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郭路生
何京颉
一九六七年夏，一位朋友带我到一个正筹建中的剧团——这是当年由老红卫兵自发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剧团。他们正在排演由郭路生编剧、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的话剧《历史的一页》。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郭路生。
话剧排出后在学校、工厂、机关等地演出了十几场。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剧团解散了。但我和郭路生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更加密切了。
郭路生很希望通过我认识我的父亲，说他一直偏爱我父亲何其芳的诗，很想和他聊聊，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当时父亲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很少有人敢去家里看望他。为此，父亲待人一向是非常认真的。那天，父亲早早地换好衣服，为郭路生准备了红茶、柠檬及一些小食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他。后来，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虽然当时郭路生只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可父亲没把他当成小孩子，而视他为同辈人，与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新诗的创作、发展，诗歌的韵律、语言等等，对郭路生所提的问题也一一作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从那以后，郭路生时常去我家，并把他那时写的诗带给我父亲看，记得有《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难道爱神是——》《无题》《黄昏》等。父亲每次总是中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不止一次地劝他学习外文，一门不够，要多学几门，以使自己直接读原文诗，这样才能更直接、准确地体会诗的原意。父亲曾对我说，郭路生有天赋，有诗人的气质和想象力，但他的诗从整体上看还不够成熟，而且显得有些消沉。遗憾的是，父亲过早地去世了，如果父亲能看到郭路生后来的诗，我想，会对他有新的评价的。因为经受了种种生活磨炼的郭路生，在长期的观察与思索中，已逐渐把自己的诗同整个时代和人民融为一体，终于成为一名鼓舞了一代年轻人的时代歌手。
没有多久，父亲离开北京，去了五七干校。郭路生依然是我家的常客，每星期总要来几次。
他每次来我这儿，都会给我那间寂寞的小屋带来朝气和活力。我不会忘记他在这里度过的那一个又一个冬天的黄昏与夜晚。我们常约上一些朋友，大家聊天、讲故事、唱歌、听音乐，每次不可少的节目便是倾听郭路生朗诵诗歌。他把他所喜爱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缪塞、波德莱尔、洛尔迦等的诗歌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都还是一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对这些诗只是略知一二，我也是从那时才真正被他带进诗歌和外国文学的领域。我们用心去听他朗诵这些诗歌。每当他那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响起，我们都会随着他那极富感情色彩的声音，进入诗歌的意境。那些诗像我所钟爱的音乐一样触动着我的心弦，让我全身心地感动。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曾经给我讲过的那些感人的小说，我时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种再也无法找回的气氛，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围坐在火炉旁，窗外是飘舞的雪花，屋里暖暖的，煤火噼啪作响，他总是缓慢地用他特有的嗓音开始讲《简·爱》，讲《阿霞》《安吉堡的磨工》，讲《约翰·克利斯朵夫》……每次直到讲完整个一部长篇，我们才发觉天已经完全黑了，窗外的雪也停了，炉火无声地熄灭了，可我的思绪还久久地停留在那些作品中，仿佛同那些主人公一起经历着人生的悲欢，体验着爱与被爱的苦涩和甘甜。直到他站起来告辞时，我才回到现实中，想起了正处在的这个“震撼世界，史无前例”的年代，想起了国家和个人所遭受的灾难。我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能通过读书来暂时逃避，远离一会儿那些“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的革命造反派”。
那时，凡是郭路生有意无意提供的作品，我都会想法找来仔细读，从此，我心中慢慢建造起一个多彩的世界。他也常常鼓励我学习音乐，可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根本没有学习的条件，只能靠自己。我借来一些乐谱和音乐书籍，每天给自己定学习计划，坚持练钢琴，学乐理，也读了不少音乐家的生平传记及有关音乐作品的评论。这些，都为我后来能考入音乐学院打下基础。从那时起，我就把音乐作为我一生的爱好追求，并始终为之努力。
我一直认为，郭路生是我青年时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最初的思想启蒙者。
也是在那个时期，郭路生写了很多诗：《海洋三部曲》《鱼群三部曲》等等。他每写完一首诗，总先拿到我这里，抄给我，并给我们一遍遍地朗诵。过后，我总是把它们重新抄在一个大本子上收集起来，而只有一首诗例外。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几个朋友和郭路生一起到紫竹院散步。当时，他正和一个维吾尔族女孩相爱，他爱得很真、很热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们中间的重重阻碍。这段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恋情，使他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我是他的知心朋友，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哭喊着那女孩儿的名字。待他平静的时候，给我背诵了一首他新写的诗。年代太久，我只记得那诗的题目好像是《春天》。
尽管诗句记不清了，但这首诗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记得，它异常地热烈，而且惊人地美丽，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总想再听他朗诵一遍这首诗，但他几次都拒绝了。我明白了这是一首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诗，是以他的心和泪凝结而成的，他不希望有丝毫杂尘掺进自己最纯的感情中。从此，我再没有对他和任何人提起过这首诗。但那一天带给我的感受却是那样难忘：灿烂的阳光、温暖的春风、醉人的绿草地……那样怡人的春天气息与他毫不遮掩的痛哭、呼喊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惆怅的难以辨清色彩的画面和一段扯人心肺的极不协调的乐章。
日子就那样随意又悠闲地过着，但我们却时时被一种无名的不安所困扰，预感着这表面的平静与安逸中正孕育着逃不脱的灾难和不幸。
果然，一九六八年的五一节——一个刮着黄沙的大风天，一清早，郭路生打来电话。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我匆匆地骑车赶到他家，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说，可能要出事。前天他被抓到中央戏剧学院受审，名义上是要他交代和张郎郎的关系，实际上因为他的一些诗已落到江青手中，被认定是反对“文革”的反动黑诗，江青的爪牙们正想寻找机会整治他。这使我想起几天前一个在公安部的朋友劝我最近小心些，说我家在公安局挂了号，已披上“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成为被监视对象，反动诗人郭路生是这个黑组织的头目。
我当时听后没有太在意，现在郭路生被抓审，多少证实了这消息的真实性。虽然我们心中坦然，虽然我们绝没有做过一点儿对国家不利的事，但这样的消息，在当时足以使得我们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了。两年来的运动，使我们都太清楚“反革命”是多么容易就被定性的。那几天，郭路生一直烦躁不安。五月三日，几个朋友一起在我家吃饭，郭路生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不好，谁也没有劝阻他。他一直喝到酩酊大醉，躺在地板上起不来了。我们想，他压抑了几天的心情借酒发泄发泄，也许能好些。可他从始至终没有一句发牢骚的话，而是不停地哽咽着说：“毛主席，我热爱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难过地为他掉了眼泪，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
又过了一些日子，公安局到我所在的一O一中学调查了我。紧接着，我就被学校工宣队关进了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遭受了许多让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与折磨。他们关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我揭发郭路生的反党、反对“文革”的言行，以此来达到整治他的目的。我写不出让他们满意的材料，他们以我态度极不老实为理由，关了我近三个月，一直到工宣队撤离学校，我才恢复自由。
我从学习班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郭路生的消息，得知他并没有被专政机关所押，才让我紧张了许久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这年的冬天，他去了山西杏花村插队，不久，我也和几个朋友去白洋淀落了户，从此我们就改为通信联系了。
刚到农村，由于各方面的不适应，以及在学习班所受的打击，我一度消沉，常常坐在冰冷的炕头上想家，想朋友，想在北京时大家常聚在我家的小屋。在我觉得最孤独无援的时候，我总会给郭路生写信，诉说我对过去日子的留恋和现在心中万念俱灰的绝望。他每次都及时给我回信，关心我在白洋淀的生活，时时提醒我，不要受消极因素的影响，在和别人交往时要多吸取有益的东西，要善于发掘生活中鼓舞自己积极向上的力量，以此来克制那些消极情绪，并鼓励我要在农村好好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生命。
他曾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也很留恋我们大家的那间充满温暖的小屋和钢琴、书籍、娓娓的谈话、淡淡的烟缕，友好和互相谅解的微笑永远是被我们垄断的一种最神圣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总是留恋那房间，就永远也看不到外面晴朗的天空……我们青年人应该永远地扬起风帆，向前看，生活在前面。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让我们一同向未来进军！”另外，他还在一封信中，给我抄来了那首听他背诵过无数遍的被公认为是他代表作的诗歌《相信未来》。在这样的时候，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和这样一首充满信心、力量的诗歌寄到我手中，对我的触动和激励是多么大啊！我说不出地感谢他，感谢他能懂得我的需要，感谢他给予我的真挚感情和始终如一的帮助。那一封封充满诗意的信件和特意为我抄写的、字迹格外工整的诗篇，至今还被我珍藏着。在我人生艰难的道路上它们成为一股强劲的动力，始终推动着我向前。
再以后，他离开农村参了军，有关他的音讯越来越少。直到一九七四年我从白洋淀转回北京，我们才又见了面。那时候，正是他患精神分裂症病情最重的时期，我见到他时，觉得他明显地苍老了许多，往日和善可亲的微笑没有了。那时，他神志很清楚，在我的台历上写了许多古怪的话。看到这一切，我有说不出的难过。从他那发呆的目光中我看出他某些昔日的神情，让我感到他依然信任我，关心我。这种心情，直到今天想起来，还让我落泪。
每次他从我家离去时我都不放心，总要走很远送他到王府井103路无轨电车站。我们默默地站在马路边，看着103路无轨车一辆辆开来又开走，直到十一点钟末班车来了，他才肯上车。虽然这么长时间里，我们什么话也没说，但这沉默却比言语更有分量。我在想，正是由于他正直、敢言、执着的性格和不肯违心说话、做事的做人原则使他得罪了某些人，才被整成这样；我也知道，由于他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磨难，由于他先天的敏感和多虑，他脆弱的神经终于承受不住了，才变成了今天这样……他的天才，使他的诗歌流传四方，震撼了整整一代人，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可却没有能带给他本该属于他的荣誉和快乐。我为他痛心、惋惜。但我相信，他绝不会就这样沉默下去。
一九八九年四月，在中央戏剧学院礼堂举办了一场现代诗歌朗诵会。我们终于又见到隐没多年的郭路生。他仍是一身六十年代的装束，迈着成熟、稳重的步伐走上了舞台，依然是那低沉沙哑的嗓音，依然是那坚定自信的神情。我们又听到了那首《相信未来》和他亲自朗诵的此诗的姐妹篇《热爱生命》。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没有忘记他，人们仍然需要他和他的诗歌。
我真为他高兴！
从一九九O年起，他基本是在北京远郊一所福利院度过的。一九九一年，我去了美国，又是几年没有见到他。我回国后，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和他有了一些联系。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也见过几面，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头脑清楚，思路也敏捷。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中，我了解到，这些年，他一直没有停过笔。最近仔细翻看了一遍他在病后写的那些诗。我又一次被深深地震撼了。沉重的悲怆是另一种美。这其中的内涵，我想，我会比别人体会更深。
去年夏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他家看望他，他说他现在有两个愿望：第一是出一本他的诗集，第二是他要准备写回忆录。我想他第一个愿望在不久就会实现，第二个愿望也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生活态度很严肃的人，他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努力创造条件去做，而且一定会做得很成功，很出色。
三十年前他曾写给我几句诗：
让我们的友谊像流水，
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有价值的黄金。
让我们的友谊像彩带，
把你幸福的花束系得更紧。
这短短的几句诗，对于我来说，包含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内容。时光流逝，岁月变更，但我心目中的郭路生永远是那个面带微笑、朝气蓬勃、真诚、善良、美好的年轻人，也永远是我最可信赖、最可亲近的朋友。我们之间这段纯洁、深厚的友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珍贵难忘。
郭路生在杏花村
戈小丽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戴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革’”，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革”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民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O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歌曲《小鸟在前面带路》《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出蒸气。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番瓜。
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感人肺腑的朗诵。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念到轻时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诗句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音放大而不失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一九六八年冬天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红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实际情景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
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别后失去父母亲属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身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可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恰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背上吹笛子。
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姑娘坐在桃花怒放的桃树上，脸比桃花艳。美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是写得韵味十足。
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录郭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有油水的人的想法。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钩心斗角、阴险毒辣。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
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诉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会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他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破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玩笑时惯用的诡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他。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的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
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
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之名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古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古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
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一九六八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到去英国和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噬，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八十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里和他说话。他说他身体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
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
郭路生的到来确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晃已是一九九七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二十八岁“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从插队到现在二十八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番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
郭路生
崔卫平
一九九三年夏日的一个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听得楼下有人叫。打开窗户一看，依稀辨认出芒克，其余几个人看不太清楚。我也大声喊道：“上来吧。”
“郭路生。”他自我介绍时，头有些侧，下巴微微上翘。“我们这些人，没打招呼就来了。”他面带歉意微笑着说。
我顿感心头一热。作为女主人，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有人在我们家这么文质彬彬地说话。我见到更多的那些“流浪”诗人，都恨不能随身携带一枚炸弹，大有将他自己和我们全家炸平之势。
同来的还有贵州的黄翔，北京的黑大春和他的女友。沏茶、倒水，在沙发上一一就座之后，我开始默不作声地打量起这位诗歌界的传奇人物。诗人多多说：“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
他显得太大了，头大，手大，脚大，至少给人的感觉如此。事实上他很瘦，但他绝不是那种天生瘦弱的人。他身体有一部分仿佛被故意隐藏起来，或者是经过一再省略和删减，现在就剩下这副大大的、空空荡荡的样子。他说话时经常面带微笑，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进入谈话的角色非常之快，几乎没有任何过渡，语调执着而又有些含混不清。他谈到了惠特曼、海明威、艾略特等。芒克提到他自己新完成的长篇小说。他很感兴趣地问：“小说怎么写？”芒克两手一摊：“一通写啊。”这恐怕是两位当代作家之间最简捷、最有意思的关于文学的对话。
我注意到他的膝盖上有块补丁。是一条不太能说得出颜色来的旧裤子，补丁的颜色稍深了些，但也还协调，显然这出自他的手艺。如今在北京城里穿有补丁的衣服，真是不多见。
他要了纸和笔一人埋头书写起来。谈话在继续，人们并没有因为照顾他而降低声调。过了一会，他抬起头，先问我要不要给孩子早点睡觉，我笑笑摆摆手，告诉他现在正是假期。“那我给你们朗诵吧，”他语气中带一些坚决，“这是我在医院里写的一首诗。”
他朗诵时仿佛换了一个人。他身上所有那些不协调的成分一下子变得非常温顺。他读得沉着、缓慢，每一个音节都被拖得很长，好像他在尝试着它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又是企图展现它们所有的美。在他心醉神迷的时候，一种节奏在我们之间悄悄形成、传递开来。
我们为他鼓掌。“我在里面，我是不自由的。”他几番这样说。他走后我长久地陷入了一种深思，即现代医学中关于精神病尺度的掌握。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在家中过正常的生活，而我们周围的另一些人更需要送进去治疗。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他非得住在精神病院不可。我的这个疑惑后来部分地得到朋友们的证实。也就是说，一个大号的人被一些有形或无形的链子捆住，而且是他愿意被这样捆着。
能理解这些链子的含义，才能去理解他的诗和他这个人。
这肯定是作为诗人少有的殊荣：郭路生的作品最先是以手抄的形式在人们之间普遍流传开来。他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都是。他们是成千上万普通读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诗歌的特殊兴趣，只是被郭路生的诗句深深吸引，被它们所打动，唤起了自己内心的共鸣。这和今天在一些“诗人”身上出现的情况有大的不同。
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谈到过：今天的若干“诗人”更像是以其肉身大出其名的，在人们还未读到或记住他们写下的句子之前，关于他们肉体的业绩早已如雷贯耳，他们的句子不会比其故事传得更远。当然郭路生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有人曾经就此分析过，我想指出的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在一个是非曲折颠倒的年代里，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
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越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
这种由对诗歌的忠直体现出来的忠直，体现了那个时代备遭摧残的良知，显示出能够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在这一点上，郭路生甚至区别于后来众多的先锋诗人。所谓分裂总是以形式开始的，而郭路生在形式上从来不后退一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除非你一遍遍将这些句子吟诵出来，否则不会体会到其中声音的均衡、内涵和美。其中每行足足有六个音步，这在汉语诗歌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是十分少见的，正是这种拉长了的瞬间成了那种超载情绪（向往、失望、从失望中再度抬起头来）复杂的运输工具，它是逐步、缓慢地释放的。阅读中为了能够一口气将这样的句子读出来，读者不得不进一步拖延每个音步所停留的时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无限延长的幻觉。
同时，四行一个小节、上下行之间音步的整齐对应以及押韵在这里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们属于人为的因素，但恰恰是这种人工装配性的东西从整体上造成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组成了诗歌自足的世界，它们将那些沉重负载的情感清晰可闻地呈现在这里，在此时此刻，如同悬挂在人们面前，成为可以触摸、可以观照的对象，从而摆脱了原先存在于人身上的那种压迫性，获得解放和自由之感。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精神享受了，在郭路生和谐优美的多音步格律中，原本是晦涩的东西得到澄清，郁结的东西得到释放。诗人林莽曾追忆道：“在我们空旷的精神世界中，是他的诗歌为我们洒下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从某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那些“为生存的艺术家”或“诗人”，这是一支为数不多的“艺术大军”。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存在的事实，在艺术内外体验到的仅仅是个体生命痛苦压抑的烦恼，包括个人尚未得到社会承认的那种苦闷。所有这些东西像泥沙一样流进了作者的头脑和血液，乃至写出来的是一首“生存的诗”，其中生存的经验大大地损害了诗歌经验，它们呼啸着在作品的表面撕开许多裂口，使之看上去如同这个喧嚣疯狂的世界一样喧嚣疯狂。
而另一类艺术家、诗人（我不敢将他们称之为“为艺术的艺术家”）并不排除自己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事实，只是未敢将它的考虑置于对艺术的考虑之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和谐、匀齐的艺术整体，如何将生活的内容转化、提取为艺术予以观照的对象。他们的良知首先体现在尊重和珍爱自己手中的这门艺术上，体现在这种职业道德之中。要说是反抗环境中的混乱和黑暗，恐怕也只有以一种新的秩序而出现，否则，从零乱到零乱、从一种瓦解到另一种瓦解，最终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郭路生近三十年直至今日都在潜心探索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恐怕是永远绕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起点、一个典范。尤其值得有了这许多惨痛教训的中国先锋诗歌界深思。我始终要说，在这个领域中，崩溃是从形式上开始，并通过形式上的紊乱而加深。譬如海子以及顾城。
今年一个寒风料峭的春天，我和几位友人去医院看望了郭路生。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过去。”他远比我们周围很多人正常。
下面遇到的这个问题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令人有些不知所措。
九三年出版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中有《疯狗》这首诗。据说他自己写过一个关于《疯狗》的说明，声明当年在《今天》杂志上发表时，所署的写作日期被提前了，这首诗实际的写作年代是一九七八年。除了这个更改，合集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在“疯狗”的标题之下还有一行副标题“——致奢谈人权的人们”。这是原先在各种场合未曾出现过的。时隔十多年之后，郭路生坚持恢复它的原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郭路生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郭路生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身为“先锋”（他的《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过）为什么又要脱离当时先锋的队伍？再来看《疯狗》全诗，如果不能找到有人猜测的那种反讽的含义，那么郭路生到底要什么？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院墙，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疯狗”是支撑全篇的中心意象，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的，却是一个层次分明的逻辑间架：仿佛成了一条疯狗；但还不是；甚至还不如；假如真的是……以“疯狗”自况，这其中当然带有悲凉的自嘲的意味，但自嘲不是自怜；在自嘲的背后，是出人意料的纵身一跃：恨不能挣脱这内内外外、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锁链，恨不能更广泛地漫游人间，更深刻地咀嚼人生！郭路生的同情显然是在广大的世界那一面，是这个世界中更艰难的、失意的人们。“疯狗”既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也意味着那些失意的人们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不存在所谓神圣的“人权”，他们完全不懂这个。
这里隐隐包含的一个前提是：“人权”仍然是现实范围内的一种限制及现存秩序中的一种运作，在它强调的东西中包含了一种优越之感……我在这里撞到的是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常见的东西：郭路生宁愿将自己看作失意的“狗”，他本人并不以“先锋”自居，不把自己看作一只“燕子”，或“普罗米修斯”或“真理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的姿势与其说是前倾的，毋宁说是后退的；与其说是以一个“高音”开始，毋宁说是以一个低音开始；与其说是超然、拒绝的，毋宁说是包容、宽厚的。请注意他反复使用的“人间”“人生”“人们”的意象，而不同于其他的先锋诗人爱使用的“世界”“天空”等。后者是抽象而俯视的，郭路生更多地将自己“放回其中”，尽管同样在其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由此，郭路生从以强权和强音为标志的残酷历史中逃脱了。他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因而对他来说，既不存在挂冠的问题，也不存在烈士的问题。他远离枪声激烈、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些为许多人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式武器、辞藻、油彩和包装纸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没有保护伞，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没有。
处于这种状态不能不是危险的，他不靠岸，不去为了生存兑换那些小钱币，他失事的海面上没有航标、信号灯，他的确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漫无目的”。为此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时时身置的临界点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在那儿，他什么也没有，他宁肯什么也不留下，财富、名誉、所有那些小小的舒适的规则，包括一张替自己辩护的嘴。能交出的他都交出了。那么，他收获的又是什么？
心上笼罩着乌黑沉重的云层
心中吹过一阵又一阵的寒风
心底沉淀着盐分饱和的溶浆
心头耸立起积雪不化的山峰
……
可它仍然还是一颗心
而且就在我胸中怦然跳动
（《我的心》）
他一再写到这颗“心”。在他近些年在医院写的那些作品中，受伤的心灵这个意象频频出现。他像个哑巴，老是禁不住指自己胸膛中跳动的那个部位。
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
心底只剩下空旷与凄凉
（《在精神病院》）
不得已，我敞开自己的心胸
让你们看看这受伤的心灵——
上面到处是磕开的酒瓶盖
和戳灭烟头时留下的疤痕
（《受伤的心灵》）
这些诗句读来让人感到一种“噤若寒蝉”的悲凉，他肯定越过了某种界限，否则不能体验到这样的痛楚和辛酸。这么一颗除了病痛什么也没剩下的心灵，你可以说它是卑贱的、贫困的，然而它又是高贵的、矜持的，没有什么能同它交换或与之相比。对于世界它看上去是不起眼和毫无价值的，但由于它的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疼痛，因而成为自重的，任何东西都衡量不出它的分量。它是独立的，又是广袤的；是无挂无碍的，又是知冷遇热的；是雾状的、无形的，然而无疑又是坚定而忠直的。它曾经有过的疯狂可以看作来自宗教般的勇气，像“以身试法”，同时它又是那么小心翼翼，令人想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一些东西……总之，它不像它自己被感受到的那样。你也可以感受到与之相似的自己的那颗心，但要在摘除了种种面具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郭路生在形式上如此谨慎。对于这么一颗本质上是广大、无形而富有同情的诗人心灵来说，她不仅需要而且热爱形式上的那些小小的桎梏，通过这些细小的链子而造成一种节奏，一种呼吸和心灵上有规律的脉搏。
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于劲松
以上文章皆摘选自《持灯的使者》，刘禾编。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