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近代宣扬自由的先驱，必首先想到严复和梁启超等那一代人。但是，他们高扬的自由只是一种国富民强的手段，他们强调的是自由的救亡功能。在他们的心目中，群的利益永远是高于己的，群、己在很大程度上一种排拒关系。他们所谓的自由是以群为本位的，个人淹没于无差别的群之中。梁启超曾经这样说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合。吾今其毋眩其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之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所以，他们最终的价值指向只能是自由的反面——专制（尽管是开明专制）。这是改良派的悲剧宿命，认识到了自由，却找不到自由的真正出路。这是由“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主题决定的。
面对民族危亡，他们的首选只能是自我认可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救国方案。殊不知，在看似理性的选择面前，他们是得之桑榆失之东隅。当然，时代条件与个人价值取向所限，他们的追求无可厚非。只不过偏至既久，总能有人发现蕴含其中的不合理性，鲁迅便是这样的智者。
那么鲁迅的自由观又当如何呢？是否突破了严、梁等先贤的传统套路呢？鲁迅对“扫荡门第，平一尊卑”的革命是持肯定态度的，毕竟经由变革，“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但是由此带来的自由平等是否是鲁迅所认可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鲁迅看来，以革命果实形式保留下来的自由，只具其名而未有其实。个人因平等的惯性作用而只能“大归乎无差别”，原本应自由发展的“个”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同”。革命以自由始，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不自由。以前的“他由”是受制于君，现在的“他由”则是“惟众是从”。
否定了上述“伪自由”之后，鲁迅又是如何立论的呢？我们先来看鲁迅热情歌颂的“自由之我”是何许人物：“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鹭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争天拒俗、任性自我的勇者形象。这种“真人”，具有 “独具我见”“评鹭文明”“争天抗俗”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具有“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意志；具有与“古朴之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具有深邃“内耀”的精神世界；具有能够“白心于人前”的严肃品格。
这样的自由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这些界限分明的定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鲁迅认可的自由是以人为本位的，他追求本我的绝对自由，并且鲁迅立论的出发点是人人本有的“自性”、“内耀”、“内部之生活”，这就避免了“自由之我”滑向虚无的深渊而缺乏现实依据。
以鲁迅看来，自由首先必须是个人的自由，是个人精神的觉醒与独立。如果舍个人自由不谈，“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从而直达群体自由，只能导致打着民主旗号的伪自由，要么“以骄矜不逊者为全局之主人”，形成“合法”的现代独裁，要么出现“万千无赖之尤”的群众专制。
鲁迅忽略对时下流行的民主制的关注，而瞩目于人的内面主观精神，对人的“自由本性”青睐有加，其中缘由又当如何呢？其实这主要反映了鲁迅在思考“自由——民主”框架结构时，民主与自由孰先孰后、孰缓孰急的逻辑顺序问题。
鲁迅对“老大帝国”的现状可谓知之甚深，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似乎确是当务之急。但无由的呼唤不会有真正民主的实现，反而会造成“以众虐独”的“民主”结局，这己无需多议。
由是鲁迅把目光转向了更具根抵性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张大与充分实现。鲁迅运思的稳定兴奋点是人是否真正自由、独立地存在着，人的自由创造意志是否觉醒并得到持续实现，而并不是要对某一社会文化体制、社会历史状况做出确定的优劣评判。同时，对生命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敏锐自觉，规约了鲁迅不会真地站到“民主—自由”文化与启蒙理想的否定面；但也规约了鲁迅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对“民主—自由”的文化制度的向往与倡言上。
其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正致力于实现民主制，鲁迅第一次颇为自觉的跳出了这个圈子，超越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新兴“合唱”，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救国方案—瞩目人的主观精神力量。
约翰，穆勒在《代议制政府》中谈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时这样说道：“中国的父亲式专制政治，对于把这些民族提高到他们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说都是很合适的工具。但是一经达到那种程度以后，由于缺乏精神自由和个性，他们就永远停止下来了”。
他一语道破了中国社会呈停滞状态的天机，而鲁迅也较早的发现了这一很多革命者忽略的问题。鉴于此，鲁迅的基本思路便是经由个人“自由”的实现，从而实现全民族的精神自觉，这样真正的民主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国群自由”无非是个性自由价值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延伸或显现。如果无视于个人的自由为目的本身，就不可能实现严复们所期望的群策群力的理想政治图景，而只会走向以众虐独的历史怪圈。
只因为中国的落后现状便急于寻求“国群自由”的实现，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严复们的“自由观”最大的局限便在于此，鲁迅以人为本位的“自由观”，根由想必也应源于此。
鲁迅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很明显更是超前的。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实现个性自由的“立人”主张，犹如向虚无的空谷掷入了苍白的呐喊，得不到回应实属正常。同样，他在如此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末期来否定民主，从社会效应上来看确实有点“不合时宜”。
从根抵上改造国民性，提高人民素质，立出真正的人，中国由是从“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
相较于这一漫长的“立人”过程，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新政府显得更“实用”一些。比起封建专制，资产阶级民主毕竟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并且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反封建、建立共和政府才更是当务之急，中国当时迫切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切切实实的反封建斗争。
因此，鲁迅与一般时论不符的“反民主妄谈”就显得格外“扎眼”，他的呼告最终也必将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
鲁迅终生慎谈民主、自由，在后来他经历了更多的事件和运动之后，他曾有这么一段总结性的话：“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可见，鲁迅后来的工作重心依然没有改变，而对于只是换招牌的共和或者什么什么，鲁迅则始终没有足够的信心。
撰稿/李涛【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