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讲座第23讲09节
这个直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正直之人？
- 直，首先要以孝廉为前提。
- 直还有刚直的意思。
直，首先要以孝廉为前提。我们看在《论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个对话，叶公来见孔子，对他说：“我们乡里有一个直人，这个直人叫躬，他的直表现在什么地方？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这个偷人家的羊不是主动地去偷，就是别人家的羊跑到他们家来了，他就顺便把这个羊获取了、占有了。结果他作为儿子，就去证明他父亲盗了别人家的羊”。叶公认为这个儿子是一个直人。
但是孔子听了之后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乡里的直人与此不同，为什么不同？他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个直就在父子互为隐瞒之中了。”所以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件事告诉我们，证明父亲攘羊，证明这个父亲偷羊，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件正直的事，但是实际上它是违背了人伦，违背了人之常情，违背了天理。因为父子有亲，这是一种自然的亲情，这是一种人之常情，而父子之伦也被称为天伦，这个天伦就不是人为制定的，是自然而然地伦常大道。仁爱之心从哪里培养起来？仁爱之心的原点就是对父母的孝敬，所以仁爱之心是从对父母的爱心培养起来的。所以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个躬去证明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这个事情表面看起来是正直的，但是实际上却违背了天伦之理，所以其中有诈，实在是不可取。而父子互相隐瞒，这是一种天然的人之常情，出于天然的人伦大道。所以父子有亲，事看起来好像似乎不正直，但是它的理是非常直的。所以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以父子有亲是天性，要顺着人的天性去教导人，才能够把人教导好，才是合情合理的教育。
所以古人他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同时考虑三个因素，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它不仅仅是符合法律的，它还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这样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所以这个法背后的精神也是天然的人伦之道。
也就是说，这个法律的设置，都应该以帮助人达到父子有亲为目的，不能够引导父子反目成仇。就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儿女可以去批斗父母，学生可以去揪斗老师，这个最亲近的人、最信任的关系都被破坏了。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就是一直到今天，很多经过文革的人，连他最亲近的儿女都不能够信任，不能够完全信任。那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文革的时候，连我们最亲近的人、最值得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们送上批斗台，请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值得真正信任？
所以这个直它要以孝为前提，如果父子不相隐讳就会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所以正直也必须以孝为前提。
当然，并不是说做父亲的做这样的事，儿子就可以去怂恿他、包庇他，而是说父亲做了这样的事，虽然错了，儿子有劝谏的义务，但是去揭发他、指正他的那个人不应该是儿子，因为这有损父子之亲。这个就是讲孝是直的前提。
刚才我们讲到了孝廉，这个廉就是指廉正、刚直不阿，所以这个直还有刚直的意思。古代的皇帝他都喜欢用刚直不阿的人，当然我们是说开明的皇帝。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够使法律严明，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还有这个直它有忠直的意思，也就是能够犯颜直谏的人，这样的人也被称为直。在《吕氏春秋》上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看重的是什么？贤明的君主看中的不是金银财富、土地等等，他最看重的是贤士，贤德的人才。那他为什么要看重这些贤德的人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贤才能够犯颜直谏，他看到这个国家有问题了、这个团队有问题了，能够及时地纠正，向领导者通报。
在《汉书》中有一个直谏君主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周昌，他也是沛县的人，和汉高祖是同乡，当时周昌任御史大夫，他为人坚忍而有毅力，敢于直言，就是像萧何、曹参这样的人在这些方面都比不上他。有一次，周昌在汉高祖休息的时候进宫禀报事情，这个时候皇帝正在搂着戚夫人，周昌看了之后转身就跑，汉高祖就过去追上他把他抓住，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昌就昂着头说：“陛下是像桀纣一样的君主。”
汉高祖就笑了，但是从此以后更加地畏惧周昌。到了高帝想要废掉太子的时候，群臣也都来劝谏，汉高祖都没有听从。周昌他在朝廷上争辩得最厉害，汉高祖就问，为什么不能够废掉太子。周昌这个人本来就有口吃的毛病，又在盛怒之下，他就说：“我嘴上说不出来，可是我心里知道这不行，陛下要废除太子，臣肯定肯定是不能听从命令的。”所以这个故事就称为“周昌期期敢直言”。他的这种表现也让汉高祖欣然而笑，太子的地位也得以稳固了。
所以你看这些古代的忠臣，他们都能够把实情告诉给皇帝，为了使皇帝改变自己错误的做法，不惜犯颜直谏，并不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职位不保等等，完全是一片公心，没有自私自利。所以这个就是忠直之人。
虽然“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容易理解，因为上行而下效。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举直”却这么难？为什么正直的人往往不受重用？这个难难在何处？
第一个原因，就是举荐者，也就是他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没有知人之明，他很可能被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看似有德的人、看似忠正的人给蒙蔽了。因为很多人很会说话，话说得很好听，但是怎么样？做起来和他说的不一致，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其实很多特别能干事的人，他却不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口才，而实际上在一个团队中最能干事的往往是这些人。如果领导者缺乏知人之明，只看这个人怎么说，那往往把真正的人才给遗漏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领导者自己是不是一个贤德之人。为什么？因为如果领导者自己私心很重、贪欲很重，小人就会利用他的贪欲来满足他的私心。
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小人受宠了，就不可能把真正正直的人再举荐出来。所以在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中，最后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惟格物诚意之仁人，为能举直错枉，可见民之服与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于民也。”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意思是说只有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仁人，才能够做到“举直错诸枉”。也就是说，民众服与不服的根本在哪里？在于你自己有没有公心，是公正无私，还是自私自利，充满了私欲？“不可以求之于民”，不可以一味地想让人民服从你，要求人民服从你，这个“服”一定是心服而不是口服。
所以你看《弟子规》上说得多好，“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所以领导者要能做到公正无私，不要举荐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举荐那些和我送礼的人，或者是满足我的私欲的人，这样才能够让民众心悦诚服，不能够因为私心而放弃了公义。
所以在《群书治要》上也说：“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这个“仁者”就是有仁德之心的人，他在领导的位置上，他自自然然地会感召有仁爱之心的人从远方慕名而来。讲道义的人在朝中为官，他也会自自然然地感召道义之人从远方而来，他和你齐心协力把这个事业办好。这个就是《易经》上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也就是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难就难在领导者自己能不能够克服私心，如果领导者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是不能够做到举直错诸枉的。
所以你看《大学》上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顺序不能够颠倒。“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哪里修起？就是从格物来修起，克服、克除自己的私欲。如果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你不可能真正举用正直公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