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卫·休谟(1711 – 1776)的忌日。欧陆哲学在中国显然更受关注，德国哲学的流行程度远超英美哲学，休谟的大众知名度也远不及康德或笛卡尔。况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休谟也显得太正常了一点，个性平和，为人宽厚，没有尼采那么多的故事可以说。
但是这位康德的偶像，无疑是位跨时代的伟人，不夸张地说，他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生活。
因果关系推理的基础是习惯
休谟3岁丧父，由母亲养大，她母亲说他是一个平静的、好脾气的火山口，但他却有一颗非比寻常的清醒的头脑。罗尔斯说：“在伟大的道德家中，休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满足于他的现状。他没有丝毫的哀愁和失落感，没有罗曼蒂克的极度痛苦和顾影自怜的迹象。他不抱怨尘世，对他来说，那个世界是一个没有宗教上帝的世界，是一个本应如此的世界。”
休谟的哲学像是一个阴郁的苏格兰人的创造，但休谟本人其实是一个“快乐的胖子”，合群、宽厚。法国的保法拉侯爵夫人崇拜休谟，她是1761年通过写信给休谟而与他相识的。她比休谟小14岁，是孔蒂公爵的情人，并在其丈夫去世后曾幻想与公爵结婚。虽然她从未忘记这个首要的目标，但看得出来，她曾在一段时间里爱上了休谟。1766年休谟离开巴黎后，她与休谟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休谟临终前写出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对他其他的恋情我们就所知甚少了。
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说：“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休谟都是早熟的。”他12岁进入爱丁堡大学。1736年，他在25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三卷本的《人性论》。“休谟的人性论是极其复杂的，要想弄清它所蕴含的意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我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了它们之后，我才琢磨出了这些论证的含义。”
18岁时，休谟放弃法律，开始钻研哲学，他说他的思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他决定成为人文科学界的牛顿。牛顿已经指出，全部的物质世界都受到同样的机械法则的统治。休谟的计划是把对人和社会的研究建立在类似的普遍原理上。《人性论》一书的副标题便是“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主体的尝试”。
美国哲学家霍华德·达姆施塔特指出，17和18世纪的哲学家们区分了道德的解释、自然或机械的解释。在休谟那个年代，“道德”近似于“人性”的同义词，道德科学不仅包括哲学，还包括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休谟那里，道德的解释适用于能思考的事物的行为——人类、高级动物、天使和神祗，自然的解释用于不能思考的事物，如岩石、植物、原子和撞球。道德的解释一般会用到“欲望”等词，自然的解释用的是机械力量。因此，我们这样来解释小鸡为何过马路——它想去马路对面，这是一个道德的解释。但不能用“它想去对面”来解释为何8号球穿过了球桌。8号球不能思考，它的轨迹需要用撞击力、质量、速度等非意志的术语做一个机械的解释。
对前科学时代的人来说，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往往是道德的。前科学的世界观把很多自然界的事件看做神或其他跟人类似的东西造成的。因此，暴风雨是发怒的神造成的。世界充满意义和目的。
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努力限制道德的解释，把世界上的东西分成两类，精神的和物质的。对精神世界来说，道德的解释是合适的，而物质世界需要机械的解释。笛卡儿认为，我们可以依赖直觉就判断出，对于物质的东西，用推、拉和撞击等术语做自然解释是正确的。一旦我们对互动有清楚明白的概念，就会知道这种解释是正确的。比如，根据对母球撞击8号球清楚明白的概念，我们就会知道8号球移动的路线。自然界仍有一个令人安心的人性的维度，因为人的理性可以把握其基本原理。
跟同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休谟认为思想是一系列心灵图像的流动。看到一棵树、想象一棵树与回忆一棵树都包含着同样的心灵内容，只不过看的时候图像更加生动，想象和回忆中的树不那么生动。这种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信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如4个角的三角形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形成不是3个角的三角形的图像。关于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的命题都是对观念间关系的分析，前提已经包含了结论，不能向我们提供新知识。关于事实的命题，我们总是可以想象其反面，因此这类知识不是必然的。
在休谟看来，关于因果关系的命题，也是属于关于事实的命题，我们无法知道原因必然导致结果。当我们无数次观察到不同撞球之间是如何以机械力相互作用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个经验出发知道这些球在未来将如何运动。但母球的撞击和8号球的移动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休谟说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被撞击的球并没有因为被撞击而滚动起来。因果关系推理的基础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理性，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将来并不类似于过去，那么其基础只能是经验，但我们如何能从经验学到那个只有它才使从经验学到什么成为可能的原则呢？——我们所有关于事实的推理都建基于因果关系之上，没有因果关系我们就不能超越我们的感觉和记忆。
休谟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是必然的，是因为当我们看到在众多的情况下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而发生时，我们的心灵便习惯于认为它们是一起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球撞击另一个时，我们便习惯于认为第二个球也会动起来。我们不仅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而且还相信这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我们对它有着不同于我们对我们不相信的观念的感受，我们是以更为强烈、更生动、更肯定的方式设想这个观念的。“所有关于因果关系的推理都只是习惯的影响，习惯除了使想象力变得活跃而使我们对任何对象有一个强烈的观念外，别无其他影响。”
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休谟说了的，什么是休谟没有说的。“休谟并没有说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他只是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这样一种可能的必然性。换句话说，休谟的命题是认识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而且休谟并没有说我们不应该根据以往的情况来预期未来，虽然结果不是必然的。从埃菲尔铁塔上往下跳，不是急速下坠而是轻轻飘落在塞纳河的彼岸，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并不因为迄今为止那样做的人都摔死了就知道我们在未来也将摔死，但休谟当然不会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去是明智的。
道德心理学
休谟认为，我们关于事实的推理的基础是想象，同样，我们的道德信念除了心理学法则之外，也没有最终的论证。他用一个著名的法则概括了这种观点：从事实“是”怎样推不出我们“应该”怎样做。休谟把道德建立在心理学原则基础上的努力始于一个传统的前提：人类行动的动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但休谟坚持认为，人类本性上是社会性的，我们以他人的快乐为乐，也能感觉到他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心不能扩展到所有的人，只能扩展到跟我们有交往的人，对家人和朋友最强烈，对陌生人几乎没有。
但大型社会是使人类快感最大化所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使用它们的理性来发明法治的规则和机构。“两位邻居也许能够同意给他们共有的牧场排水，因为他们能够容易地认识对方的心灵，都能想到自己不作为的后果会毁掉整个计划。但1000个人就不可能对类似行为达成共识了。政治社会能够消除这些不便。因此有了桥梁、海港、城墙、运河和舰队，军队在政府的照管下纪律严明。”理性为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找到了手段，但目标不是理性设定的，而是情感设定的。“理性是，也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
罗尔斯说，休谟认识论的怀疑论是激进的、绝对的，他的规范怀疑论却是温和的。“除非借助于孤立的哲学反思，这种怀疑论无法坚持下去。这一事实表明，诸如习惯和想象这样的其他心理力量规范着我们的大部分日常信念和行为。但是，休谟认为，激进怀疑论对我们的道德品格具有有益影响，它使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生活于社会之中，无怨无悔地接受人类生活的境况，尽管我们的生命短暂而脆弱。于是，这个哲学天路历程的关键是：分享普通人对日常事务的信念，如果超越了这一点，人们便必须在概率和证据的权衡指导下谨慎行事。一旦超越了经验，信念就应受到质疑。”
本文原刊于《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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