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任何时代文学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都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文学作品也往往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发展的一面镜子，正如杜甫反映现实的诗歌因为其真实 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干戈动乱，人民痛苦流离 的生活，而被誉为“诗史”。同样，金元时代文学的发展也与当时 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对于咏杏文学的发展，有必要提及的就是元代社会发展的状况。
我们知道，经过长年的战争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广大人民的生活穷苦不堪，统治阶级面对社会这样的状况，还把各民族划分为四个等级。在阶级压迫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压迫，必将导致被压追民族的强烈不满。对于那些有着传统道德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他们内心深处的愁苦 与不满的情绪更多只能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因此他们的作品明显会带有那个时代丧乱的色彩。表现在咏杏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直接描摹杏花，赞叹它姣容三变的色彩，喜欢它美好娇艳的姿态的作品较之前代有所减少，不再是咏杏文学的主流。
更多时候，诗人们完全陶醉于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根本无心也无力去管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既然不能“达则兼济天下”,那就只好“穷则独善其身”,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和个人闲适自由的生活。处金元之交的乱世，元好问身历破国亡家的巨变，但他的杏花诗依然洋溢着青春的美好和生命的激情。
蒲道源《丁卯赋杏花》诗中“旭日东墙老树新，一枝进出许多春”,写出了老树开花的那种惊喜，这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未尝不是一份特别的感动。许恕《丁仲贤氏红杏树兵后枝叶复茂》“枯株复见生新枝，秀色行堪表故墟”,也是表达枯枝重新开花的那份喜悦，经过了战争的洗礼，人民的身心都疲惫不堪，这兵后重新开花的红杏树仿佛就是生命的又一次重生，是对诗人愁苦心灵的一份慰藉。
同时，宋代文人那种对酒赏花的闲情逸致在元代士人的笔下也多所表现，比如周伯琦《兴圣殿进讲即事是日赐酒饮杏花下》、张翥《三月二日赏杏花光岳堂分韵》、吴当《清明日同学士李惟中赵子期及国学官携酒东岳后园看杏花》等诗歌都是描写赏花饮酒之作，花美酒醇，自然兴致高昂，诗兴大发。但是更多的时候，诗人看花是为了忘却烦恼，饮酒也是希望能够醉而忘忧，进而达到不去想人世纷扰的效果。
前面已经简单论述了杏花的价值定位在宋朝持续走低、遭到世人的贬抑，在宋代文人的诗词作品里，提及杏花的那种不屑轻视的意味就非常明显，渐至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其实花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任何花卉本身并无什么品格的高下之分。
至于杏花，经过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士大夫文人身上那股比德情愫的不断施加作用，导致杏的被轻视、被贬抑，甚至沦落为 那些具有高尚象征意义的花卉的陪衬物，这样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进入金元两代，尤其是元代以来，更是沿着这条轨迹进一步发展下去，元人程榮的《三柳轩杂识》中视“杏为艳客”。花卉作为人类的朋友、客人，古人从花木身上看到自己人格化的品格，也才会形成“岁寒三友”、“花中六友”、“十友”以及“花中十二客”、“三十客”等的说法，而这些称号也不是文人的一时兴起，而随意加诸花卉身上的，这是经过众多古人的推敲，并经过很多代人的认可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认识。对于“杏为艳客”这称号，也就根据杏花具有姣容三变的色彩多变性、妖娆艳丽的姿态这些生物秉性而作出的评判，这是杏花本身所具有的。同样，“杏为艳客”的认识还具有理论上的支持，也就是孔子比德的儒家义理在封建士大夫身上的渗透，而杏花的生物属性中缺乏那种比德的因素。所以说，对于“杏为艳客”这一认识，元人也是普遍接受，并这样来定位杏的。
杏花虽然有着美丽的外表，但是很多时候却不得世人的赞赏和怜爱，反而为人唾骂，这是人们更为注重花卉内在精神、品格的结果。不过要强调的是，进入元代，元人对杏为艳客、轻薄粗俗妖娆品性的认识，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范畴，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一味跟着前人的脚步，前人怎么说，当时人也就跟着附和。对杏花的认识，在元代虽然已经定位，但本身这一认识却没有太大的价值可言，思想僵化，止步不前，认识空洞，缺乏理论基础都注定了这一时期咏杏文学的发展没有能够进一步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独特成就。
同时，元代咏杏文学的发展开拓之处在于形成了“杏花春雨江南”这一经典说法，并逐渐流行起来，成为江南地区特有的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