有骄人的成就。已然是诗人了，而人们对他的散文的评价，越来越高；已然是文学家了，转过身又发现，他还是最早将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那样心仪欧美的社会文明，你以为他该是个自由主义者了，近年来又发现，他竟是最早将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这是不是在警示人们，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妨有更为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
此中原委，究竟是什么？
说白了也无甚奇妙，不外乎：一、时势，二、个人的修为。
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少有这样全面的学术训练
说到徐志摩的学历，不可不说到他的父亲徐申如先生。
现在的人，钱多了，怎么花，一说就是投资。
投资的目的，一是让资金取得最大的利润；二是让资金取得资金以外的不可用资金衡量的回报。
以前者而论，徐老先生是失败者；以后者而论，徐老先生是近世以来中国最成功的投资者。他把他的儿子，打造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诗人，最值得敬重的文化人。徐家的门楣，永世闪动着耀眼的灵光。
小学中学不用说了，徐志摩上的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且说大学以上的学历。
1922年10月前，先后在国内外七所大学就读。依次是，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预科——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学法科——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生院。
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了硕士，志摩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认为，拿个博士不费力气，他却因为仰慕罗素的名望，便“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今译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
关于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业，我在写《徐志摩传》时，依凭的是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梁氏去过克拉克大学，查过徐的学历档案。现在看来，梁氏做事不细致，多有疏忽。多年前，张宏文先生亲赴该校，披阅存档，终于弄清。张先生说，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学就插入三年级。在国内的学科成绩为校方承认，充抵了两个学年的学分。这样，到1919年6月，即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距毕业所需，仅差四个学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设在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夏令班，选修经济学和英语两科，很快便拿到四个学分，顺利毕业。
在他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的，接受过他这样全面的社会学科训练的，就是学者中也没有几个。几十年后，一位名叫赵毅衡的中国学者，赴英讲学期间，深入研究过徐在英国的行踪，颇有感慨地说：徐可说是一个最适应西方的中国人。
胡适的见识，有的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说志摩留学归来，怎样建树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举个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时不时地会把自己的诗作，选出一两首，给两地的刊物。有次过上海，上海有名的《学灯》副刊的编辑，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诗，名为《康桥再会吧》。3月12日，刊出了，是当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没有分行。
他说这是诗，要分行。
编辑知错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错了。
他的这首诗，有意在中国提倡一种新的诗风，每十一字为一行。这家报纸的栏目，极有可能是以每八字为一行，而每行之间有空字，这样一来，用徐的话说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当年谁也不知道新诗该是什么样子，编辑又是好脾气，那就第三次登出。这才勉强像个新诗的样子。
徐志摩的《康桥再会吧》一诗，起初就是这样红起来的。
千万别以为初创时期，只要挥舞柴刀，以劈草莱，就能成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大文化人。不会这么简单。
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见识，就是搁到现在，都不能说落后。
1923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苏俄公使馆前的升旗仪式，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赞美有加。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只能从表象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1925年春，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婚恋，响动太大了，志摩决计去欧洲避避风头，便取道西伯利亚去了法国。经济上不甚宽裕，也是朋友有意资助，便应了《晨报副刊》老总之请，沿途为报纸写一系列的通讯文章。这样，就有了从容观察苏俄的机会。
毕竟受过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又是本着如实报道的态度认真观察，如此一来，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馆门前看不到的真实的苏俄社会。
访欧归来，秋天，志摩接办了著名的《晨报副刊》。正好这时，胡适要去伦敦开会，也是取道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没有停留，只不过是利用转车的一两天，参观了学校等教育机构。胡适是个爱写文章的人，这次没有顾上写文章，而写了几封信，将在俄都的见闻，写给一位张姓朋友。这位张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便对志摩说，把胡大哥的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过，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时，作为主编的徐志摩，写了批评文章作为按语放在前面。
胡适在信中说，苏俄虽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策，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语“专制”的音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语中说，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分析过种种原因之后，他说：“我们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做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地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对专制的胡适，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志摩的说法是，胡大哥这些年从来没出去过，“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据此可知，作为一个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见识是第一位的。
这里，我要做个道歉。在我的《徐志摩传》里，写到了这件事，总觉得光这样说说，似乎有头无尾。徐志摩这样批评了胡适，胡适会没有反应吗？我想，胡适是个明白人，很快会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手头又没有胡适认错的资料。怎么办呢？便依据臆测，写了一句：
“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
《徐志摩传》出版十几年来，什么时候翻到这儿，见到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谎。这些年看书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操着这个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适公开认错的文字。终于让我找见了。2015年读台湾出版的《徐永昌日记》，在第十一册，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八日条下，有明确记载，原文为：
胡适之五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会上演说，曾言忏悔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
关于徐志摩的死，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说，他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给使馆人员讲建筑，而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的。
前两天晚上，无意间翻到南方某市的一家卫视，正播出一个关于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纪录片，像是个讲述片，说到徐志摩坐送邮件的飞机时是这样说，当时火车票价贵，邮政飞机票价便宜，徐志摩为了省钱，便坐了邮政飞机。
真是想当然！事实是，当时中国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这张票可随时坐各航班的飞机。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电话问过机场，没有航班，只有送邮件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坐了这架小飞机。
说徐志摩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的讲座，确有动人之处——他最初爱恋的，是这个女人，如今为了捧这个女人的场，轻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过去，我也是这样看的。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
我认为，他所以匆匆离开上海，是因为与陆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他想有所作为。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专机去南京，是送张学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说，沈阳方面，最近有大的变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志摩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便成了志摩的绝笔。是这样写的：
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
志摩
“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他急于赶回北京的真正的原因。
南下，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张不在机上，只有张的外交顾问顾维钧，顾要向中枢报告东北的局势并请示应对方略。机上乘客只有他们两人，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华北局势，亦非常危险，顾不会不告诉徐。
他担心的，正是这个。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为的，也正是这个。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为时局担着心，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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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在文坛纵横驰骋三十年，主要著作有
《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民国文人风骨》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
《寻访林徽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谁红跟谁急》等
投稿邮箱：tougao@che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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