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促人向善的手段。这个说法太过肤浅，促人向善的确是一神教的一个功能，但是，将这一功能说成是宗教本身，就是以偏概全，宗教的内涵比促人向善深厚深刻地多。
当对人类历史中的各文明形态，以及文明中的各宗教和思想形态反复揣摩之后，对宗教的本质，逐渐清晰起来，心里感觉到比较稳妥了，靠谱了。我的答案是，宗教的本质在独立和自由，人之所以要发明和信仰宗教，就在于人热爱和追求独立和自由，宗教是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手段。
想必大家一定会认为我在胡说，因为在诸位的知识和意识中，宗教是一种迷信落后的东西，恰恰是对独立和自由的桎梏，是反独立和凡自由的，唯有现代文明、现代人才懂得独立和自由，也正是出于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现代人才否定宗教，砸烂上帝，而你却在这里说宗教的本质在于独立和自由，这岂不是笑话，有违常识啊，读过书木有。
我们关于对宗教的认知，是源于现代欧美对宗教的意识和理解，正如上面我对唯物主义的批评，现代欧美人对宗教和貌似反宗教的现代文明实际上都是不甚了了，既没有弄明白现代文明为何物，也没弄明白宗教为何物。
将现代文明的本质定为追求独立和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追求独立和自由，就把基督教说成是独立和自由的敌人，是独立和自由的剥夺者。固然，在现在文明看来，基督教制度中的确存在妨碍独立和自由的地方，但这并影响基督教的本质也是追求独立和自由。
事实上，正如在现代文明看来，基督教存在诸多对独立和自由的妨碍因素一样，在传统的中国文明看来，现代文明中同样存在诸多对独立和自由的诸多障碍，只是现代文明自身无法知觉而已，以为自己比任何文明形态都独立和自由而已。在传统中国文明面前，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在对独立和自由的妨害上，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
这里就涉及三种文明形态在独立和自由上的比较：基督教、现代文明和传统的中国文明。我的基本观点是，三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追求独立和自由，但是对独立和自由有准确理解的唯有传统的中国文明，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均对独立和自由的概念和理解均由偏差。这些对独立和自由的理解上的偏差，就会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出现诸多的对独立和自由的侵害。
这里又涉及到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追求独立和自由，第二个层次是对独立和自由有准确的认知，第三个层次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独立和自由的。追求独立和自由，并不意味着能够准确理解独立和自由，能够准确理解独立和自由，并不意味着社会实际就真的有独立和自由。
尽管在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第一个层次上，基督教、现代文明和传统中国文明三者是一致的，但是，在准确理解独立和自由的第二层次上，三者出现分化，唯有传统中国文明达到了这一层次，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均未达到。
当连对独立和自由的准确理解都未达到时，就不可能以后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压根没有在实际上拥有真正独立和自由的可能。因此，在基督教和现代文明中，绝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尽管传统中国文明一直拥有对独立和自由的正确认知，但也不意味着中国的历史就一直是独立和自由的，而呈现出独立自由时代与不独立自由时代相互交错的特征，甚至，就历史的整体看，独立自由的程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打个比喻来说，在对独立和自由的理解上，传统中国文明是个健全人，但是，健全人并不意味着一直健康，会生病，而且可能经常生病，处于病态。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健全人生病，而把病症、病态当成其本质，而依然会把正常的健全状态当成其本质。
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在对独立和自由的理解上，则是缺少某些机能的残疾人。一个不健全的残疾人也许可能非常健康，但是，他绝无可能拥有一刻的健全状态。我们绝不会一个残疾人非常健康，而把正常的健全人的状态当成其本质。
二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点明，何谓对独立和自由的正确理解，为何说尽管基督教、现代文明和传统中国文明三者都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但唯独传统中国文明对独立和自由的理解是正确的，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对独立和自由的理解则均有偏差。
所谓的独立和自由，从根本上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里涉及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是“心”。这里的“心”并非指物理意义上的心脏，而是说人是一个情感和思考主体，“心”指的就是这个主体。在中国传统中，还有另外两个概念与心相关联，而且这两个概念甚至比心本身还重要，一个是“性”，一个是“意”。“性”是“心”的后台，而“意”则是心的前端。
“心”是从人的情感和思考主体的整体上而言，“性”则是指心的最基本最稳定的属性和结构。如果说，“心”是人的深层决定者，“性”则是“心”的深层决定者。更通俗地说，“心”是人的老板，“性”则是“心”的老板。因此说“性”处于“心”的后台。
也就是说，“心”和“性”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心”，都是人的情感和思考主体，因此在中国传统上通常“心性”连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是有“心”的，即他是一个情感和思考主体，是一个“心性人”。因此人的独立也就体现在“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上。也唯有“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才是真的独立和真的自由。
中国传统文明、传统的学问恰恰就是以心性为中心的，是以尊重和顺应心性为中心的。《中庸》说的再清楚不过：“率性之谓道”。独立和自由就是“率性”，即遵循自己的本心本性，以自己本心本性为最高判断原则、最高权威，在自己的本心本性之外，再无原则和权威。从根本上来说，传统中国文明就是“率性”的文明，传统中国学问就是“率性”的学问。
人是一个情感和思考主体，是一个心性主体，独立和自由就完全尊重这个主体，让自己的情感和思考独立自由地发挥，而没有任何的外在的价值、限制和规定。因此，独立和自由一定是以心性自身为本位，而不能以心性之外的任何东西为本位。一旦以心性之外的任何东西为本位，这个所设定的本位就会对心性本身构成制约，心性就会失去独立和自由。
在基督教、现代文明和传统中国文明三者之间，唯有传统中国文明是以心性为本位的，基督教和现代文明都非以心性为本位，而是以心性之外的东西为本位，更准确地说，是以心性的情感和思考结果为本位。基督教中的上帝和现代文明中的现代制度和科学真理都是心性情感和思考的结果，但是，基督教却以上帝为宝而忽略了制造上帝的心性，现代文明则以制度和科学为宝，却忽略了制造制度和科学的心性。
心性为上帝之本，心性也为制度和科学之本，舍弃心性而追逐上帝，而追逐制度和科学，都是实实在在的舍本逐末。舍心性而逐上帝，上帝必然会制约心性；舍心性而逐制度和科学，制度和科学同样会制约心性。
尽管从逻辑上来说，“心”是人的决定者，“性”是心的决定者，心性是人的后台老板，但是，人对这个后台老板却无法知觉，心性的存在只是逻辑推导的结果。人唯一能够知觉的则是“心”的前端，就是“意”，人只能通过“意”去推知“心”，通过“心”去推知“性”。因此，“意”比心性重要地多的多。
“意”才真正地处于传统中国文明的核心，传统的中国文明就是“意”的文明，传统的中国学术就是“意学”。“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实质上就是“意”的独立和自由。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的八条目，也是《大学》的核心。在这边条目中，最核心的一条是哪一条，正是第三条的“诚意”。
“心”人是无法直接知觉的，人能够知觉的只有“意”，因此“正心”一条是个虚的，只是“诚意”的结果和效果，人无法直接去“正心”。而“正心”后边的“修齐治平”则又是建立在“正心”的基础之上，是“正心”之后的外在表现。
处于“正心”前面的是“格物、致知”两条，“格”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至”，一个是“正”。“格物”就是到物中间去，与物接触和联系，然后去发现去正确地处理物的方式。物是一个与心对立的概念，心之外即为物。因此，与现代人的认知不同，物不仅包括人，也包括抽象的思想和概念。正确的处理物的方式就是合宜，就是“义”。但是，合宜的评判标准则在自己之心性，即是否真正合自己的“意”。合宜即是合“意”，“格物”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去处理物。
因此，“格物”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意”的过程，“义”即“意”。所以，“格物”的过程也是一个“致知”的过程，“致知”的“知”实际就是“义”、“意”，“致知”就是“致义”、“致意”，就在与物的接触和联系中，去发现自己的真实的“意”，因此，“致知”就是“诚意”。
“诚意”实质上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发现自己真实的意，第二层含义是，按照自己真实的意去发出意。发现真实的意，是求知，是“致知”，而按照自己真实意去发出意，就是“正心”，以及“正心”后的做事，即“修齐治平”。
因此，“诚意”在《大学》的八条目中就居于中枢与核心地位。故而《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将“率性”看成到，将“诚”也看成道，实际上“诚”则是实现“率性”的具体方法。“性”是人无法知觉和把握的，人能够知觉和把握的唯有意，唯有通过“诚意”去“率性”。也可以说“诚意”和“率性”等价。
故而，“意”实际上也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知识上的意，即“意识”，另一层则是目的和欲望上的意，即“意志”、“意愿”。在“意识”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意本身，进而对心性本身的意识，这是意的自我意识，也是心性的自我意识。这是“意”的独立和自由，也是心性的独立和自由的基本前提。
“意”的自我意识，“心性”的自我意识，就是关于“意”和“心性”的本质属性的知识。那么“意”和“心性”的基本属性是什么？就是“仁义”。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仁义”的叫法有很多种，包括：义理、理义、仁、理、道，或者道义等等。在我的文章中统称为“道义”。
“道义”本质上是“意”，但是不是个体的“私意”，而是人类全体之“公意”。不是个人心性的个性，而是人类心性的公共属性。孟子说“心之同然者，谓之理，谓之义”。
因此，人的独立和自由就是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就是意的独立和自由，意的独立和自由就是道义的独立和自由。归根结底，人的独立和自由就是道义的独立和自由，即“道义独立”和“道义自由”。
在基督教、现代文明和传统中国文明三者之间，唯有传统中国文明将自由归之为“道义独立”和“道义自由”，因此才有真独立和真自由，基督教则将独立和自由归之为上帝的独立和自由，人只有通过信仰上帝才能获得独立和自由。而现代文明则将独立和自由归之制度和科学，进而归之经济，人唯有通过制度和科学，进而通过经济，才能获得独立和自由。
唯有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独立的道义的概念，并意独立的道义为本位、为核心，基督教和现代文明中都不存在独立的道义的概念，但是却存在于道义在功能类似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却是非独立的，而是依附于某个外在的东西。在基督教中，类道义概念是真理和正义，但是这个真理和正义却是非独立的，而是依附于上帝。在现代文明中，类道义的真理和正义却从上帝中分化出来，而流布于“客观”的制度、法律和科学研究之中。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文明是以道义本身为本位的，而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则是以某种异化的道义，或某种道义的异化形态为本位。而道义的异化则又有两大类方式，一大类是道义唯心化，将道义归之某种外在的抽象实体，具体又包括道义神学化、道义哲学化。道义异化的第二大类方式是道义唯物化，即将道义限定在某种具体的事物当中，具体又包括道义制度化、道义科学化。
基督教对道义的异化就是道义唯心化，而现代文明对道义的异化则是道义唯物化。其实，无论是基督教中所构想出的神、哲学实体，还是现代文明中所构想出的“客观世界”，都是心性通过情感和思考而产生的设定，都是“假”的，唯一真的是心性自身，道义自身。
之所以说，基督教、现代文明和传统中国文明，又都是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原因就在于，三者都是追求道义或类道义的。都追求道义或类道义的独立和自由。
中国对独立独立的追求体现在“义利之辩”上，基督教对类道义的独立的追求体现在人神分离上，而现代文明对类道义独立的追求则体现则制度和科学的独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