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漫长浩大的战争——足足打光了六代人积蓄的力量！答案应该是汉匈之战。
我们通过汉匈之战，主要需要反思的就是：为什么凭着经过六代继续力量、韬光养晦发展的汉朝以及雄才伟略的汉武大帝，坐拥名将如卫青、霍去病、程不识、李广之流，凭着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综合力量，仅仅和人口是汉朝人口1/60的匈奴战成平手？
更需要反思的是：到底是什么在决定国家战争的成败？
在西周末年，中原地区就受到少数民族的掠抢，犬戎族曾杀入西周都城镐京，杀王掠财而去。这种状况甚至可以再往前追溯：
周昭王南伐荆楚“丧六师于汉”，周昭王也“南巡不反（返）。”——《竹书纪年·周纪》之后，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结果导致“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
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汉书·匈奴传》
“厉王无道，淮夷入寇”——《后汉书·东夷传》
“厉王无道，戎狄寇掠”——《后汉书·西羌传》
到春秋战国时，赵国就曾有效地防御与抵制少数民族入侵。秦时，大将蒙怡领兵30万长年在北方防御，并在原来赵等国的长城之基础上大规模修筑了新长城，长逾万里。
万里长城与年400㎜降水量线吻合的相当好，在秦以后，由于北方土地逐渐的沙化，年400㎜降水量线有部分南移。在年400㎜降水量线和万里长城以北，降水量少，是天然的游牧场所，而在长城以南，则是汉民族为主的农耕区域。大约在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同时期或稍后，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也形成了空前的统一状态。
刘邦统一天下之后不久，曾被冒顿以近40万骑兵围困于平城，后侥幸脱围，但情状极其狼狈。此后非常长的时期内，汉对匈奴始终以屈卑的身份对待。在吕后执政时，即使面对当时单于的公开侮辱性书信也没敢贸然发作。
对汉朝来说，不敢公开与匈奴对抗，除了当时政权结构没有完全准备好（主要有大量诸侯的存在）之外，整个经济层面也没有准备就绪。和如此强大的骑兵军队打仗，中国历史上在武帝以前基本没什么经验可取，在秦统一天下时，也发生过交战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的战斗，但作为进攻者与防御者，均可就近抽调兵员和筹集物用，进攻战线和双方情况都比较明确，这和汉匈之战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匈奴少数民族全乃骑兵，来去急速如电，整个北部边境线都可能成为战线。这种作战基本情况的变化使得以汉的强大，仍要忍气吞声达五代之久，当然这也是肃清国内封建力量、大力发展生产、繁殖增加马匹数量、训练骑兵的过程。
拥有强劲步兵的国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转变成骑兵强国。就像中国目前的建国之后的军队配置，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不可能快速从陆军国家转变为海洋军队国家。
与此相应的还有当年元朝军队进攻日本，在遇到日军强烈的海上抵抗和台风影响之后，后续进攻已经乏力——以当时全世界最为强大的骑兵，反而成为向海军转化并展开海上进攻的拖累！
军队性质的转化，牵涉一系列社会配套设施的转型，最基本的经济模式与政权模式的转型——一个强大的陆地国家是不会也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即使建立了，也不能持续。
在武帝时，应时代要求，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将士，有着卓越指挥才能的卫青、霍去病，有着非凡毅力和高妙箭术的李广将军，以沉稳取胜的程不识将军等等。同时逐渐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与后勤供给系统。
世上好战者莫如游牧民族。由于地处年400㎜降水量线以北，那是天然的草地而不适于耕种，他们的食物主要赖于牛羊牲畜，由于长时间食肉和放牧，他们体格强健，弓马娴熟。但是游牧民族比农耕者更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如遇干旱，牛羊马匹就会迅速降膘乃至饿死，而在严寒的冬季还会有大匹牲畜冻死。由于天灾，他们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就对周边进行掠夺，如果此时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主”，他们简直就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势不可当。即使在水草丰茂的时间里，他们亦会由于对未知天灾的担心而伺机掠抢以备后患。
武帝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当时的汉朝以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经济力量、最强的兵力，最为紧凑坚固的社会结构（由权力集中的皇权机构统摄着强大的、整肃的以自给自足为单元的自给自足的民间经济），与人口仅是汉人口几十分之一的匈奴（无论匈奴族还是蒙古族最多是也不过100多万，而武帝时人口达到6000万），在几十年战争期间互有折损，最后拼得两败俱伤。下面我们就简要分析游牧民族与定居耕田民族在战斗时双方的优势利弊。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觅草而移，全部家当，几匹马便可驮走，战事一起，成年男子均可立即上马操弓，武器就是平时谋生的工具，随招随到，战完即散，平常生活与战时无多大区别。他们几乎是天然的战士，亦几乎不太需要后勤、军辎。由于地处年400㎜降水量线以北，恶劣的气候因素培养了他们坚忍不拔的毅力与好战的性格，加上长期食肉，形成了强悍的体格，自幼培养的精湛骑技和野外生存能力是定居者无法逾越的，游牧民族的马匹众多而精良，而这又是定居者的一大弱项，由于生活使然，定居耕田地区的马匹稀少，并且力短而驽钝。在少数民族战争中，战场缴获的所有权基本属于获得者，这更刺激了他们好战的天性，在汉军当中，战场所获须上交以重新分配。这种区别是由双方的经济与生活模式决定的。
一句话，从单人单骑来说，少数民族有着天然的优势。下面，我们从社会结构层面作一比较。
少数民族大规模的统一使得他们的社会本就是一支强大的骑兵——去除妇孺老幼即可，在单于之下，有众多部落，各部落内部有共同的习俗、信仰和一定的缘亲关系。所以在战场上，部队一般按部落划分，这种社会结构拥有动员、组织人力快捷而迅速的特点，但是各部落容易产生害怕自己力量损伤而被吞并的担心，所以有对单于的命令阳奉阴违的情况，这种状况在少数民族是常有的事，在战场上全靠单于或可汗的权术和制衡，即使能吞并一个部落也时有这个部落在短时期反叛的事情发生，他们不愿轻易抛弃原有的缘亲关系和习惯风俗。毕竟在历史上，少数民族从形式上的统一到思想上的融合统一情况并不多见，这样就为定居民族军队的留下进攻的隙口。
从陆地定居民族（匈奴是陆地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时，形成了空前坚固夯实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皇帝完全集权、民间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的很好，国家整体力量凝聚而强大），动员、组织人力、物力也相当容易，但是却远远不及少数民族。
武帝时期形成的大一统集权社会，保证了武帝能直接、快速向低层建构的以各自耕农户为主的经济单元抽调赋税与组织人力，具体由中央政府与各官员保障执行。从理想来说，如此的社会结构应该说尽善尽美了，而实际却大有出入
武帝时人口已达6000万之多，但是这6000万人口是否比较均匀地分摊到了土地，是否可以均充地抽调赋税，这方面的史料不多，但是根据各种现象的分析，当时并不能十分有效地抽税。为了迎战匈奴，汉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最多时骑兵总数可能达到二三十万，并有一支人数极其庞大的步兵，总数将近百万。军备开支相当之大，当二三十万军队开到长城附近迎敌时，后勤的补给线增长，从全国抽调的粮草送达前线时，半路的耗费远远超过了实际送到的数目，并且运输队还要携带返程的粮草，如果要送到已深入敌境千里的作战部队手中，耗费更其巨大。64石粮食只有一石能到达前线！此语出自司马迁。战事一起，为之直接服务的民夫达百万之多，在运输条件不便的偏远地区运粮到几千里的前线似乎不太现实，但仍得执行中央命令。运输条件便利的地区则要负担沉重一些，已出兵役、民力的农户很可能还要承担赋税。这样，偏远地区要征收一次赋税，一般额量上要远远大于便利地区，而在都城或前线附近地区则在递交赋税的次数上明显多于偏远地区，于是，全国的税制便会发生紊乱。这种现象在全国不能统一划价和通币流行的旧社会普遍存在，只是一有较大战事和工程建设、赈灾活动时，矛盾更加凸显。
在武帝与匈奴战争期间，财政严重短缺，政府不得不在农业税之外筹集财物，于是出现了盐、铁的政府专营专利现象，桑弘羊，孔仅和东郭咸阳等极尽理财之能，当时行舟许可税，商人资产税，甚至有了出钱赎罪缓刑之举。
刘邦统一天下之后不久，曾被冒顿以近40万骑兵围困于平城，后侥幸脱围，但情状极其狼狈。此后非常长的时期内，汉对匈奴始终以屈卑的身份对待。在吕后执政时，即使面对当时单于的公开侮辱性书信也没敢贸然发作。
对汉朝来说，不敢公开与匈奴对抗，除了当时政权结构没有完全准备好（主要有大量诸侯的存在）之外，整个经济层面也没有准备就绪。和如此强大的骑兵军队打仗，中国历史上在武帝以前基本没什么经验可取，在秦统一天下时，也发生过交战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的战斗，但作为进攻者与防御者，均可就近抽调兵员和筹集物用，进攻战线和双方情况都比较明确，这和汉匈之战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匈奴少数民族全乃骑兵，来去急速如电，整个北部边境线都可能成为战线。这种作战基本情况的变化使得以汉的强大，仍要忍气吞声达五代之久，当然这也是肃清国内封建力量、大力发展生产、繁殖增加马匹数量、训练骑兵的过程。
拥有强劲步兵的国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转变成骑兵强国。就像中国目前的建国之后的军队配置，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不可能快速从陆军国家转变为海洋军队国家。
与此相应的还有当年元朝军队进攻日本，在遇到日军强烈的海上抵抗和台风影响之后，后续进攻已经乏力——以当时全世界最为强大的骑兵，反而成为向海军转化并展开海上进攻的拖累！
军队性质的转化，牵涉一系列社会配套设施的转型，最基本的经济模式与政权模式的转型——一个强大的陆地国家是不会也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即使建立了，也不能持续。
在武帝时，应时代要求，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将士，有着卓越指挥才能的卫青、霍去病，有着非凡毅力和高妙箭术的李广将军，以沉稳取胜的程不识将军等等。同时逐渐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与后勤供给系统。
世上好战者莫如游牧民族。由于地处年400㎜降水量线以北，那是天然的草地而不适于耕种，他们的食物主要赖于牛羊牲畜，由于长时间食肉和放牧，他们体格强健，弓马娴熟。但是游牧民族比农耕者更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如遇干旱，牛羊马匹就会迅速降膘乃至饿死，而在严寒的冬季还会有大匹牲畜冻死。由于天灾，他们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就对周边进行掠夺，如果此时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主”，他们简直就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势不可当。即使在水草丰茂的时间里，他们亦会由于对未知天灾的担心而伺机掠抢以备后患。
武帝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当时的汉朝以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经济力量、最强的兵力，最为紧凑坚固的社会结构（由权力集中的皇权机构统摄着强大的、整肃的以自给自足为单元的自给自足的民间经济），与人口仅是汉人口几十分之一的匈奴（无论匈奴族还是蒙古族最多是也不过100多万，而武帝时人口达到6000万），在几十年战争期间互有折损，最后拼得两败俱伤。下面我们就简要分析游牧民族与定居耕田民族在战斗时双方的优势利弊。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觅草而移，全部家当，几匹马便可驮走，战事一起，成年男子均可立即上马操弓，武器就是平时谋生的工具，随招随到，战完即散，平常生活与战时无多大区别。他们几乎是天然的战士，亦几乎不太需要后勤、军辎。由于地处年400㎜降水量线以北，恶劣的气候因素培养了他们坚忍不拔的毅力与好战的性格，加上长期食肉，形成了强悍的体格，自幼培养的精湛骑技和野外生存能力是定居者无法逾越的，游牧民族的马匹众多而精良，而这又是定居者的一大弱项，由于生活使然，定居耕田地区的马匹稀少，并且力短而驽钝。在少数民族战争中，战场缴获的所有权基本属于获得者，这更刺激了他们好战的天性，在汉军当中，战场所获须上交以重新分配。这种区别是由双方的经济与生活模式决定的。
一句话，从单人单骑来说，少数民族有着天然的优势。下面，我们从社会结构层面作一比较。
少数民族大规模的统一使得他们的社会本就是一支强大的骑兵——去除妇孺老幼即可，在单于之下，有众多部落，各部落内部有共同的习俗、信仰和一定的缘亲关系。所以在战场上，部队一般按部落划分，这种社会结构拥有动员、组织人力快捷而迅速的特点，但是各部落容易产生害怕自己力量损伤而被吞并的担心，所以有对单于的命令阳奉阴违的情况，这种状况在少数民族是常有的事，在战场上全靠单于或可汗的权术和制衡，即使能吞并一个部落也时有这个部落在短时期反叛的事情发生，他们不愿轻易抛弃原有的缘亲关系和习惯风俗。毕竟在历史上，少数民族从形式上的统一到思想上的融合统一情况并不多见，这样就为定居民族军队的留下进攻的隙口。
从陆地定居民族（匈奴是陆地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时，形成了空前坚固夯实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皇帝完全集权、民间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的很好，国家整体力量凝聚而强大），动员、组织人力、物力也相当容易，但是却远远不及少数民族。
武帝时期形成的大一统集权社会，保证了武帝能直接、快速向低层建构的以各自耕农户为主的经济单元抽调赋税与组织人力，具体由中央政府与各官员保障执行。从理想来说，如此的社会结构应该说尽善尽美了，而实际却大有出入
武帝时人口已达6000万之多，但是这6000万人口是否比较均匀地分摊到了土地，是否可以均充地抽调赋税，这方面的史料不多，但是根据各种现象的分析，当时并不能十分有效地抽税。为了迎战匈奴，汉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最多时骑兵总数可能达到二三十万，并有一支人数极其庞大的步兵，总数将近百万。军备开支相当之大，当二三十万军队开到长城附近迎敌时，后勤的补给线增长，从全国抽调的粮草送达前线时，半路的耗费远远超过了实际送到的数目，并且运输队还要携带返程的粮草，如果要送到已深入敌境千里的作战部队手中，耗费更其巨大。64石粮食只有一石能到达前线！此语出自司马迁。战事一起，为之直接服务的民夫达百万之多，在运输条件不便的偏远地区运粮到几千里的前线似乎不太现实，但仍得执行中央命令。运输条件便利的地区则要负担沉重一些，已出兵役、民力的农户很可能还要承担赋税。这样，偏远地区要征收一次赋税，一般额量上要远远大于便利地区，而在都城或前线附近地区则在递交赋税的次数上明显多于偏远地区，于是，全国的税制便会发生紊乱。这种现象在全国不能统一划价和通币流行的旧社会普遍存在，只是一有较大战事和工程建设、赈灾活动时，矛盾更加凸显。
在武帝与匈奴战争期间，财政严重短缺，政府不得不在农业税之外筹集财物，于是出现了盐、铁的政府专营专利现象，桑弘羊，孔仅和东郭咸阳等极尽理财之能，当时行舟许可税，商人资产税，甚至有了出钱赎罪缓刑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