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词的起源，词学史上众说纷纭。综合各家所论，主要约有三说：第一，起源于《诗经》说。如清朝人汪森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谓非词之源乎？”（《词综序》）第二，起源于六朝乐府诗说。宋人朱弁说：“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曲洧旧闻》明代人杨慎也说：“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词品序》）第三，起源于唐代律诗说。宋人胡仔说：“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以上三说各有不同的立论角度。
《诗经》说意欲推尊词体，论者将词体与儒家经典相联系，试图改变词为“小道“、“卑体“认识；六朝乐府诗说注意到六朝乐府诗题与唐宋词调有相同的现象；唐代律诗说注意到了唐代近体诗有的能够配乐入歌。探讨词的起源，须先认识词的本质特征：词是配合隋唐燕乐曲调的歌唱、以“依调填词”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以长短句的句式为主要形体特征的歌词（参刘尊明、王兆鹏《全唐五代词.前言》）。燕乐起源于隋朝，完成于盛唐。唐宋以前的音乐史上，先后存在雅乐、清（商）乐和燕（宴）乐三个音乐时代。“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先秦的古乐为雅乐。战国时期，雅乐逐渐衰落，又经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劫难，到汉代雅乐已非常残缺，仅在宫廷中流传。
汉魏六朝时期，产生了以南方民间音乐为主，融合北方民间音乐的清商乐，简称清乐。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即为清乐。燕乐是隋唐时期的新乐。随着隋唐王朝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中原地区的旧乐与民间音乐、西域胡乐渐次融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由此形成了区别于清乐的新的音乐系统一燕乐（参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燕乐，也作宴乐或譙乐。有狭义和广义二种。狭义的燕乐指与清商乐及各类胡乐分列的“九部乐”之一。杜佑《通典》记：“九部乐：--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广义的燕乐是指以上“九部乐”加上“高昌乐“而成的所谓“十部乐“的总称。燕乐较之传统清乐的最大不同，是与胡乐的结合。胡乐即西域音乐，作为异域音乐给中原人带来的是新鲜刺激的感受。《文献通考.乐二》记有演奏胡乐时的现场效果：“铿锵镗锴，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
各省歌声全似吟哭，听之无不凄怆。……感其声音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蹯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燕乐所使用的乐器较雅乐和清商乐更为丰富，主要的燕乐乐器有管乐器如笛、篪、箫、筚篥等，弦乐器如琴瑟、三弦琴、筝、箜篌、琵琶等，击乐器如方响、钟、镎于、羯鼓等。其中不少乐器是新从域外传来或采用于少数民族（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乐器的丰富，极大地提高了音乐的表现力，这是燕乐能赢得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在燕乐曲调形成的过程中，唐代教坊曲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教坊曲即教坊中保留的曲子。教坊为教习音乐歌舞的伎艺之所。唐玄宗爱好俗乐，在宫廷中设立内外教坊加以管理。据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教坊曲共有324曲，其中与仅存唐宋词调相同的有80曲，如《清平乐》、《浣溪沙》、《望江南》、《菩萨蛮》等等。
部分教坊曲演化为曲（词）调，使曲（词）调更为丰富，促进了词体的形成发展。燕乐属于俗乐，与宫廷雅乐相对。隋唐雅乐指宫廷所保留下来的传统音乐，主要用于宗庙祭祀、朝廷礼仪、御殿宴飨场合。雅乐雍容舒缓的风格出于政治需要，基本上不具有娱乐功能。而燕乐产生于民间，用于歌楼妓馆佐欢应歌，俗乐的性质决定了娱乐为其主要的功能。正如刘扬忠所说：“此种新音乐曲调丰富，乐器繁多，旋律和节奏活泼而多变化，格调多姿多彩，既有中土韵味，亦兼容异域风情。更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许多曲调迥然有异于传统庙堂那种典重乃至沉闷的基调，而充溢着世俗性的欢快冶荡心音，因而赢得了朝野士庶各阶层众多接受者的普遍喜爱”（《唐宋词流派史》第48页）。乐曲的特点必然会影响到歌词，与燕乐相合的歌词也就具有了通俗、娱乐、新奇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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