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人们头脑中似乎会常常跳出这样一个“常识”：蜀汉政权在刘备亡故后，由诸葛亮主持发动了对曹魏的六次北伐，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疏《前出师表》，次年“二出祁山”前又写上《后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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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只载有《（前）出师表》，而没有《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是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而《汉晋春秋》中的这篇《后出师表》又是出于三国的《默记》。着名的《昭明文选》，也只选录《（前）出师表》，而不收《后出师表》。由此，有悖于“常识”的见解便出现了：《后出师表》并非诸葛亮所作。
否认诸葛亮写《后出师表》的理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二、《后出师表》写作的目的不明确。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蜀汉并没有人反对北伐，《后出师表》谈到“议者谓为非计”，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因此诸葛亮根本无需上此表以说服别人。表中又有许多可能起涣散人心作用的话，以诸葛亮的明智，岂能为此！
三、《后出师表》提及的一些事情与史实明显不符，人名也有错误。《蜀志·赵云传》说赵云“建兴七年卒”，《后出师表》上于建兴六年十一月，却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命、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而且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人，均不见史书记载，显系作伪者故意捏造，以混淆视听。
四、《后出师表》和《前出师表》文辞风格迥然不同。《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