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书写历史，众生融成社会。在历史长河的芸芸众生中，大多数人都是稍纵即逝的一朵浪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人，当时代的大潮奔涌而来时，却能顺势而为，勇立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梁启超一生都在“变”
梁启超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他的一生都与“变”紧密相连，这既包括他个人的命运，也包括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
天津梁启超故居梁启超雕塑像
梁启超于1873年（清朝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的一个殷实之家。受家庭的熏陶，他自幼起就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并在6岁未满时，读完了儒家经典中的“五经”。缘于天资聪颖，他为自己赢得了“神童”的赞誉。11岁时，他考中了秀才。16岁时，在广东省的乡试中，他考中举人，名列第八名。18岁那年，他赴北京成婚。
凭借着自己的聪颖，梁启超的成长之路非常顺利。这一期间他的“变”，是一种顺应成长的积极变化。而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受到了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后，他的眼光开始由国内转向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也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
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称“康梁”，是指他们在变法维新时作为旗手与中坚，共同起到了领导、组织、宣传策划作用，师生二人密切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师生，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康有为像
从学术渊源看，梁启超师承康有为，康梁是师生关系。从变法维新看，康有为是领袖，是主帅，梁启超是主将，是骨干。康梁既是师生，又是战友。
在学术研究方面，康有为从其改革变法维新出发，托古改制，目的是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是一种为“政治”而研究，为政治改革服务的学术；梁启超则既为“政治”而学术，亦为“学术”而学术。
在25岁那年，他和康有为一道，发动了戊戌变法；29岁那年，他主编了成为一代青年精神食粮的《新民丛报》；在五四运动期间，面对各种风云变幻，他都要评点一番……
梁启超的“变”，既有让人眼花缭乱之处，也有让人匪夷所思之处，更有让人大跌眼镜之处。比如在政治主张上，他一时大力抨击专制制度，呼吁民主，一时又哀叹民智未开，为开明专制叫好。他一会儿是民主的代言人，一会儿又成了专制的捍卫者
梁启超像
在清朝灭亡后，他一改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大力拥护共和政体。武昌起义后，他投奔袁世凯；和袁世凯闹翻后，他投靠段祺瑞；在段其瑞那里待不下去了，他又转向从佛学中寻求解脱……
梁启超贯穿一生的“不变”
古人早就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梁启超的多“变”，更多是时势使然。然而，不管梁启超一生如何“变”，最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还有一个贯穿一生的“不变”，他的那些多“变”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这个“不变”而转的——这个“不变”就是浓浓的爱国情怀。
他一介书生，为了国家，积极奔走，几至被杀头；他长期流亡海外，辗转游离，但不改初衷。在他的学术作品中，所围绕的核心思想都是爱国。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天津梁启超故居
他的著述数量蔚为大观，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平均每年创作达39万字之多。并且，他的这些著述，在他的身前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反响。比如大家熟悉的《少年中国说》，其感情之深，着意之远，爱国之切，希望之挚。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读着这些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词句，怎能不催人奋发，频频涌动爱国之心呢！又怎能不鼓舞人心，屡思报国之志呢！
梁启超政治生涯的“四个时期”
如果以戊戌变法为界，可以将康有为的人生道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矢志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先进的中国人；后期则铁心保皇、复辟、倒退，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梁启超就不同了。从进入万木草堂开始，梁启超的一生，可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变法有功；第二期，保皇有过；第三期，从政有道；第四期，学术有成。
北京市东城区梁启超故居
如果说梁启超的前两期，基本上是与康有为共进退的话，那么他的第三、第四期则走出了和康有为完全不同的轨迹。击溃张勋复辟美梦，康有为与梁启超断绝关系，“康梁”并称，名存实亡，人们所称的“康梁”，其真实意义，似以辛亥革命为止。
01变法有功
梁启超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时期（1890—1898）。师从康有为，积极投身维新变法，创办《时务报》，主持时务学堂，赢得“齐名南海，康梁并称”赞誉
积极参与维新变法。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参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的编纂检校，夯实学问根基，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积极投身变法维新实践。
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与康有为一道筹办《万国公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该报主要刊载译自外国书、报、杂志上介绍西方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思想文化及风土人情方面的文论。除了译文之外，每期还刊登“论说”一篇，大多由梁启超撰写，其思想主旨在于宣传维新变法，争取在朝官吏对改良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天津梁启超故居
正是通过创办《万国公报》，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在王公大臣中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获得了一部分清朝官员的同情与支持，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强学会。《万国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政党报刊，对于冲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严厉的结社、新闻出版禁令，具有开山之功。
1896年，梁启超又与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专司撰述。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的“论说”对于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想。
1897年10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之邀，到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由于梁启超在湖南的言论举措，颇有一些惊世骇俗，顽固守旧派人士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要求整顿时务学堂，屏退梁启超等主张“异学之人”。
陈宝箴迫于压力，也为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对梁启超有所限制。而梁启超亦因积劳成疾，环境与身体状况等变化，使他难以留在时务学堂，遂于1898年2月11日离开长沙，回上海休养治病，时务学堂也从此面目全非。
北京市东城区梁启超故居
1898年春，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北京参加春官考试。这时已是戊戌变法前夕，他对个人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但对国家民族命运维新事业的成败十分关心。在赴京途中，即与同人相约：“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以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同此义者，即为同志。”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呈《应诏统筹全局折》，吁请光绪皇帝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厉行变法。紧接着又先后呈递《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大帝变政记》和《上清帝第七书》，深得光绪赏识。为此，康、梁等人深受鼓舞。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作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协助康有为进行了大量的变法活动。
6月11日，光绪正式“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百日维新”拉开帷幕。康有为被召见之后，光绪帝又破例召见了只有举人身份的梁启超，并授以六品官衔，命其办理译书局事宜。
天津梁启超故居
此次召见使康、梁大受鼓舞。康有为利用皇帝特许专折奏事的有利条件，通过一道又一道奏折，将变法主张呈递给光绪。康、梁自己上奏折，还代他人拟奏折。康、梁及“军机四卿”等维新派人物，直接影响着光绪帝。
02保皇有过
梁启超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时期（1898—1911）。流亡海外，痴心保皇，间有摇惑，复又回归；主持“两报”，摇唇鼓舌，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充当急先锋，铩羽而归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借助日本人帮助，逃到东京。稍微安顿，便开始在日本各界人士中活动，尤其想运用日本政府的影响，使光绪得以复位；进而结成中日联盟，共同抵御沙俄威胁。这种幼稚的想法当然不切实际，于事无补。
在日本度过的几年，是梁启超吸收西方思想学说，充实自己思想武库的几年，梁启超努力学习日语，借助日语这门工具，涉猎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籍，逐渐增长了西学知识，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学通人。
戊戌政变以后，维新派在国内的舆论阵地丧失殆尽。为了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抨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梁启超多方筹资，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距戊戌政变仅三个月。三年后，《清议报》刚出了第100期，报社便遭遇火灾，《清议报》因此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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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多年政治斗争的梁启超，深谙报纸这种舆论工具的重要性，1902年初，梁启超又办了《新民丛报》，成为后来与革命派大论战的主要阵地。
在海外流亡的十余年里，梁启超广泛接受了西方思想学说，思想渐趋激进，也曾有过与革命派合作的念头，但很快就被顽固的康有为扼杀了。
在以后流亡的日子里，梁启超致力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文章，实际上成为改良派的喉舌。在与革命派的大论战中，梁启超成为保皇派的主辩人。实际上，梁启超在保皇派中既是高参，又是具体的操作者。
他参与、策划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冒死秘密潜回上海指挥。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损兵折将。也就是从此期开始，康、梁开始在思想、学术诸方面产生裂痕，以致最后分道扬镳。
天津梁启超故居
可以说，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政治生涯的顶峰，戊戌政变以后便日趋倒退、保皇，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派；而戊戌政变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才开始走出康有为光环的笼罩，成为政坛、学界、报界的一颗璀璨的新星。
03从政有道
梁启超政治生涯的第三个时期（1911—1917）。辛亥革命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策划护国战争，参加讨逆军，击溃张勋复辟；从政多年，淡出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回到国内，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组织能力，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取的对象，连袁世凯组织内阁，也邀梁启超为法部次官，梁启超坚持从政有道，道不同，不与为谋。
1913年9月，熊希龄组建了由梁启超、段祺瑞等社会名流和各方面实力人物参与的“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5个月后，这个内阁宣告解散，梁启超多年来苦苦追求的议会民主制理想，也随之破灭。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复辟帝制时，梁启超不光口诛笔伐，更是与当年时务学堂学生蔡锷一起，策划武装倒袁。
天津梁启超故居
护国战争爆发后，梁启超为配合蔡锷的军事行动，冒死前往广西，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独立，历经艰险，终抵广西。继而又参赞军务院工作，任政务委员长。
护国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各地民军在内的众多反袁武装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作为这场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梁启超运筹帷幄，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出生入死，躬历险境，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再次卷入国会重建、修改宪法等斗争。
1917年6月，“张勋复辟”，梁启超不顾其师康有为亦为复辟祸首，大义凛然，声讨复辟。既代段祺瑞起草讨伐复辟通电，再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电》，并在段祺瑞、冯国璋的“讨逆军”总司令部任“参赞”，很快粉碎了“张勋复辟”。由于政见不合，一心复辟的康有为愤而与梁启超断绝关系。
1917年7月，段祺瑞组成新内阁，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积极参赞政务，出谋划策，想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入手，渐及税制，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段祺瑞武力统一的野心下，财政入不敷出
天津梁启超故居
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北洋军阀直、皖两系的矛盾公开化，段祺瑞辞职，曾经一度热衷于从政的梁启超等人，只得各奔东西。
04学术有成
梁启超政治生涯的第四个时期（1918—1929）。议论官场之外，潜心学术研究，热心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著作等身。
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之后，逐渐疏远官场，回到书斋，潜心著述，并开始为游历欧洲做准备。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议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以外交部部长陆征祥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北京政府考虑到梁启超当年“赞成参战之劳绩”，拨出6万元经费，让他赴欧洲做舆论鼓吹。梁启超当仁不让，公私兼顾，前往巴黎。
1919年11月18日，战后和平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隆重开幕，在巴黎和会上，针对各大国不利于中国的言行，梁启超发表演讲以批驳，严责日本的无理要求。
当北洋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指使陆征祥等人签字时，梁启超则在巴黎发回主张拒签和约的电报。终于在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陆征祥等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巴黎和会仍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签订了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
北京市东城区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在欧洲游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先后考察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欧洲主要国家，既学到了西方文明的一些长处，也发现了其不足，归国后，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但遗憾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并未前进，而是攻击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再次倒退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政治上又活跃了一次，那就是鼓吹“联省自治”，即仿照美国的政治体制，由各省制定省宪法，依省宪自行组织省政府，实行自治，中央无权干预各省事务。这只能算是纸上谈兵，根本就不适合中国国情。
此后，梁启超才真正坐下来办教育，做学问了。他先后任教于中国公学、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发起成立共学社、讲学社、奔波于北京、天津、济南、上海、苏州、武昌等地巡回讲学，到各高等学校发表学术演讲，可谓桃李满天下。在1918年底辞去财政总长职务以后，到他逝世的十年时间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
梁启超给子女的信函
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梁启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加之他对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学、伦理、文学、宗教、文献学等各方面均有所造诣，使他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历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物传记撰写，二是思想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一生写了大量中外历史人物的传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传》）、《李鸿章——中国四十年来大事纪》《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郑和传》《王荆公》《管子传》《英国巨人克伦威尔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等，既有中国古代人物，又有和他同时代的人物。
为外国人作传，梁启超开我国近代风气之先。从其选题而论，基本上都是与改革、改良、改制相关，从这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撰写这些历史人物传记的良苦用心。
而在历史研究领域，代表梁启超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是他的思想学术史研究。他既是一个博学之士，又是一位贯通古今的通才，从1902年著《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到晚年撰《儒家哲学》，充分发挥了其治史的博与通相结合的特点，如《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天津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系统全面地总结清代二百多年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开创性著作。在对清代学术发展演变过程作整体考察的基础上，他清晰地勾勒出清代学术发展的线索，为后学诸君了解当时各学术派别的产生、发展、蜕变、衰亡的历史，提供了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参考。
梁启超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运转速度太快，他的写作速度，几乎无人可以比拟。生命的过分透支，而又不注意保养，以致积劳成疾。他每天平均写作五六千字，留给后人近两千万字的著述，足以让人们仔细品味。
结语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勾勒出了一条绚丽多彩的人生轨迹：开风气之先，维新思变，可谓变法有功；流亡海外，政见保守，实乃保皇有过；积极参政，顺应潮流，亦属从政有道；潜心学术研究，热心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著作等身。
北京植物园内梁启超先生之墓
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曾在1943年撰文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
梁漱溟先生特别强调：“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他建议青年们读一读梁启超的书：“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
如今，在梁启超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