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简述
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四种作相关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墨讲究（包括用纸风格独特）、书艺精妙（或抄写工整不苟）的抄本，人们每视为精抄，如官家与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又因为藏家重视，插架珍庋，钤印题识，流传有绪，复为之生色。从文字内容而言，经三复校正，令文字无讹、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对普通传抄之本，自然堪称精抄。不过，要从文字内容评价抄本之精粗，需觅他本费时费力校勘，並非一时所能获知，故编目者往往是从形式上予以认定，这种认定对于专门学问家、文献的使用者而言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精抄”理念往往与编目者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是从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们在编目时要慎用“精抄”这个名称。
所谓“影抄本”，又称“影写本”，系用薄而细洁白纸覆盖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绵延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书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数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並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龙学文集》下注“影宋板旧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只有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录，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则不予著录，否则难称“秘本”。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嘉间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风，那么其时必定也有影抄之本，只不过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並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在没有更早资料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是开了影抄风气之先。在毛晋之后，较为著名的当推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质量可与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学传是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虽也承袭遗风，但精工终不及毛氏。关于“毛抄”我还想多说几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识，一般很少出现误字，但有的毛抄却有许多白粉填改之处，譬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万别误解成这是抄工笔误的改正，而是后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据别本校改所致，问题是这种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说明，使人摸不着头脑，以致读者忽略误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来龙去脉。
至于“旧抄本”的名称，为过去藏书家所习用。大凡对不详年代的抄本，约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称“旧抄”，在鉴定著录上并不严谨。与之相对，抄于晚清者称“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这与金石界著录碑帖拓本相仿。不过，如果能确定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录之，如果约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则著录为“清初抄本”。虽然现在编目著录已不用“旧抄”这个较为含混的名称，但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利用旧时藏书目录时较好地理解与把握有关信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抄本的价值
后世藏书家之所以重视抄本，亦仍然离不开版本的两重性。其一是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凤。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凉建初年间）、上海图书馆所藏《維摩诘经》（抄于北魏神龟元年）、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吴彩鸾抄本《刊谬补缺切韻》、上图所藏宋葛长庚抄本《华阳隐居真诰》等，藏家无不视为镇库之宝。而出于名家抄写，其书法辅以精妙纸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国的书法艺术堪称国粹，人们出于对书法的喜爱，从某种角度讲，亦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书法都极富艺术感，并具有不同时代崇尚的书法特点。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难以取代抄本被人们所接受的。宋代刻书之所以在写、刻、印三方面刻意讲究，涌现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战的结果。要改变人们的习惯，须有充分的影响力。因此，诸如明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天津图书馆藏）、吴宽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坚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诗话》、清查昇抄本《八代诗揆》、缪曰藻抄本《续书谱》、郑燮抄本《宝颜堂订正丙丁龟鉴》、陆时化抄本《江邨销夏录》、纪昀抄本《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二是文献价值，即评估抄本之精粗、价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断呢？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应当注意把握。
第一，该书是否刻印过？如果没有印本只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属稀见，那么抄本的价值就很显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藏上图），这部明代传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详）当初是专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戏时用的一个抄写副本，既未刊刻，也不会抄第二部。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类似特殊需要而编纂，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本不为了流传，而一旦抄写之本不传，其文献亦随之亡佚，古往今来，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发生很多，而这部《进瓜记》能得以流传至今，真属幸运无比，倍见珍贵。
第二，原书虽曾刻印，但印本现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仅赖抄本流传，或者印本已残缺而抄本完全，那么抄本同样十分宝贵。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论》（藏国图），该书是宋代温陵人吕大圭的著作，旧时有宋元刻本的记录，但人间罕有流传。据姚氏跋语，这个本子是他从“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传，惟赖姚氏这部抄本留存该书面目。这部书曾经范氏天一阁收藏，历经四百多年，虽早从天一阁散出，尚能安然无恙，别说孤本堪可宝爱，就是吕大圭在九原之下也会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国志》（藏上图）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旧时宁波天一阁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大德本仅存六卷残本（分藏国图、上图），那么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现存保留元本旧貌最早的本子，弥足矜贵。再如清浙江归安藏书家严元照（1773——1817）抄本《仪礼要义》（藏上图），亦十分著名。在严氏藏书中，最为显赫的就是宋刻本《仪礼要义》五十卷。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变卖家藏古籍，共花了二十六万钱购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遭到众人嗤笑。但世上毕竟有知音，校勘家顾千里在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时，即据此宋本补北宋景德本《仪礼疏》之缺，並称之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但严氏是个穷书生，为了维持生计，他清楚这样的重宝迟早要归他人，于是先后手抄了两部。之后各家抄本，皆从严氏手抄本辗转传抄而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任事《仪礼》的徐养原所用的本子，也是从严氏抄得。果然，严氏后来出于无奈，将宋本卖给了阮元，转归皇室。如今这部宋本不可踪迹，而他的两部手抄本总算幸运地流传下来，不过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那部，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楼时已残存十二卷，只有上图这部严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而且递经卢文弨、徐养原、顾千里校勘，其价值可与宋本同等看待。
第三，抄本与刻本在文字上有否异同？如果抄本祖述原本，文字无讹，而刻本属辗转翻刻、校勘不慎甚至经过删改，则抄本可校补刻本的不足。如宋王闢之所著《渑水燕谈录》，明商濬刻《稗海》本仅录二百八十五条，缺失或删节殊甚，而前面讲到的明柳佥抄本则有三百余条，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条数差近。又如明杨慎所著《均藻》，乾隆时四川罗江人李调元曾刻入《函海》予以通行。但校以上图2000年购入的翁氏藏书中的清初抄本，发现文字颇有出入，知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已失旧观，而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该书所存最早的一个本子，不失为校勘此书的一个重要版本。
此外，抄本与印本、抄本与抄本之间，若版本源流不同，也值得重视。如清杭州人吴焯（1676——1733）绣谷亭抄本《玉照堂词钞》，虽然只收了宋张镃词作十五首，但其中《风入松咏栀子花》、《菩萨蛮咏素馨花》、《蓦山溪咏苿莉花》三首为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凡收七十六首，附《南湖集》卷十）所无，其他各首与鲍刻本也都有文字异同，可知两本非同出一源，而绣谷亭本在先，自有其文献与校勘价值。
借此机会，我想对如何评价明清藏书家的抄本发几句议论。一般而言，明清著名藏书家的抄本都被视为重要善本，大家翻检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便可知道。因为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与文献价值，至少两者居其一。可能在客观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但我们要知道，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生並非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这些藏书家固有的品牌效应基础之上。六十多年前，顾廷龙、潘景郑两先生鉴于识别稿、抄、校本之困难，曾着手编纂相关图录，以供人们借鉴，后来因借书不易而中辍，转为编纂《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在顾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愿着手编纂《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勉励之余，送我一包旧照片以作留念。打开一看，是数十幅稿、抄、校本书影，照片虽已泛黄，却包含两老当年的心血，十分珍贵。我问老人家为何未编纂成书，他说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杨氏七桧山房之类抄本作书影，缺乏代表性。可见藏书名家的抄本在老辈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后来我在编纂过程中作过一些校勘比对，发现名家抄本确实非同寻常。如检览馆藏明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了解到东晋支遁（字道林）和尚的诗文原本早已失传，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传本，以此杨氏抄本为最早，成了后来抄本与刻本的祖本。难怪莫棠在题跋中激动地说，“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
事实上在清代，学术界对明清藏书家的抄本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就有如下说法：
“吴宽、柳佥、吴岫、太仓王元美、昆山叶文庄、连山陈氏、嘉兴项子京、虞山赵清常、洞庭叶石君诸家抄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题跋者方为珍重。王雅宜、文待诏、陆师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质、王穉登、史鉴、邢参、杨仪、杨循吉、彭年、陈眉公、李日华、顾元庆、都穆、俞贞木、董文敏、赵凡夫、文三桥、湖州沈氏、宁波范氏、吴氏、金陵焦氏、桑悦、孙西川，皆有抄本甚精。新抄冯巳苍、冯定远、毛子晋、马人伯、陆敕先、钱遵王、毛斧季各家，俱从好底本抄录。”
“余见叶石君抄本，校对精详，可称尽美。钱遵王抄录书籍，装饰虽华，固不及汲古阁之多而且精、石君之校而备矣。”
“明人抄本，各家美恶不一，然必有用之书，或有不同寻常之处，亦皆录而藏之。然须细心绎，乃知其美也。吴匏庵抄本用红印格，其手书者佳。吴岫、孙岫抄用绿印格，甚有奇书，惜不多见。叶文庄公抄本用绿、墨二色格，校对有跋者少，未对草率者多；间有无刻本者亦精。”
孙氏是康乾间人，所以仅就明代及清初藏书家的抄本进行评判，他从数量多、抄写精、底本好、内容全、校勘精、有题跋以及无刻本流传等多角度揭示了名家抄本的特点，对有些抄写草率、疏于校勘者亦进行批评。总体而言，对所例举的名家抄本的价值是予以肯定的。无论褒与贬，关键在于，他对这些抄本都摸过、研究过，並告诫人们，“须细心绎，乃知其美”。
但我注意到有些学者没有摸过书就率意评论。如有一本为学生讲古籍版本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明代“藏书家除名书法家钱谷的抄本字写得好之外，大多数字都写得不好，甚至极差。如茶梦斋抄本相传是姚舜咨的手迹，也同样抄得不好”。类似的话在其他版本学著作中也看到过。姚咨的字写得好与否，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丕烈说姚氏手抄本“可称三绝”（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谈助》）；常熟瞿氏说姚氏书法“古雅可爱”（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南唐书》），而你说他极差，眼光不一，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相传”，即道听途说而来，那就不太严肃了。这不禁使人要问：你究竟经眼过几部明抄本？是否识得姚咨手迹？就说茶梦斋抄本吧，並非皆姚咨手抄，有的是出于门人之手，也有同一部由姚咨与门人分别写的情况（譬如上图藏《诗集传名物钞音释》，卷前吴师道序为姚咨手抄，正文系门人所抄）。如果不把客观情况搞清楚便妄加评论，是会闹出笑话的。而自己没有经验，将别人的著述东抄西湊编成教材为学生讲课，岂不是误人子弟？
三、抄本的鉴定
我在讲稿本的时候已说过，鉴定写本（即稿、抄、校本）比鉴定印本要难，是因为难在写本个性突出，少有规律可寻，所以更强调实践经验，在实践中琢磨，取得认知。纸上谈兵对初学者而言，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姑且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有关明清抄本的鉴定。
1、书法字体。时代有时代的风气，个人有个人的特点。抄本的代风气其实与刻本有相似之处。如明代前期承继元代流行赵孟頫书体遗风；明代中期仿宋刻本的字体，在明抄本中亦时有出现；而万历写刻本的字体实际上就是明末书法风气的反映（当然亦有异同变化），抄本亦每如是。而清代的抄本尤其是精抄本，其字体与康、雍、乾三朝的写刻本多同，即所谓“馆阁体”。所以从书法的时代风气鉴别明清抄本可借助刻本进行比较，只是刻本经过施刀，字体不那么自然。这是就一般抄本大致而言。但是对富于个性化的抄本如名家手抄本的鉴定，那就要下大功夫，逐家进行辨识，虽然诸如明代吴门书派对地域抄本书法有所影响，但即便苏州地区的各家抄本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除了抄本本身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墨迹资料（如书作、题跋、尺牍等及其相关影印文献）熟悉名家手迹。我看到不少有关版本学的书讲到抄本的书体，都说明抄本字体飘逸、书法自然，清抄本工整秀丽、书写规矩。我也说过这样抽象的话。但如果不懂点书法，难以体会。不要说看抄本，即便看到刻本也会指鹿为马。顾廷龙先生在教授我们学习版本鉴定时多次告诫，鉴定版本以稿抄校本为最难，要多看名家手迹，同时又要练习书法，以熟悉各时代的书法风气。並说自己所以习书唐以前写经之体，就是为了鉴定现存各时代手写经卷的需要。很惭愧，我没能做到顾老的要求，总以缺乏艺术细胞原谅自己。但在多看手迹这一点上我作过努力。譬如台湾央图出版的《善本题跋真迹》，我置于案头经常翻阅，很有帮助。确实，如不重视各家手迹，即使精于鉴定的版本专家也会失误，不用说初学者了。譬如上图所藏清钱氏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其中《续录》卷一、卷七监修国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及卷八前半部实为钱大昕手抄，又经黄丕烈手校，而杨守敬居然疏忽错过。其题跋云：“忆此书前年（1884）在上海醉六堂书店余曾见之，以索价稍昂未购。当时匆匆阅过，实不知为竹汀手抄、荛圃手校之本也。今为顾卿所得，出以示余，如寐初觉，始叹‘伯乐一过冀北遂无良马’未易言也。”余嘉锡则说：“鉴藏书籍，于前人抄校之本，苟不识其手迹，而第检所著目录、题跋以为据，未有不失之交臂者。”两位前辈就辨认手迹的不易与重要，讲了这番发自内心、实事求事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2、纸张。即便在明清两代，纸张的名目也很多，但就其用纸质地而言，不外乎棉纸与竹纸两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白棉纸抄本，大都为明抄，但在明末，不乏用竹纸抄书者。这与刻印本用纸情况是一样的，如嘉隆间白棉纸印本颇为常见，而万历以后印本则竹纸居多。清代有所谓毛边纸、毛太纸、开化纸（亦称桃花纸）、开化榜纸、连史纸等名目，实际上都属竹纸类，只不过制作工艺有精粗罢了。区别棉纸与竹纸並不太难，而不能忽略的是，明清两代藏书家往往有各自专门抄书用纸，我们应当熟悉，这对鉴定抄本很有帮助。在此不避烦琐，将一批藏书家专用纸的特征列表附录。需作说明的是，虽然这个表格可用以鉴定抄本的参考，但如一味凭信，恐亦有误，因为藏书家的专用抄稿纸也有借用或赠送之例；而要仿冒也就是翻雕一块木板的事情，十分容易。所以除了细心辨认外，还要结合书体风格、印章等方面综合鉴别。
3、印章。通过印章不仅可以了解藏书源流，更可大致鉴定抄本的时代乃至谁家所抄。譬如钤有明代人的印章，该本至少不会抄在清代；而影抄本钤有毛晋父子常用的印章，多半便是毛抄了。借助印章鉴定版本，有两点需把握，但並不容易：一是识读印文。虽然印文大多用小篆，但也有用金文，或者出现並不规则的变体、省体，参考书虽有《说文解字》、《六书通》及各种金文字典等，但需要下功夫，要留意揣摩明清时代的篆刻艺术风格，並结合相关藏书家、校勘家及专门学问家的生平文献资料予以认定。二是能够辨别伪印。常见加盖伪印的情况有：在新抄本上加盖前人印章以冒充旧抄本；在抄本上加盖作者的印章以冒充稿本；在过录批校题跋本上加盖批校题跋者的印章以冒充真迹。这些加盖的印章绝大多数是伪刻的；也有个别虽是真印，但它是后人觅得后加盖的，与原书的实际情况不符。这种伪印虽然大多制作拙劣，材料甚至是木质的，所用印泥亦差，但对于接触古籍不多，对一般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学者的手迹、印章不熟悉的人而言是较难辨识的，这也是稿抄校本比刻本更难鉴别的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注意研究历代各种公私印章的式样、印文的风格、钤印的规律以及印泥的质量与颜色。尤其对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与学者的印章要熟悉，因为作伪者往往利用伪造名家印章牟利。大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多翻阅各种印谱，将各种书影、印谱中的印章与书目中所记录的印章相互比较、印证，将已知的真、伪印章进行比对，有助于提高印章的辨识能力（但要注意，有的藏书家印谱系经描润，与实物有差异，不能以之为准）。当然，这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与经验的积累。对初学者来说，向行家、前辈请教，往往能及时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有印文不识的情况）。必须指出，印章只是鉴定版本的一个旁证，也有旧抄本（或旧刻本）盖有伪章的，这就不能因为印章伪而否定书的本身价值。因此，要对原书本身作全面分析，这是在鉴定版本中是始终不能忽略的。
4、讳字。利用避讳字鉴定抄本，主要留意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明代抄本避讳不严。譬如清代避康熙帝玄烨讳、乾隆帝弘历讳，人们即以“玄”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元”字、“弘”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宏”字来判断该本是抄在清初抑或之后、是旧抄还是新抄。不过也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的讳字，如“玄”字，宋代亦避讳。二是有的抄本原本“玄”、“弘”字缺笔，后人为冒充旧抄，添上所缺之笔，这就需要根据书法、黑色仔细辨认。
5、题识跋语。有的抄本卷末有抄书者题识，交待了抄写的时间、地点、抄写者姓名乃至底本来源，这是鉴别抄本的直接依据。也有的抄本经同时人或后人题跋，对抄本的相关情况也有介绍，鉴定並不困难。但这同样有一个书体字迹的认定问题，前面已讲过，不再赘言。
最后再谈一点体会。二十多年前我在主持编制上图普通古籍目录时，顾老曾要求我将百数十万册普通书都能摸一遍，关照要特别注意稿抄校本，因为上图自1958年四馆合併后，普通古籍未有系统整理过。这项编目工作做了整整十年，因仍存在不少问题，未敢将目录出版公诸于世，仅抄就一套卡片让读者检索。但我在工作中锻炼了眼力，先后发现了清臧庸稿本《韩诗遗说》、黄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诗集》、劳权劳格兄弟手抄本《近光集》、《扈从诗》等一批善本，备感欣慰。这种经验绝不是从课堂或书本上能够获得的。因此，大家如果真有兴趣，愿意坐冷板凳，孜孜以求做好古籍普查工作，一定也会有所收获，既增长了才干，又为这项宏伟大业作出贡献，实在是桩其乐无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