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鲁迅说过，好的东西就拿来，吸取精华，去其糟泊，所谓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把全球好的思想，好的人才，以及好的技术，都统统拿过来，然后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我们伟大的中国梦何愁不能实现呢？
十个经典西方思想命题，多学习，能用上，一起来静心品读。
1，亚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的开篇就说：“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都有求知的本能。”
亚里士多德用这一格言说明了哲学的起源。与这句格言相类似的哲学格言还有：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这种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积累、演化，最后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源的哲学问题。
很多爱好哲学的朋友经常会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确实让人很难回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求知是人的本性，人们为求知而求知，为智慧而求智慧，而不是一心想在哲学思考以后得到另外的东西。海德格尔也说，如果非要追问哲学的用途，我宁愿说：哲学无用。
一个青年来找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想跟你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
苏格拉底是想启发这位青年，哲学对工作，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对人生和宇宙，才有大用。
2，芝诺：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
芝诺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是巴门尼德的学生和继承人，素有“悖论之父”之称，他有四个数学悖论一直传到今天。
流传下来最著名的就是“知识圆圈说”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次，一位学生问芝诺：“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在这个哲学故事中，芝诺把知识比做圆圈，生动地揭示了有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
芝诺告诉我们：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知识，接触和思考的问题越多，就越觉得有许多问题不明白，因而就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相反，一个人缺乏知识，发现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低，就越觉得自己知识充足。因此也会骄傲自满，举步不前。
对此，中国的庄子也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海洋是浩瀚无际的，而人们已知的部分总是极为有限的。这正像圆圈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一样，知识越渊博，所接触的未知面就越广泛，疑问也就越多。反之，知识越贫乏，接触的未知面就越狭窄，疑问自然也越少。
3.，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他像20世纪英国的温莎公爵一样本可继承希腊一个城邦的王位，他却对此毫无兴趣，因迷恋哲学而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现实当中，人们往往对地位、名利或美人很迷恋，可是赫拉克利特迷恋的却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整个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永不停息燃烧着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结论。河水川流不息，当人们第二次原地踏入这条河时，碰到的水流已不是原来的水流了。比如，你爬山的时候，通往山顶的路和下山的路也已不是同一条路了，因为万事万物大到宇宙小到原子都在瞬间即逝地变化着。这条路上肯定有树叶落下了或者地上的树叶改变了位置，泥土中间和表面蚯蚓、虫子、细菌正在穿梭，而泥土自身的一部分也在腐烂，一部分正在化为其他物质，只不过人类的肉眼无法明察罢了。
在赫拉克利特眼里，智慧的人极少，多数人是坏的。他既不合群，又蔑视一切。晚年隐退到一座废弃的庙宇。野旷人稀，不得不吃草根树皮。约公元前480年与前470年间，这个高傲的苦行者带着病痛离世。
人虽然走了，但他的学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尤其是那句“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名言，我们更是记忆犹新。黑格尔评价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第一奠基人。黑格尔读到他时，动情地说：我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看见了新的陆地。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万物皆变，此河流已经不是彼河流了。不错，一切都在变化，很多事情根本无法回到过去，与其对着逝去的河流空自悲切，还不如珍惜现在，把握现在。
4，马基雅弗利：政治无道德。
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摆脱外国侵略，结束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在他看来，君主国是最理想的。他的名著《君主论》就是在论述一个王国怎样才能保住，怎样会失掉，由此总结出君主的治国之道。
马基雅弗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公正、仁慈等道义原则无涉。他说，政治的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马基雅弗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政治真理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抛弃自己的两个伙伴──神学与伦理学”，因为“讲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谓道德，不过就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的善，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达到目的的实践的艺术。”
他指出：运用力量和权术，不必受道德的束缚。合乎道德时自然受人赞扬，但是，在政治上，无须问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只应问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当合乎道德的事有害于国家利益和君主个人安全时，就不应去做。当不道德的事对国家和君主有利时，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干。不要有什么顾忌。“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会遭逢不幸，家破人亡”。马基雅弗利说，“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去行不义。”
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无道德”，其实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应该和道德分开。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喻为游戏，两者的游戏规则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政治领域遵循道德的规则，或者在道德领域奉行政治的规则，必然会遭到挫败。
历史上很多例子表明，马基雅弗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那些抱有道德之心的政治家，到最后都是因为“妇人之仁”，小则害身，大则亡国。比如项羽，就因为讲求信义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最终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把政治上的规则运用到道德领域，确实是不行的。如果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还要搞阴谋、争利益就说不过去了。所以，马基雅弗利说得很对：政治属于“公共领域”，道德属于“个人领域”。
5，爱因斯坦：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爱因斯坦说，“自然界最不可理解的事情是，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又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看来，这位科学伟人的一生，是在科学和宗教两大思想体系中度过的。无论如何，一种超然于智能生命的自然力，是可以被普遍感受到的。宗教把这种自然力的来源，归结于神；而科学，对此尚没有完美的回答。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会一直存在有我们用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事情和现象。对于这些，我们除了惊叹于造物主的神奇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爱因斯坦看来，上帝不玩骰子，科学只能由那些彻头彻尾浸润了对真理和理解的追求的人们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对于一种可能性的坚信也属于这种领域；这种可能性就是，适用于存在世界的那些规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来概括。在西方，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拥有着深刻的信仰。比如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儿、莱布尼茨……
我们一直都在提倡科学精神，把科学程度的高低看做文明的标志，把科学看成是宗教的死敌。也许看了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我们才真正知道科学和宗教在源头上还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与宗教都肇始于人类探索宇宙及自身的冲动，但随着科学取得愈来愈大的进展，在一些人的心中，它也成为了一种宗教似的信仰，但科学精神的实质是怀疑精神，它本身反对任何形式的崇拜，在科学面前，任何真理都是短暂的，需要怀疑和推敲的。
6，霍布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 ——霍布斯
霍布斯（1588～1679），1588年4月5日生于威尔特郡一个牧师家庭，1608年牛津大学毕业。生活于政治、宗教激烈斗争的革命年代，霍布斯的思想受到当时机械论的影响，试图将机械论引入社会分析，提出了社会—国家学说。
他认为一个没有国家和社会的人的“自然状态”是这样的。第一，像一出生就被弃在荒野的孤儿，形单影只，只能自己管自己，处于“自保”状态。与之伴随的是无助、凄凉和存在的野兽带给他的恐惧；第二，为了自求生存，不得不餐风宿露，四处漂泊，靠有限的野果饱腹，而此时恰巧碰到许多和他一样要靠这野果活命的人，因为自然资源稀缺，他们不得不像几条丧家的狗，为块骨头加入战斗，咬得你死我活。因为没有人是刀枪不入的，在不断冲突的激烈竞争中，每个人都在随时会被伤害的不安全中朝不保夕，甚至快速死掉。
人人为了自保而反对他人，这种类似野人的自然状态带来了命运的不确定和心理的恐惧。有一天，一个钟表匠路过，对厮打的自然人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订个协议，将你们交给我，我会像钟摆一样让你们感到确定和安全，从此不用战争，不要为生命安全担心，而把你们有限的精力放在寻找食物和水源上。”大家对这个提议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订了契约。有的把权力交到一个（钟表匠）君主手上，有的交到几个钟表匠（议会）那里。而且，为了保证钟表匠有实力防止人们随意毁约，并且赋予他/他们强大的武力。于是，社会的钟摆——国家就这样产生了。
霍布斯的学说跟他所处的时代脱离不开，当时的英国，内战带来的血腥动荡和无政府状态浇灭了革命开始前人们的热情。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使人们厌倦战争与死亡，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应时而生，而霍布斯的理论正好适合这种局面的开展。他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了良性而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一百年的安定和繁荣。
后来，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理论被自由主义者发扬光大，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先驱。而亚当·斯密和边沁等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家又通过在自由、自利、快乐、理性等方面的深化，沿着个人自保和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路线，清晰地指向了未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开启了西方自由市场的盛世来临。
7，柏拉图：群众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害怕光明和真理。
《理想国》里曾经有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洞穴隐喻。
说的是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有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穴中，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的上方，远远燃烧着一个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间有一条隆起的道路，同时有一堵低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它们做出动作，这些人时而交谈，时而又不做声。于是，这些囚徒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他们将会把这些影像当做真实的东西，他们也会将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后来，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来，可以转头环视，他现在就可以看见事物本身了：但他们却以为他现在看到的是非本质的梦幻，最初看见的影像才是真实的。后来又有人把他从洞穴中带出来，走到阳光下面，他将会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迸，以致什么也看不见。他就会恨那个把他带到阳光之下的人，认为这人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而且给他带来了痛苦。
对这个被解救出来的囚徒而言，看到外面的阳光真不知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他在一个黑暗（象征虚幻、不真实）的环境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错误地认为那些虚幻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对外面的阳光（象征着真理和本质）不适应，感到刺眼。
在这里，柏拉图用洞穴里的囚徒来比喻群众，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刺眼的，讨厌的，只有生活在无知的洞穴里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定。而通过洞穴隐喻，柏拉图还传达出一个这样的信息：我们所面对的只是现象，本质则在现象之外。如果要认识本质，必须“转向”——不是身体的转向，而是“灵魂的转向”，即从现象转向理念。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现象就是现象，现象不可能是本质的“载体”，纯洁、至高的理念无论如何不可能存在于现象之中。
对此，怀特海说，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脚。而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一文中表达了与柏拉图相反的观点：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中，为了寻找家园，我们点亮了蜡烛，追逐光明，但越来越执著于光明，忘了我们的家在黑暗之中。结果，我们在光明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导致的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科技文明。这不正是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的西方翻版吗？
8，波普尔：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
波普尔是20世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了“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了理论根基。
和大卫·休谟一样，波普尔对人类建立的归纳法发出了质疑。休谟曾提出，我们见到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并不能确定太阳明天也会照样升起。由此得出，假想并不能通过先例而在理性上得到证明。而波普尔的看法，则与他的“可错性”原则相结合。他说，既然无法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来，那么我们只能假设一条理论，认为太阳会升起。如果太阳第二天没有升起，那么这条理论就是错误的。然而，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仍不能被证伪（证明是假的）。波普尔由此推出科学理论的划分标准：若某理论可被证伪，这理论即是科学的。
因此，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从波普尔开始，新的科学论取代了旧的科学论，科学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波普尔从归纳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学的可贵性——科学知识不等于真理，科学知识只是猜想。科学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被证伪，科学正是因为能够被不断证伪而不断发展。反之，那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空话和伪科学，尽管可能永远也无法驳倒，却也永远没有任何用处。惟有科学能够通过不断证伪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学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于努力去证伪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设法最终证实它，因为真理只能不断逼近，而不能最终达到。
因为，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9，孔德：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力。
奥古斯特·孔德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实证主义哲学家。他批判神学和形而上学，强调知识产生于感官体验，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他认为，人所知的只是经验现象或事实之间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科学就是要寻求这些关系，用最简化的方式把它们表示出来，从而产生各种规律。
孔德把人类的精神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虚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终极原因，并把这些原因归结为超自然的主体；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在这一阶段，神学世界观被形而上学世界观取代，人们以抽象的“实体”概念来解释各种具体现象；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不再追求玄学或心学的思维方式，而是立足于发现现象的实际关系和规律。
在孔德看来，人类历程经历了从迷信到玄学再到科学的过程，到第三阶段社会由科学家管理时，人们进入了现实的阶段。科学是关于描述、推论和控制的——科学家从观察到的一些事件着手，通过描述，精确地推断出自然规律的规则，一旦那些规则被掌握，便可以反过来推测这些事件。最后，当目标为描述和推断所操纵时，科学规则便对自然的可能性做出了控制。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把可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参考实体，而对那些无法观察到的事件避免做出为什么发生的解释。
孔德的观点简述为：掌握知识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控制的能力继而就会转化为一种权力——一种控制规律、预测未来的权力。
知识的主要功能是掌握规律。如果不能掌握规律，也就谈不上预测和控制。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体育活动。一个不懂得比赛规则的人，注定是必败无疑的。除非他熟悉和适应了这些规则，才有获胜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不懂得生活规则的人，注定是要碰钉子的。
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孔德的“知识就是权力”，西方对知识的迷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正当科学技术大行其道的时候，它也越来越背离了我们的初衷，走向我们目的的反面。西方箴言说：“越接近真理，我们越自由。”但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处于知识的压迫之下了。以至于尼采发出了这样的疑惑：“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
因为，知识现在越来越不受我们控制了，它反而因其权威性开始控制我们，逐渐成为了一种支配我们人性的权力。对科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孔德并没有完全预料到。
10，萨特：我只是存在着，仅此而已。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同时也是位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深化，它剥去了人道所谓的阶级性或社会性，撇开了各种社会规范，研究人的具体生存处境，特别是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如何行动等深刻命题“。
人在自主选择自己的本质时具有绝对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一切行动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自由是绝对的、无限的。他由此得出：“假如存在确实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简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他说，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即你选择了不选择。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选择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什么根据和标准。因此人愿意自己是什么，他就能成为什么，“懦夫是自己变成的懦夫，英雄是自己变成的英雄。”萨特承认自由选择是“无目的”、“无着落”的，为选择而选择，为行动而行动，“除行动外，别无现实”，存在主义所遵循的格言是“不冒险，无所得。”
萨特主张人的问题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必须把人召回来并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从而解释现实世界。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人有理想和愿望，既能否定也能肯定自己；人有意识、感觉和思想，既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还能意识到人之外的各种东西的存在；人才是真正的存在，必须把人及人的问题作为先于其他一切东西而存在，并从本体论上把人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加以研究。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文化首先是用来限制和禁止人的无所顾及的、“自由的“、内心深处的欲望的一套方法。而萨特并不这么看，他说现代社会中，人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使他与他人、与历史、与文化等有机地联系着的一切根源。人孤单单地，没有任何外来的支撑，必须独自决定世界和人本身应该是什么样、人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什么样等等这些重大生命课题。因此，人类将朝哪一个方向前进，是毫无保障的，因为人的内部和外部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和指引他朝着确定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