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联好嵌名已成当下时尚，甚至挽联也屡见不鲜。于是久而久之，有人开始厌恶，也有人开始质疑，不嵌名，难道就做不到那一个“切”字？
日前，笔者参与校雠《中国对联集成》（全国卷），所校恰是民国及以前约1400副挽联，于是校雠之余，也做了一番统计，嵌名联只有三副，才占到千分之二左右。其中两副是民国劳汉、包柚斧挽徐了青联：“惜汝奇书缘未了；除他灵鬼眼谁青”和“了了了，文字因缘终未了；青青青，墓门芳草已生青。”这两副联，看得出显然是为利用逝者姓名中文字的天然特点，想借题发挥，渐而嵌名。还有一副是民国联家易君左挽莫愁联：“与尔同消万古；问君还有几多。”这是用了隐字暗嵌的手法，通过巧用古诗嵌入“愁”字。如此以抽样方法来看，在楹联创作被认为高峰的清代民国时期，挽联嵌名不但不是主流，而且只有一些特例。
那么，前人也写过嵌名联（这里专指嵌人名），又是以何种主题创作？清初汪升在所撰《评释巧对》中记载，“闻有姓林，名大节者，父为竹匠，在叶乡绅家做工。林时尚幼，代父登门取直。乡绅见其词色不屈，怒出此对，林答之。”是说叶乡绅看不起这林竹匠家的孩子，于是出句“竹笋方萌，几时等得林大节”，想对孩子羞辱一番，谁知孩子十分机敏，对之“梅花初放，何曾看见叶先生。”汪升说，“叶借‘竹笋’，而嵌姓名以讥之，固为轻薄。林借‘梅花’，而嵌其姓以诮之，更见激昂。”汪升对于他们嵌名的举动，连用了“讥之”、“轻薄”、“诮之”的评价，可见对此举并不认同。民国曹绣君《嗢噱联话》记载，“科场之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至清初尤甚……每有榜发见遗之士子，即以试官之姓名或嵌入，或离合，任意成联，以资笑柄。”民国人范笵《古今滑稽联话》也说，“按杭人好事者每科必有对联，嵌主试姓名，语皆嘲讽。”这两则实例也说明，至少在清代，拿别人姓名嵌入对联从而用来“嘲讽”、“以资笑柄”的不乏其例。我们不能得知其他情况有无写他人嵌名联的习惯，但从前人记载中可知，起初嵌名联的使用，多不是在庄重的场合。这在学者张伯驹所著《素月楼联语》中继续得到印证。此书专门有“嵌字”一节，但凡有关嵌人名的，都谈及戏谑之言，如张先生写到：“集句嵌字而以歇后作嘲，亦工而谑矣”、“有嘲优贡暗嵌联云”、“闻李述赠人嵌字联，颇轻之”、“有代为嵌字联互嘲云”、“有人为嵌字联嘲之云”……如此等等，总少不了“轻”、“嘲”的成分。
而从起初的嘲讽之作，发展到晚清民国时，嵌名联又兴起另一种创作风潮。《素月楼联语》称，“咸、同后，京师文酒之会必有歌伶艺妓侑酒，士大夫多用其名嵌字为联赠之。”清人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也说，“盖赠妓联句，其首须分嵌妓名，是为近时风气。”这些资料都显示，到晚清民国时期，赠予妓女嵌名联成为一种“时尚”。从目前传世对联来看，上至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达官显贵，下至市井文人，都有此类联作。之所以如此流行给妓女写嵌名联，清人李承衔认为，“文人墨客，多赠联嵌字以见才。妓室亦然，使人一望而知，免问号也。”（《自怡轩楹联剩话》）当时文人风流，可见一斑，后来有人还给这类联语起了个雅听的名字——香奁体。据清人林庆铨《楹联述录》称，昔时“客有从沪上来者，以风篁啸隐所集《青楼楹帖》相示，悉以妓名嵌入句中”，不料有人甚至出了专门写给妓女嵌名联的集子，可见此举之盛。
前人实例中，也偶有一些用在婚联中的嵌名联，因为结婚也算是适合开点玩笑、搞点娱乐氛围的场合，笼统来说这类嵌名联还是属于戏谑的范畴。这样看来，前人写嵌名联，主要就两种情况，一是出于戏谑嘲讽目的，拿别人名字来玩笑；另一种是显示风流的赠妓联。前人曾说，这些场合所写的嵌名联“其无足轻重，横说竖说，均无不宜。”（向义《论联杂缀》）而挽联则不同，必须言语妥帖，要有轻重才行。诚如网络联家时习之先生所言，“在古代中国，对人一般是称其字、号，直呼其名的被认为不敬。”（《嵌名莫过滥》）而且不仅东方，即便个性张扬的西方，一般有教养的后辈、后学也不会公开叫长辈、师长姓名，更何况人类还有“逝者为大”的传统美德。如此想来，在表达哀挽悼念之意的庄重文字中，又怎能直呼逝者姓名呢？况且挽联嵌名，多还是散嵌的手法，有些不好组词的字眼，竟被嵌得生硬拗口，甚至是生造、瞎编词汇来凑句，若再较起理来，这就更不尊敬。
时下，这股挽联嵌名的风气应该有所遏止。楹联是一门有传承的艺术，有些地方可以创新，但创新须有度。例如婚联、同辈庆生联，以及题赠联中，有时嵌名也徒增妙趣，未尝不可，目前也得到较多人的认可，有值得通融理解的地方。可无论从前人创作实例、文献记载，亦或是国人礼仪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看，挽联则确实不宜嵌名。《古今滑稽联话》在谈到赠妓联时说，“赠妓之联多尚嵌字，钩心斗角，抽秘骋妍，颇有令人发笑者。”其实如今，有些人为了给人写联绞尽脑汁地嵌名，不也是“勾心斗角”，最终却弄巧成拙，出力不讨好，何必非要落得个“令人发笑者”的地步。
——2015年4月5日《中华楹联报》
再说“挽联实不宜嵌名”
——兼答谢孝宠、潘民华二先生
4月5日出版的《中华楹联报》，刊登了我撰写的文章《挽联实不宜嵌名》。4月25日出版的《中华楹联报》，同时刊发了两篇就此观点与我商榷的文章。一篇是江苏谢孝宠先生的《挽联岂不宜嵌名》，一篇是湖南潘民华先生的《挽联嵌名莫说不》，基本立场都是对我提出的“挽联不宜嵌名”发表见解，主要是不同见解。两位先生就拙作同时来稿，令我受宠若惊，尤其是年届八旬的联坛前辈谢孝宠先生不吝指教，更让我这个后学感到荣幸。后来，文章转载到网上，许多联友也对此展开热烈讨论。看来，联界对“挽联是否宜嵌名”关注度还是很高，而我也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阐明，遂借此机会，向谢、潘二位先生及各位方家请教，大家不妨就此观点再作论述。
其实这篇文章早在去年7月已经写好发给编辑部，看到孟会长逝世的消息，我意识到挽联必然很多，其中嵌名联肯定会有，此时发表文章，似乎不合时宜。于是，我又向编辑部发去信件，请求推迟刊登。果不出所料，《我与孟繁锦会长》一书收录的数千副挽联中，嵌名者大有人在。既然不少人坚持这么写，那就由他去吧，我何必非要较真。然而，楹联艺术是讲究传承的，我只想通过引用前人论述，说明联中嵌名被认为是谐谑之作，并非是我的结论，而许多文献记载如此。同时，出于尊重，我认为写挽联不应直呼逝者姓名，更不应分开散嵌、生造词汇，这也是有礼仪依据的。这里的“直呼”显然读者能够看得懂，是指挽联中写到逝者姓名的意思，而潘先生说我这个“呼”只是用嘴“喊叫”的意思，就未免较真了。这里还要说明。
第一，拙文主要强调为突出挽联的庄重性，不宜嵌名，一来，“不宜”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只是说不提倡；二来拙文自始至终没有否认写嵌名联，用嵌名联。谢先生、潘先生都举出不少嵌名联，包括寿联、婚联来证明嵌名联的优势，显然和我文章的针对点偏差。而且所举例子中，有些嵌入的是字号（如复生、鲁迅），并非需要谨慎称呼的姓名（谭嗣同、周树人）。谢先生还以一副清代“嵌名联”为例：“顺德康泰雍睦乾道嘉千古；治平熙瑞正直隆光庆万年。”联中所嵌其实都是年号，当时人人可说，并非嵌名。试想，倘若联中嵌入玄烨、弘历这些人名，估计是“大逆不道”的。
第二，潘先生指出，我统计了1400副挽联，只有3副嵌名挽联，这个数字不准确，并又罗列了几副所谓嵌名挽联，还言到“肯定不止这些。”潘先生有些断章取义了。且看我当初原文：“笔者参与校雠《中国对联集成》（全国卷），所校恰是民国及以前约1400副挽联，于是校雠之余，也做了一番统计，嵌名联只有三副，才占到千分之二左右……”我只是通过这个样本，用3：1400的比例来说明，嵌名挽联在近代不是主流，何尝妄言存世只有3副嵌名挽联？其实，即便加上潘先生，包括谢先生指出的例子，再加上那些除了嵌入姓名，还嵌入字号，乃至诨名、外号的挽联，嵌名挽联在晚清民国这个对联创作高峰期，也还是很小的一个比例。对于这一点，大家手头都有对联书籍，随便查找便可证实，不须我再多言。
第三，关于嵌名联起源问题，潘先生指出最早的嵌名联应该是《世说新语》记载的“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段对话记载的是晋代故事，当时连对仗文体都没有成熟，连四声都没有定性，何来的对联？陆、荀对话，多是谈话中的巧合，它的意义在于那时人们已经有了使用对仗语言的习惯，为后来对联产生培育了良好土壤，但说它是“对联”缺乏科学依据。原文：“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一者“勿作常语”情况下，陆士龙发挥了点小聪明自报家门，而荀鸣鹤也恰好发现自己的名号能与之相对，于是“礼尚往来”，和他来了个“无巧不成书”。当时，是博得在场人士笑声和掌声的，怎能认定这是“庄重”呢？二者他们也是自己对自己嵌字，不是对他人嵌名，而且也不是在庄重场合使用的挽联。潘先生举例反驳我，其实是给我帮了忙。
谢孝宠先生认为，挽联应该适应社会发展，可以嵌名。对于这一点，我保留自己的观点，但尊重他的选择。毕竟谁要怎么写挽联，选择权终究在他自己手里，没有一部规章规定挽联不能嵌名。但我还是以为挽联不同于题赠联，是写给逝者的，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来写这两行字的，是真情实感为上的。写到最后，又翻了翻前人留下的典籍。发现我们是找了一些嵌名挽联的例子，但也多为同辈人之间的题赠，历史上晚辈写给父辈、师长的嵌名挽联，包括所有嵌名联，都是少之又少。为何？古人没有明确说明，但我想，古人应该是知道敬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