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红丸案_明光宗红丸案

朱常洵

于是“登基前”的矛盾，就非常明朗了，通俗的说就是：

王恭妃生下的皇长子朱常洛，按照原则应该被立为太子，可是皇帝不喜欢他，更不中意王恭妃的宫女出身，所以不打算立朱常洛为太子，可是满朝大臣们又拼死谏言，让皇帝册立皇长子朱常洛。

郑贵妃生下的朱常洵虽然年幼，但皇帝喜欢他，而且非常喜欢郑贵妃，即使朱常洵是第三子，但就是想立他为太子。

于是被夹在郑贵妃以及大臣们中间的明神宗，就摇摆不定，陷入难为。

这一陷，就是整整十八年。

《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未几，郑贵妃生子常洵，有宠。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二十九年十月，乃立为皇太子。

期间经过了难以想象的党派之争，与“究竟立谁为太子”的激烈争论后，明神宗朱翊钧为了彻底平息朝中的争执，终于决定在万历二十九年的十月，即1601年，宣布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

这一年，朱常洛十八岁。

而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前的十八年里，就发生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妖书案”，碍于篇幅，此事暂不赘述。

大家就想，郑贵妃此前生下三子朱常洵，一直梦想着能让儿子当上皇太子，可这番美梦却随着朱常洛当上皇太子而彻底破碎，所以她自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扳倒朱常洛，从而让明神宗重新立自己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的机会。

于是在朱常洛登基之前的十数年里，又发生了各种案件与冲突，其中最为著名者，便是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

大概过程就是万历四十三年的五月初四，有个叫张差的人闯入太子宫，手持棍棒，对着皇太子朱常洛一顿痛打，事后他被抓住，却直接供出指示自己棒打太子的人，是郑贵妃。

此言即出，天下便盛传郑贵妃要谋杀皇太子，惹的满城风雨。

然而明神宗一听这话，却犯了难为，因为他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张差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更没法确定是否有人栽赃郑贵妃，如果是有人故意指示张差，说你去太子宫里打太子一顿，然后你被抓住了，就说是郑贵妃让你打的，那也有可能。

所以最后这件“梃击案”，就被糊涂办理，随着张差被处死，而最终不了了之。

《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事复连贵妃内珰。太子请以属吏。狱具，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自是遂有“梃击”之案。

但通过此事便可看出，朱常洛当上皇太子，并非一帆风顺，明里暗里对他怀恨在心，乃至于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不在少数。

一方面，得宠的郑贵妃没能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太子，必定就会对朱常洛心生怨恨。

另一方面，郑贵妃的郑氏宗亲，仰仗郑贵妃得宠，在朝野中权势彪炳，明神宗活着的时候还好，还能仰仗，但等到明神宗一死，皇太子朱常洛继位，那郑氏宗亲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就此失势，也有可能。

因此郑氏宗亲便把朱常洛视为眼中钉，自然私下里欲除之而后快。

与此同时，还有攀附于郑氏宗亲的朝中权贵，也对朱常洛有所忌惮，生怕他当上皇帝之后，找他们算总账。

可是无论成为皇帝的道路有多少艰难险阻，最终朱常洛都如愿以偿的当上了皇帝，于是就迎来了本文所说的第一个阶段的第二个时期：

登基后。

登基后的朱常洛，可谓极其戏剧化。

基本上大部分古代的皇帝，在成为皇帝之前，都有一番雄心壮志，所以登基以后就赶忙大展抱负，想着建功立业。

然而朱常洛登基仅有十天，竟然就沾染上了重病。

结合明朝编年体史书《国榷》与纪传体明史《罪惟录》中所载：

《国榷》：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

《罪惟录》：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这两句话虽没明说，但二者显然均意有所指，郑贵妃给明光宗敬献了八个美女，明光宗因为日夜宠幸，所以导致身体出现不适。

虽然《国榷》的作者谈迁说的很笼统，只是用一句“上疾始备”来简单描述，但结合整句话的逻辑关联来看，作者谈迁的用意很明显，显然是把朱常洛身体不适的原因，刻意往那“侍姬八人”上引，其背后的深层含义，也是通过“侍姬八人”，往郑贵妃的身上引。

而《明史·方从哲传》里也提到：

贵妃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噉帝。

大家请注意《明史》中所用的这个“噉”字（dàn），在此处的语境，应为“榨干”，这句话整体的大概意思为：

郑贵妃进献了珠玉和八位美女侍奉明光宗，谁知这八位美女却把朱常洛给“噉”了，结果就引发了朱常洛身体不适。

可见《明史》中也是意有所指，都故意把皇帝倍感不适的原因，往郑贵妃敬献的这八位美女上引，而既然是郑贵妃进献的美女，那就不得不令人揣摩郑贵妃的真实意图。

明知皇帝喜欢美女，日夜欢好，甚至有瘾，还要不停给他塞美女，这不就相当于一个人有毒瘾，非但不劝他要戒毒，反而还不停给他送毒品，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往死里害他。

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我个人比较信服《国榷》等史书里的记载，相信谈迁等人写出这句话的意图，确是把朱常洛患病的原因，刻意往那“侍姬八人”身上引。

有人可能就要问了，那清初闹文字狱的时候，这《国榷》满篇的“明朱”二字，咋没被销毁，反而还流传于世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国榷》属于私家编年体史书，除了原稿，没有任何印本，就相当于小说作者写完原稿，但没有找任何出版社印刷出来，只是存到自己书房里，没几个人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于是就完美规避了文字狱，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谈迁原稿被偷，他又得重新再写的缘故，因为没有印本，就只能重写。

再深入来说，既然是谈迁个人所写的“私家编年体史书”，里面可能提到的会有遗漏，我不太相信能有人凭借自己一人之力，完整还原整段历史，直至一字不落，在很多问题的细节上肯定会有所疏漏，所以关于朱常洛究竟是否病于“侍姬八人”，我想让大家存疑，保持一份疑问，不要全信，指不定这地方也是谈迁站在自己的角度，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而故意把朱常洛的死，往谈迁本人痛恨的郑贵妃身上引，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

但目前来看，结合我前文所说，站在我们后人的角度上来理解，郑贵妃的确是最有嫌疑的幕后主使，“她的儿子没能当上皇帝”，这个理由足够让郑贵妃对新君朱常洛恨之入骨，想凭借自己的手段暗中除掉他，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本文后续的部分，将基于这个角度，即文章观点是立足于“郑贵妃有意谋害朱常洛”的基础上来写，如果有朋友认为郑贵妃不是幕后主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一起探求历史背后的真相。

言接上文，在朱常洛突感不适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开始变得不太寻常，记录明朝史实的史书《明季北略·卷一·红丸一案》有载：

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言帝疾法宜清补，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

这句话其实说的也很笼统，但观点很明确，直指执掌医药的内官崔文升。

此话大意为：臣杨涟上书批评内官崔文升给皇帝用错了药，说皇帝的体质弱应该用清淡的法子来滋补，而崔文升却反其道而行之，给皇帝吃猛如老虎的泻药云云。

但是这段记载，也没具体说朱常洛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崔文升

因此我大胆猜测，朱常洛突然患重病的原因，有两种可能（涉及阴谋论）：

第一，朱常洛在登基前，从未有过任何重病的记载，可是当他登基仅十天，却突然染上重病，且一病不起，这种事情，会不会过于巧合？我的确意有所指，有疑问的朋友，可结合我前文所说的“郑贵妃敬献八位美女”来思考。

因为朱常洛是郑贵妃的心头大患，可她偏偏却在朱常洛登基的时候敬献了八位美女，我个人认为，假设朱常洛的突发疾病与郑贵妃有关，那这“八位由郑贵妃敬献的美女”绝对逃不开干系，正如我前文举得吸毒的那个例子，一个人有毒瘾，不带他去戒毒，反而给他送了一堆毒品，这不正是加剧他的瘾吗？

第二，崔文升的用药之误。

一介堂堂内官，主掌皇帝的诊疗用药，我想他必定清楚皇帝的体质，然而他却在皇帝出现不适后，不用杨涟所说的“清补之法”来治疗，反而再给他本就脆弱的身体喂下一副猛烈的泻药，导致皇帝一夜拉了三四十次。

我想如果不是崔文升傻，那就真是整个太医院都傻，竟然没有一个人在这种关键时刻站出来，说不能给皇帝用泻药。

可是结果呢？没有人站出来阻止，就连皇帝本人也稀里糊涂的吃下了泻药，紧接着就导致整个人都拉虚脱了，原本就被八个美女榨干了体力，这家伙更好，人也拉废了。

所以我个人观点，崔文升在用药上出现重大失误，如果不是因为他傻而用错药，很大可能就是别有用意，趁机火上浇油，想直接把新君给拉成个废人。。

朱常洛

因此我总结来说，崔文升给身体不适的皇帝开泻药，可被认为是与郑贵妃相同级别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正是导致朱常洛病情加重的直接原因。

整个事件发展的逻辑为：

先是郑贵妃投其所好，进献八个美女，榨干朱常洛的精力，从而导致他的身体出现状况，而崔文升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非但没给皇帝开正确的药调理身子，反而开了一剂泻药让他服下，直接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更不妙。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结论，即：

朱常洛的身体突感不适，是被郑贵妃联合崔文升等人，暗地密谋导致。

敬献美女与服下泻药，都是这场密谋中的重要环节。

先是“美人计”，再是“挫骨剂”，就算是大罗神仙，恐怕也无力回天。

朱常洛影视剧照

支撑我这个结论的论据，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当时的朱常洛可是非常年轻，只有三十八岁，按理说正值壮年，就算他整日沉迷女色，可为什么登基前没有一次倍感不适？而偏偏就在登基后仅十天就倍感不适了？

难不成屁股一坐上龙椅，免疫力也跟着下降了？

这未免也太过巧合了。

结合明朝后期的派系党争如此激烈，我本人并不相信这种巧合。

一个好端端的人，不当皇帝啥事儿没有，当上皇帝就一身毛病，再结合他这个皇帝的宝座被许多人惦记，尤其是被郑贵妃与郑氏族亲惦记来说，这未免巧合过头了。

之后便迎来了“红丸案”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

敬献红丸。

由于明光宗仅登基十天便患重病，于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就推荐了一位忠心大臣，同时也是担任“鸿胪寺丞”的李可灼，敬献了一颗红丸。

（注：鸿胪寺丞，明代官职，掌礼仪。《明史·职官志三》：鸿胪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

李可灼“敬献红丸”影视剧照

咱们先来说方从哲的政治立场，他属于接过前任首辅叶向高的班，而叶向高又是哪个派系呢？

他一开始并未站队，因叶向高任首辅时，明末党争只是初级萌芽阶段，还未成大气候，但是后来他庇护以江南士大夫为基础的“东林党”，而东林党的前身，或者说东林党主要的组成人员，曾经极力劝谏明神宗册立朱常洛。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叶向高给人的印象，应该是属于东林党一方，同时他也属于维护朱常洛当太子的老臣，而叶向高之后，是方从哲接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方从哲也算是朱常洛阵营，另外明神宗在驾崩前，专门把方从哲召至床前，任他为辅佐朱常洛的顾命大臣。

《明史·方从哲传》：越二日，（明神宗）召从哲（召见方从哲）及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黄克缵等受顾命。又二日，乃崩。（明神宗驾崩）

看到这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方从哲属于维护朱常洛这一方的忠臣。

但是在明神宗未驾崩前，当了数年首辅之久的方从哲，突然遇到一件麻烦事儿，而这件事情导致他在内阁中的话语权大不如前。

方从哲影视剧照

起因是他的儿子偶然参与进一件命案，大概过程是他的儿子在狎妓过程中，有妓女突然坠马而亡，于是方从哲的儿子便被京城盛传，说他亲手杀死了妓女。

本来是一桩对于方从哲本人来说，无关痛痒的问题，但后来传的沸沸扬扬，影响到了方从哲的声誉，于是他为了避嫌，直接上书辞职，但明神宗驳回了他的辞呈，还劝慰他不必在意，于是方从哲继续留任内阁。

可是留任过后的方从哲，因儿子一事失去了往日的威望，这就导致他的首辅之位非常难堪。

难堪到下面的人有些开始不听他的，这就进一步导致，很多政务或者由他帮皇帝拟草的诏书，都会受到其他党派的反对，毕竟当时党争激烈，方从哲身为首辅，威望因儿子的事情大打折扣，因此其他党派的人便顺势群起而攻之。

于是无可奈何的方从哲，即使从各方势力中努力调和关系，尽量稳住自身的权力与威望，但对于政令的下达和实施，还是会受到很多阻碍，最后逼得他没办法，只好有意无意的去结交受宠的郑贵妃。

因此，维护太子朱常洛的东林党人，便一致认定他是属于郑氏势力，更深一层的意思，则说他是属于有意谋害新君朱常洛的势力中的一员。

朱常洛影视剧照

实际上方从哲的立场定位，一直都很有争议，很难断定他“勾结郑妃”是被东林党诬陷，还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从“明神宗肯放心让他成为新君朱常洛的顾命大臣”这一点来看：

起码方从哲由最开始担任顾命大臣，再到朱常洛发病前的这段时间，他对朱常洛，并无实际的谋害之心。

否则明神宗再糊涂，再傻，也不可能让一个整天想着谋害自己儿子的人，担任内阁首辅近十年，同时还担任新君的顾命大臣，这几乎不可能。

因此依照上述逻辑，我们可以基本推断：

方从哲对于朱常洛当皇帝，保持中立态度。

这一点从党争时他极力平衡各方势力，也能看出端倪，虽然因为包括他儿子的各种事情，导致他的权威日渐低下，但他也的确为朝野的平衡，而做出了个人的最大努力。

而为什么我要特意说明方从哲的立场问题呢？

因为正是方从哲推荐的李可灼敬献了一颗红丸，给朱常洛服下，所以方从哲的立场非常关键，如果他站在想谋害新君的立场上，那这颗红丸可能就是毒药，如果他是站在拥护新君的立场上，那么他是真想用这颗红丸来救主。

“红丸案”影视剧照

但请大家注意，这是李可灼敬献的第一颗红丸，往后还有第二颗。

朱常洛服下第一颗红丸后，立马药到病除，感觉身体舒泰，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

然而这红丸，现在来看，可真不是人吃的东西。

因红丸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春药”，是能激发人体那啥能力的药物，而明朝内宫中所盛行的红丸，即是红铅丸，主体原料便是“红铅”，更一度被古代方士认为是“长生不老药”，明朝皇室更对红丸过分迷信。

然而《五杂俎·卷十一》有载：

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即石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候其天癸（即月经）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成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羸弱诸症。又有炼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炼如雪，当盐服之，能滋肾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劳矣。

这段话的大意为：

有医家惯用的取红铅方法，是选择十三四岁的童女，一定要貌美端庄，身无残疾，一切身体残疾，或毛发粗，声音粗，甚至是性冷淡的石女，皆不用。

而选择好童女之后，便日夜伺候她起居，等到她第一次月经来潮的时候，取“初经血”，或用布包着，或用金银器皿盛放，再倒入磁盆，会呈现出朱砂色。

然后用乌梅水，或者是井水，再加进去各种药材，最后练制成一枚“红丸”。

现代考证，之所以当时的红铅丸能够呈现出整体红色，其主要成分中正是含有“汞”，而汞的来源之一正是“红色水银矿”，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水银，很长一段时期的古人，都把水银认为是长生不老药的主要药材，而掺杂于各类仙丹补药之中。

红色水银矿

我想，稍微有些医学常识，或者是科学常识的人，都会对古代方士这种炼丹的方法感到不寒而栗，体现出古人尤其笃信童男童女的外泄物能治百病的封建迷信，可见上文最后一段“制秋石法”，是用童男童女的小便，更让人感到无比荒诞。

水银

于是当年的李可灼，给明光宗朱常洛服下的，就是这么一颗成分极其复杂的红丸。

虽然红丸在当时的明朝宫廷内，被当成常用补药，可以说是宫廷秘方，但其主要用途并非用来治病，而是用来在某些特殊时刻，让皇帝能重振雄风，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李可灼敬献的这颗红丸，并不是能救命的良药。

虽然第一颗，朱常洛确实感到病情好转，而且精神不错，为此大赞方从哲和李可灼：

“称‘忠臣’者再。”——《明史·方从哲传》

接着《明史》又说：

顷之，中使传上体平善。——《明史·方从哲传》

这句话大意就是，过了一会儿，有内官汇报方从哲，说皇帝服药后，身体“好转平善”。

于是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后，李可灼又敬献了一颗红丸。

日晡，可灼出，言复进一丸。——《明史·方从哲传》

（晡在古代代指“申时”，即下午三点至五点。）

朱常洛刚吃下去第二颗红丸没多久，方从哲便急忙询问内官，伺候皇帝的内官回答：

“平善如前。”（和以前一样有所好转）。

从哲等问状，曰：“平善如前”。——《明史·方从哲传》

但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李可灼敬献的第二颗红丸，却直接要了朱常洛的命。

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明史·方从哲传》

令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卯时，即早上五点以后，明光宗朱常洛毫无征兆的暴毙而亡。

《明史·光宗纪》也对此事加以确认：

九月乙亥朔，崩于乾清宫，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

时值朱常洛登基刚满一月，因此朱常洛也被戏称为“一月天子”。

于此，便是本文所述的红丸案第二个阶段的全部过程。

由朱常洛宠幸八位美女，到他最后暴毙，仅短短几天时间，我个人梳理出的过程为：

1、先是郑贵妃进献美女，使出美人计，诱发朱常洛身体不适。

2、内官崔文升为治疗皇帝，开出泻药，给皇帝服下，结果病情加重。

3、内阁首辅方从哲，找来“鸿胪寺丞”李可灼，敬献第一颗红丸，皇帝服下，称身体好转。

4、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后，李可灼再献一颗红丸，皇帝服下，称身体仍旧好转。

5、第三天凌晨五点以后，明光宗朱常洛突然暴毙，终年三十九岁。

以上便是整个红丸案的案发过程，但在案发之后，朱常洛的死因却因为各方势力的盘根交错，以及时局的异常复杂，而最终演变的扑所迷离。

然而在古代死了一个皇帝，这可是比任何凶杀案都还要严重百倍的天大案件，意义对于整个明朝来说，更非同小可。

于是便有了本文所述的第三个阶段：

红丸案之明光宗暴毙后，继位者明熹宗朱由校对此案的严加审查。

明熹宗为了找出自己父亲死亡的真相，先后追查，复查，审讯，以及不断翻案，整个过程因党争与牵连极深，竟长达数十年！

而且最重要的，是最终红丸案仍旧作为悬案，被记于史书。

这也就意味着，堂堂一国之君暴毙于朝野，竟在数十年之后都未能找出死亡的真实原因，不由的令人惊叹，透过红丸案也可看出明朝后期党争之激烈，势力之繁杂，当属历朝之最！

虽然是悬案，但并非没有疑点，且也有主要嫌疑人，经过我前文所述，主要嫌疑人有两位：

第一，崔文升。

第二，李可灼。

为何说是他两人，而不直接说郑贵妃呢？

因为郑贵妃虽然有杀人动机，但她并未“直接参与”到明光宗死亡的关键环节，即使她是幕后主使，但也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我们就来说崔文升的嫌疑，首先指控崔文升的人，正是担任给事中的杨涟。

早在朱常洛患病之初，杨涟便指控过崔文升的嫌疑，并上书弹劾：

《明史·杨涟传》：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请推问之。且曰：外廷流言，谓陛下兴居无节，侍御蛊惑。必文升籍口以掩其用药之奸，文升之党煽布,以预杜外廷之口。既损圣躬,又亏圣德,罪不容死。

这段话的大意为：皇帝初感不适，杨涟便上书弹劾崔文升用药出错，应追究他的责任，并说：“最近宫外传起流言，说皇帝房事无节制，整日沉迷美女，这种传言正是崔文升用来掩盖自己用药出错的借口，再经过崔文升党羽的煽动，现在人人都认为，皇帝是因为纵欲过度而病情加重，所以崔文升既损害了皇帝的身体健康，又在外损害了皇帝的声誉，罪大恶极，死不足惜。”

可见杨涟是将崔文升当做第一嫌疑人的，同时结合他曾经极力反对“郑贵妃请求明光宗封自己为皇太后”，就可知他的立场，是站在皇帝这一边，所以他表态认为崔文升故意用错药，实则是将真正主使的矛头指向郑贵妃。

杨涟

而且他还提到，崔文升和其党羽，在宫外广布流言，说明光宗纵欲过度才患病，实际上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用错药的罪行，而让人们都误以为，明光宗的死跟自己用药无关，反而是因为他自己沉迷美色。

包括时任御史的左光斗，也支持杨涟的这一观点，同时杨涟在明光宗驾崩前，被明光宗秘召觐见，在床前委任他为顾命大臣，辅佐他的长子朱由校，由此可见明光宗对杨涟的信任。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及入，帝温言久之，数目涟，语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涟。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

左光斗

而左光斗与杨涟一致认为，正是郑贵妃利用崔文升害死明光宗，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朝中重臣的一致意见，皆认为幕后主使是郑贵妃。

（认定郑贵妃是幕后主使的论据，还有之后发生的移宫案，因碍于篇幅，便不再展开叙述，望谅解，谢谢。）

大家请注意，我刚才说的杨涟弹劾崔文升，是在明光宗还活着的时候，也就是崔文升给明光宗乱用药，导致他腹泻的那天，杨涟指责崔文升，而明光宗非常信任杨涟，因此听取了杨涟的意见，将崔文升驱逐出宫，但当时他并没有认为自己会死，当然搁谁谁也不会认为自己会死，所以并未对崔文升严加追责。

而后等到明光宗真死了，接着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才开始真正对此案严加审查，这时的朝中大臣们仍旧认为，此案第一位最大嫌疑者，非崔文升莫属。

当朝御史三人：郑宗周，魏大中，吴甡（shēn）的意见保持一致，共同认定崔文升的罪过，要高于后来敬献红丸的李可灼，因为是崔文升乱用药，才导致皇帝病危，如果没有这一步，李可灼自然也用不着敬献红丸。

魏大中，与杨涟，郑宗周等人并称“前六君子”

《明史·崔文升》：言者交攻可灼及阁臣方从哲，惟御史郑宗周等直指文升。给事中魏大中言文升之恶不下张差，御史吴甡亦谓其罪浮河灼。

从侧面来说，也可看出当时的大臣们仍旧认为，“红丸”只是宫中常见的补药，而非毒药，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真正想致明光宗于死地的人，是被郑贵妃利用的崔文升。

同时崔文升害死“执掌御药房”的朝廷内官，跟李可灼最大的不同在于，李可灼是个管礼仪的官员，而崔文升可是正儿八经的医官，他懂得用药，却故意使用大量泻药治疗明光宗，其用意正是为了要把明光宗的身体彻底摧毁，这是最终害死明光宗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导致后来明光宗暴毙的根源所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众大臣坚持认为，崔文升便是受郑贵妃指使，谋害光宗的第一从犯。

这个说法结合我上文所说，此御史三人着实是据事实说话，且逻辑清晰，论据充分，崔文升属于害死明光宗的元凶之一，也是我个人认可的观点，相信大家结合我前文所写，应该也会和我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

明熹宗·朱由校

但是明熹宗听取了大臣们的意见之后，整个案件又是如何办理的呢？

结果却令人意想不到。

按理说，如果明熹宗也认可崔文升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元凶之一，那么肯定会判其死罪。

然而对于崔文升，最终却只是做出如下判罚：

《明史·崔文升》：下廷议，可灼论戍，文升谪南京。

这句话的意思是，朝中经过商议，最终决定，李可灼发戌贵州，崔文升则贬谪南京。

是否看到这里，大家会感到非常魔幻？

这两人可是跟皇帝之死难逃关系之人，且其中一人崔文升还与直接害死皇帝有重大嫌疑，但是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敬献红丸的李可灼被发配贵州，崔文升却只是被贬到南京。

暂且不说间接害死皇帝是死罪难逃，但最起码在朝廷大臣一致认为崔文升罪情更严重的基础上，应该罚他更重才是，结果反而罚了嫌疑更小的李可灼发配充军到贵州。

更魔幻的还在后头，等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后，既然颇为赏识崔文升的才干，而破格重用崔文升掌管漕运与河道，使其地位不降反增！

乃至到最后，崔文升都没有被判死罪，因为在明思宗朱由检继位，把魏忠贤干垮台后，崔文升也不过是被多打了一百大板，然后又罚到明孝陵扫地，直至终老。

《明史·崔文升》：及忠贤用事，召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庄烈帝即位，召回。御史吴焕复劾之。疏甫上，文升即结同党伏宫门号哭，声彻御座。帝大怒，并其党皆杖一百，充孝陵净军。

反观李可灼，却在明熹宗时，受到一次不同待遇。

首辅大学士方从哲，拟旨让李可灼以患病为由，从贵州回到朝中，甚至还要“赉”以金币。【赉（lài），意为“赏赐”】

因为方从哲认为，皇帝在服下红丸后能好转，正是因为李可灼进献红丸，

于是明熹宗当政时的朝中大臣们，便又将矛头一致对准了方从哲，说他也参与了谋害明光宗，然而大家还记得我前文所说，方从哲是属于中立立场么？

但是他曾经接手前任首辅叶向高的班，这也就意味着，在朝中反对方从哲的“东林党”眼中看来，他是属于“内阁”派系的一员，甚至是内阁党派的领头人，所以诋毁他参与谋杀明光宗，实则是诋毁整个朝廷内阁，毕竟东林党和内阁之间一直斗争激烈，互相都不放过能扳倒彼此的机会。

相反，内阁成员也认为，整个红丸案就是东林党一手策划，并想借此来壮大势力，企图扳倒与他们分庭抗礼的内阁。

一直极力反对郑贵妃专政，乃至于反对明神宗“废长立幼”的东林党一众，当然就不认了，于是又引发了内阁和东林党两派之间更加激烈的矛盾，大家你来我往，互相指责，反对者说东林党联合方从哲与李可灼，用红丸害死了明光宗。

东林党则指责内阁成员，尤其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更是郑贵妃的头号犬牙，与郑贵妃沆瀣一气，联手害死了明光宗。

整个明朝末年的党争之患，由此便完全突显。

因此整个事件最终为何会对崔文升与李可灼的判罚很轻，就可知其原因了：

正是由于，这两个人即使与杀害明光宗有难以洗脱的嫌疑，但他们身后都有各方势力在明争暗斗，说直白一些，就是都有靠山，而双方经过权衡利弊之后，都要力保这两人不被诛杀，因为不论哪一方被诛杀，就意味着明熹宗会追查到底，同时还要牵连起背后的势力，对于其背后势力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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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熹宗即位以后，被朋党之争深深困扰，明朝的党争之混乱，可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激烈，尤其是明朝末年，怎一个乱字了得。

其透过二人的判罚，所映射出来的事件本质，正是明朝末年朋党间的意气之争与权势之争，朝廷内外，有意识的放过了主犯郑贵妃，而对罪行绝不亚于李可灼的崔文升从轻发落。

另一方面通过对李可灼的大批特批，从而对内阁首辅方从哲发起一通猛攻，将方从哲也捎带着当做元凶，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彻底搅浑整个朝野，从中谋取渔翁之利。

一方面，郑贵妃以及背后的郑氏族亲，还有牵连党派，欲借“红丸”之刀，杀首辅大学士方从哲，瓦解内阁势力。

另一方面，在内阁势力垮台以后，只剩下东林党能抗衡郑氏族亲，如此再通过手段，斩灭东林党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壮大己方势力。

与此同时，一个关键人物的逐步掌权，也为这场千古悬案增添了更为炙热的大火，此人正是日后自称“九千岁”，以“阉党”闻名历史的大宦官：

魏忠贤。

此人正是在明熹宗时期一步步身居高位，而他用以拉拢派系，组建自身势力的关键，正是“红丸案”。

以“红丸案”之名，诋毁方从哲，顺势摧毁以江南士大夫为基础的东林党集团的权势，便能使魏忠贤本身的力量得以壮大，不然魏忠贤想要篡夺皇权，即使内阁势力被铲除，但由新生代东林党领衔的顾命大臣杨涟等人，就又成为了他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自是，忠贤日谋杀涟。《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偕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

魏忠贤影视剧照

所以后续的案件发展结果，就非常明朗了。

既然魏忠贤重用崔文升，同时还命其执掌漕运与河道如此重大的职务，足以可见他和崔文升之间的关联之密切，而东林党可是对崔文升恨之入骨，因为在东林党眼中看来，崔文升罪大恶极，所以魏忠贤重用崔文升，不排除是在故意打击东林党的势力，同时也是在拉拢郑贵妃一族的势力。

毕竟按照我前文所说，如果崔文升是受郑贵妃指示而给明光宗乱用泻药，那么崔文升也是郑贵妃的爪牙，魏忠贤为何要重用已被贬南京的崔文升，也就不言而喻了。

魏忠贤影视剧照

这是向郑氏势力的示好，同时也是壮大己方的力量。

如此，整件红丸案便体现出明末年间的全部顽症，我个人总结有三：

其一，明末时期的党派之争，透过红丸案可见一斑。

无论是崔文升被从轻发落，只是贬到南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一众大臣联合诋毁方从哲，乃至于魏忠贤借红丸一案壮大阉党，打击东林党，皆体现出了明末年间的党派混乱，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乃至为了争权夺势而以小丢大，无人真正把一国之君的离奇暴毙当回事儿，反而核心利益俱是在为权势而意气用事，整天互相论战，乃至最终丢掉了国之根本，明朝灭亡与后期整个国家陷入式微，无休止的党派之争实为最大原因。

其二，明朝皇帝对“红丸”的过度迷信，以及对美色的过度贪恋。

对于红丸此等“长生不老药”，以及整日沉迷美色，也是导致明光宗身体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美色固然人人都爱，但被美女“噉”尽人亡的例子，古代皇帝可谓层出不穷，而明光宗的死亡，虽说也是争权夺势所惹下的祸端，但有一部分原因，也正是由于他自身的不克制，若律己自好，自然也不会让郑贵妃用敬献美女的美人计得逞，亦此为明光宗自身大误。

其三，明朝末年的腐败，对权力的过度追求。

皇权的日渐软弱，话语权的丢失，都随着朋党之争而愈发凸显，与此同时应运而生的腐败问题，也为明朝本就不断衰弱的国运火上浇油，尤其是郑贵妃等人所牵连的郑氏族亲，及与之牵连的各方势力，他们被利益熏心，为得到权力，不惜谋害新君，却引发出一连串的悲剧，其中或间接被诬陷被弹劾，乃至丢掉性命者更是不计其数，最终更影响整个明朝的国运，乃至于不可避免走向灭亡的深渊。

若无腐败，无对权力的过度追求，自然从头到尾也不会有这些惨痛的历史发生。

诚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相同的悲剧也在历史中不断上演，同时也为今人敲响了警钟，或许，这也是历史真正的魅力所在，使后人不断从细枝末节中寻求事物本来的真相，从而总结前人的教训，为后世更加美好的未来所用。

愿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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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未几，郑贵妃生子常洵，有宠。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二十九年十月，乃立为皇太子。

《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事复连贵妃内珰。太子请以属吏。狱具，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自是遂有“梃击”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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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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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惟录》：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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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方从哲传》：贵妃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噉帝。

《明史·方从哲传》：“称‘忠臣’者再。”顷之，中使传上体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复进一丸。从哲等问状，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

《明史·方从哲传》：越二日，召从哲及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黄克缵等受顾命。又二日，乃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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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卷一·红丸一案》：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言帝疾法宜清补，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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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职官志三》：鸿胪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五杂俎·卷十一》：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即：石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候其天癸（即月经）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成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羸弱诸症。又有炼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炼如雪，当盐服之，能滋肾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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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光宗纪》：九月乙亥朔，崩于乾清宫，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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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杨涟传》：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请推问之。且曰：外廷流言，谓陛下兴居无节，侍御蛊惑。必文升籍口以掩其用药之奸，文升之党煽布,以预杜外廷之口。既损圣躬,又亏圣德,罪不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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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崔文升》：言者交攻可灼及阁臣方从哲，惟御史郑宗周等直指文升。给事中魏大中言文升之恶不下张差，御史吴甡亦谓其罪浮河灼。

《明史·崔文升》：下廷议，可灼论戍，文升谪南京。

《明史·崔文升》：及忠贤用事，召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庄烈帝即位，召回。御史吴焕复劾之。疏甫上，文升即结同党伏宫门号哭，声彻御座。帝大怒，并其党皆杖一百，充孝陵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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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自是，忠贤日谋杀涟。​至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涟注籍不与。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偕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及入，帝温言久之，数目涟，语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涟。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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