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华夏一词来源的金典解释，为中华各民族普遍接受，可以说是对华夏文明最美好的解释。中国古人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文明道德兴盛为“夏”。华夏的称谓也就此成为全体中华民族的自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与自豪。
但就是这样一个体现华夏民族本源与文明特质的诠释，因为历史与地域、文化与传统的原因，对“礼仪之大，服章之美，谓之华夏”的现代解释，却未免失之偏颇，使得华夏文明的崇高完美特质，其所内涵的民族优秀文明特质，失色不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文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一个历史缺憾。
纵观现代人们对“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的诠释，皆将“礼仪”与“服章”作为一个完整词汇进行解释，只是单独强调“礼”与“服”在华夏文明特质中的重要地位，而忽略了“仪”与“章”更是华夏民族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文明特质。岂不知“仪”与“章”最能体现华夏民族高度文明，是我们民族自信的一种表现。
“礼”“仪”“服”“章”是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四大基本特质，四者却一不可。“礼”与“服”是人们的外在表现，“仪”与“章”才是人们的内在本质，更能表现华夏民族的自身素养。
中国古代有五礼：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古代中国“礼”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祀先师、先王、圣贤；乡饮、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等。这些是中国古代人们在政治与生活中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中国古代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
中国古代，或者说从夏朝开始，国人不仅在政治与生活中注重礼节，更注重个人的内在品质，这才是夏国人让周围万国部落崇敬、崇拜的根本。
“一孝，孝子畏哉，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三慈惠，知长幼，知长幼乐养老；四忠恕，是谓四仪。” 这是《逸周书·宝典》对“四仪”的本源诠释，也是“四仪”所代表华夏民族的“孝、悌、慈、忠”四种个人品德。而非现代人们所理解、诠释的四种成长仪式，尤其是有关部门表述的“四仪”是指入学仪式（7岁）、成长仪式（10岁）、青春仪式（14岁）、成人仪式（18岁）。这种将华夏民族的四种个人美德，进行简单、仪式化的诠释与形式，抛弃了“四仪”的内涵，是一种偷梁换柱、鸠占鹊巢的行为，是对华夏文明与民族优良传统的最大伤害与误导。
“礼”与“仪”是代表夏朝文明的两项最重要内容，是夏朝部落所代表的国家与个人的两项文明标志，成为四千年前华夏大地上最文明的部落，才使得“禹会诸侯，执玉帛万国”的万国部落纷纷来到夏部落，领略夏文明的繁荣景象。这就是“有礼仪之大，故称夏”的真实本意与来源，而不能把“礼仪”理解为一个简单的名称，淡化了夏朝所创造的夏朝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因为中原之人衣着服饰华彩美丽，所以把中原之人称为“华”，这种把衣着的外在表现，定义为“华”的由来，实在是浅显、简单。实际上“服章”是“服”与“章”的合称，“服”是代表衣着美丽，而“章”却有独立的含义，代表文章，说明了华夏之人不仅衣着美丽，而且文采也同样典雅艳丽、令人赏心悦目。夏朝人的语言优美，具有整齐美、错落美、丰富美、韵律美、意象美、意境美的特点。而这种语言与文章、文采，其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熟知的《诗经》已经《诗经》体的远古诗歌。因此，“服章之美”代表了华夏人不仅服饰美丽，而且语言、文章更是令万国诸侯敬仰、崇拜，而不仅仅指华夏人的服装。
通过以上对“礼仪之大，服章之美，谓之华夏”中“礼”“仪”“服”“章”的具体解释，我们对华夏人的基本特质，就有了一个完整全面的印象，那就是具有五礼、四仪、服饰华美、语言文章优美四项基本特征。这是对华夏民族、华夏文明最完整、最美好的定义。
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能否找到具有这四种特征的地方与人物事件呢？这是寻找夏朝国都或远古时期华夏文明的关键点或关键线索。
大禹受舜帝禅让，承继天子大位，舜帝以孝闻名而受尧帝的禅让，因此舜帝选择的天子必定在四仪方面，也是相当的出色，大禹建立的夏朝也具有孝仪的基本特征。在禹会诸侯的涂山南十多公里的地方就存在一个孝仪乡，充分表明诸侯的涂山地区，孝仪是夏朝时期的最重要四仪美德。
在涂山地区流行着一种民间舞蹈艺术——花鼓灯，经笔者论证其为大禹会诸侯时，招待万国诸侯的歌舞表演，而且由大禹亲自慰问各诸侯部落代表，可以说是礼仪之大，给万国诸侯深刻的印象。花鼓灯表演所穿的服饰，都是大红、大黄、大绿，色彩鲜艳，为丝帛衣料。这应该就是华夏服饰之美的真实来源与印象。
禹会诸侯的涂山地区有美丽的文采、文辞、文章、诗词吗？这更是涂山地区一个无可置疑的特征。中国最早的诗歌就诞生于涂山地区，《侯人兮》与《涂山氏歌》为大禹妻子所做之歌。另一个最能体现夏朝文明程度的地方，至今不为人们所知，那就是位于涂山北的四方湖地区，这是《诗经》的发源地，是诗祖尹吉甫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是《诗经》产生、发展、完善的地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涂山与四方湖地区的人们具有“服章之美”，是我们称之为华的地方。
终上所述，“礼仪之大，服章之美，谓之华夏”，是古人对华夏地区人民最完美的注释与印象，是对大禹开创的夏朝时期人民最美好的向往。通过以上分析论证，具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的涂山和四方湖地区就是夏朝的中心区域，是夏朝国都的唯一所在地。因为470年夏朝国都在此，进过文明的长期发展，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发源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与接受了。
夏朝国都与《诗经》都是中国文化的未解之谜，四方湖与涂山地区所代表的华夏文明被长期忽视，正是这两大中国历史与文化未解之谜长期存在根本原因。（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