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行草书《百姓帖》
王羲之行草书《百姓帖》
释文：
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之制，宜严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
王羲之画像
史籍记载（晋书·卷八十）：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顾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羲之爱鹅图》
王羲之辞郡原因及经过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会稽内史王羲之称疾辞郡，归居剡县金庭。他的辞郡，不仅亲友似在梦中，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曾屡劝不止，朝野议论纷纷。关于王羲之辞郡的原因，《晋书•王羲之传》颇多微词，归咎于与“王述不协”，有损于王羲之的人格。王羲之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很有责任性的人，待人接物以“骨鲠”著称，不会沉缅于一己之私和个人恩怨中，他的辞退一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他又是一个笃信道教的人，好服散长生，寻仙问道，信仰止足之分顺其宿心，他的辞退也和人生理念有关。总之，王羲之的辞退既有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理想的追求。他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会像“和王述不协”这样简单，一定是在漫长的价值考量后，才“止足之分，定之于今”的。
“与王述不协“并非辞郡原因
《晋书•王羲之传》曰：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已，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
查这段文字，其内容与《世说新语•仇隙》有诸多雷同，现抄录于下，以示对比：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隙大构。后蓝田为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本传比这篇《世说》的内容多，其中埋怨儿子不如王述子坦之能干，这条亦来自《世说》；另一条，王羲之说王述服阙后可当尚书，投老可得仆射，也出自《世说》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世说新语》系南朝宋元嘉中刘义庆(403—444)镇荆州时，邀集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文学之士所撰，南朝梁刘孝标(458—521)注，其中注引《中兴书》，是南朝宋孝武帝时奉朝请何法盛撰。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前言》曰：“《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问轶事的小说”(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前言》也说：“《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的志人小说的名著，主要记述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问轶事”(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很明白，《世说新语》的研究家都认为属志人小说一类，是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是真实的，有些轶事或许事出有因，未必全是虚撰，但它是经过人为演译的文学小品，是不能把它当作历史文献的。《晋书》将小说大量的引入到人物传记中，学者褒贬不一，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则提出批评。不说别的，单就《王羲之传》引《世说》与“王述不协”作为其辞郡原因，实大为不当，从历史的视角去分析它，其中破绽显见：
其一•说王述居山阴守母丧三年，王羲之代郡，竟久久不去吊唁，后又不经通报，便自入其门，见家人哭，又不前而返，恣意陵辱；后王述服阙升为扬州刺史，游四城不辞而别，相与报复。像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像是儿戏。《晋书》或许觉得这样的说法太不合情理，加了一句“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这一加，更露出了文学虚构的真相。
其二•说王羲之求分会稽郡为越州，这更是谙于历史的笑话。会稽郡虽在扬州辖下，但它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分封领地，属诸侯国，内史只对会稽王负责，决定权全在会稽王手中，扬州刺史无权过问。如果要将会稽郡改置越州，皇帝必须先撤消会稽王。未经允许，就遣使赴朝廷游说，王羲之难道不懂这是欺君犯上之罪吗？再说，十年前诏王羲之为侍中，位重于刺史，而坚辞不就，且右军和刺史同为三品，何言“耻于其下”。王羲之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姨表兄，司马昱七岁封会稽王，即征其为会稽王友，相伴八年，实有师生之谊。今又为会稽王内史，可直谏无碍，根本不会“遣使诣朝廷”，惹出“大为时贤所笑”的事来。
其三•王述无权令王羲之“自为其宜”。“令自为其宜”是一句官场话，意思是你犯了错误，就该自动请辞，和今天另请高就、抄鱿鱼意思差不多。按晋朝官制，内史由皇帝直接任命，王述发现王羲之过失，就该表奏皇帝敕免。再说，王述是会稽王的亲信，王羲之是会稽王的内史，会稽王会眼看他两明争暗斗吗？《晋中兴书》较重礼制，在录用《世说》是文时，将“求分会稽为越州”和“令自为其宜”二节册除了。
读小说很有趣，但是，如果把《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放到《三国志》中去，那完全是判若两人了。王羲之和王述是东晋中兴时期二个品质优良、人格高崇的好官。一个以“骨鲠“著称，一个以宽容著称。他俩都是王子晋的后裔，同宗同龄，但从来没有在一起共事过。王羲之辞官后，和王述女婿谢万的关系可称莫逆之交，对他关怀备至。和他儿子王坦之理念相合，相与共谋，常有书信往来。在王羲之辞归后的书札中，也可看到“怀祖(王述字)可乎”？，“怀祖都共事”等问候和关怀的话。说他老来可作尚书、仆射，当是很高的评价，并当真言中。王述为扬州刺史，则以王羲之幼子献之为州主簿，故献之在晚年《辞尚书令与州将书》中曰：“王怀祖先辈名流，作此职(指尚书令)可谓佥允”，对王述翘指称好。从这些历史的真实中，可见《世说新语》和《晋中兴》所谓王羲之和王述构隙之说，纯属小说家言，是身后是非的文学抄作，严重诋毁并伤害了他俩的人格，误导了后人对王羲之的正确认识。如梁萧绎《金楼子》严历批评王羲之曰：
余以为怀祖为得，逸少为失也。怀祖地不贱于逸少，颇有儒术，逸少直虚胜耳。才既不足，以为高物，而长期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能书，何足道也。这位梁元帝很偏激，认为像这样狠傲不贞的人，不值得称“骨鲠”，而且连他的书法都不足道。这是多么深的误会，确实造成了研究王羲之的极大困惑。我们不该听信这些文学抄作，应努力探求历史的真实性，还给一个本真的王羲之。
称疾辞郡的主要原因
王羲之素称“自无廊庙志”，尤“不乐在京师”，对做官并无刻意的追求。他为江州刺史时，诏为侍中，坚辞不就，待职吴兴数年，实际上已经辞退过一次了。永和四年(348)诏为护军将军，又表求“驱使关陇、巴蜀”，戍守边关，后经扬州刺史殷浩厉言相劝，虽勉而就之，但心存忿懑。其与益州刺史周抚书曰：
六日。昨书信，已得去。时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何所复言。
“处世之道尽矣”！是说做官做到头了，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似乎已生退意。在京都做了三年护军将军，便求外放盛产文房四宝的宣城，结果会稽王司马昱征其为会稽内史。从到任后写给司马昱的信中，看得出他很满意：
羲之死罪。复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叹。去月十一日发都，违远朝廷，亲旧乖离，情悬兼至，良不可言。且转远非徒无谘观之由，音问转复难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问，还愿具告。羲之死罪。
王羲之早先为司马昱会稽王友，今复为其内史，“复蒙殊遇”即此意。“求之本心”谓真心所求，诚愿此职。虽称心如意，但如《晋书》本传所说，“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已经有了做满一个任期便辞退归耕的打算。他的这种想法，在永和九年(353)三月的《兰亭诗序》中已经有明显的表露：
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王羲之感叹，人老了，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厌倦了，人的思想感情随着各种事件的发生而变化，过去喜欢做的事情，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新生活将要开始，为此以文会友、乐淘山水的聚会，怎不叫人感慨兴怀。兰亭诗会可以说是王羲之回归自然的一次尝试，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兰亭诗会后，江东发生饥荒。据《晋书•穆帝纪》，永和九年，“三月旱”，“五月大疫”。《晋书•王羲之传》曰：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账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
在饥荒严重的情况下，王羲之提出了免征、赈济、清仓、肃贪、断酒等一系列安定灾民，防止流亡的主张，但撑握决策权的会稽王司马昱却置之不理。王羲之一莫筹展，多次写信同僚，叹惜曰：
知郡荒，吾前东，周旋五千(百)里，所在皆耳，可叹！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叹，复为意卿示聊及。
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近复重论，相赏有理，卿可复论。
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瘐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谪之制宜严重，可知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
“吾复何在，便可放心”的意思是说，既然我的主张一事不依，在这个职务上还有什么用呢，应该让我辞退。“放归”之念，油然而生。
正当饥荒漫延，难民流落，民心燥动时，会稽王非但不用力救灾，反命殷浩北伐，追征会稽税赋。王羲之急不可耐，连连写信给殷浩和会稽王，以剧言劝止，但会稽王置之不理。王羲之认为北伐内外条件未备，一年前谢尚攻昌许，兵败诫桥，敌势正旺。度量彼我态势，希望停止北伐，退兵以保江、淮。并说“若不如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王羲之致殷浩书483字，致会稽王书559字，是他留世的众多书信中言词最激、文字最长的二封信，说北伐“不亡何待”，又比称“秦政”，“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把北伐称为亡国败举。但他的耿耿直谏，却似泥牛入海，“吾书未被答”，会稽王显然冷落了他，更增加了他对时局的悲观，因而深深陷入了进退二难的境地。其致亲朋的信尽吐心中苦情：
知数致苦言于相，时弊亦何可不耳。颇得应对不？吾书未被答。得桓护军书云，口米增运，皆当停为善。
增运白米，来者云必行此，无所复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险？今便极言于相，并与殷、谢书，皆封示卿，勿广宣之。诸人皆谓尽当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思致言耶？人之至诚，故当有所面。不尔，坐视死亡耳。
“相”即辅政的司徒会稽王，王羲之“数致苦言于相”，甚至“极言于相”，“而吾书未被答”，一腔热血，受到会稽王的如此冷落，觉得自己的主张“直恐不能行耳”，但又不能“位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险”，故而顿生“吾复何在，便可放之”的想法，成为称疾辞郡的导火线。
王羲之由于和执政者北伐方略和救灾理念的政见分歧，是称疾去郡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背境下，其处世理念和宗教崇拜应时萌动，成为称疾去郡的公开理由。永和九年(353)十月，殷浩北伐攻许昌，途径山桑(安徽蒙城北)，前锋姚襄反叛，北伐告败。可以这样认为，殷浩山桑败绩后，是王羲之抽身而退最体面的时机，也是“骨鲠”秉性之使然。他写给会稽王的第一封辞郡书当在此时。他在和友人讨论道法优劣时，也提到了辞郡，其书曰：
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
为了终日不懈修炼道法，因而笃增了辞世的决心。“重增”道出了“辞世之笃”的内心玄机，说明他早有辞郡之意。王羲之已经五十多岁了，人生几何。他想信服散入道必能长生，所以必须为自己留出几年修炼时间，实现“所怀之重者”的人生理想。下面这封信，是他将归金庭庄园时写的，是对辞郡原因的真情告白：
若世怀不尽，前者自当端坐观时，直方其道，或将为世大明耶。政有救其弊，□算之熟悉，不因放恕之会，得期于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余年几何？而逝者相寻，此最所怀之重者。顷劳服食之资，如有万一，方欲思尽颐养。过此以往，未知敢闻，言止于今矣！
当然，尚子平的毕娶远游，石奋父子的万石之风，疏广、疏受叔侄的功成身退，这些悠然止足之分的先贤，也是他学习的榜样。
称疾辞郡的经过
按晋制，王羲之辞郡，必须上疏皇帝御准，准辞后，还得等到新官到任后才能离职。这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作为内史，他必须先到得会稽王的同意。他在一封信中，向亲友诉说了这一漫长的过程：
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职，时已许。乃当是公私大计，然此举不深又不宜。是之于始，二、三无所成。可以示从女，其劣欲知消息。
信的意思是说：在请求以病告退的日子里，一直忧心重重。后来，会稽王同意我上疏穆帝，请求解职归田，今已得到恩准。会稽王认为进退是有关国家和个人的大事，说我此举没有深思熟虑，也是不恰当的。从向会稽王疏请辞退开始，上疏了二、三次都没有答应，今天终于成功了，虽不算是个好消息，但可以公之于众了。
信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只求对方知情即可，别人往往很难看懂。这封信算是说得比较明白的，但什么时候“时已许”呢？请看王羲之给会稽王的这封信：
羲之死罪！去冬在东鄮，因还使白笺，伏想至。自顷公私无信使，故不复动静。至于咏德之深，无日有隧。省告，可谓眷顾之至。寻玩二、三，但有悲恸。民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无暂展语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将无其人，何以复言。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时垂告慰，绝笔情塞。羲之死罪！
这是王羲之去职时写给会稽王司马昱的告别信。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新任会稽内史江虨到任，带来了会稽王给王羲之的信，故云“时垂告慰，绝笔情塞”。“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是临别赠言。信中感谢会稽王对他“眷顾之至”，重申了辞郡的原因，希望晚年能有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平生理想。或许会稽王信中提及请他今后复出的意思，他则以“以此忘情，将无人其人，何以复言”婉拒。“寻玩二、三”和前札“二、三无所成”意同，说二、三次请辞皆未获准。“去冬在东鄮”是一个时间点。“去冬”指永和十年冬，“东鄮”即鄮县，时属会稽郡，今宁波市所属的鄞州和奉化。王羲之是在鄮县巡视时接到穆帝获准辞退的圣旨的，并立即给会稽王复信，因没有带官符，故云“还使白笺”。从这一天起，王羲之便进入了留守期，等待新内史的到来。“自顷公私无信使，故不复动静”的意思是说，在整个留守期间，公事私事都没有什么可信告的，故一直没有去信。如下，根据上述信中“二、三无所成”到永和十年(354)冬“使自表求解职，时已许”，作一些推算：王羲之曾三次向会稽王表求辞退，继尔又上表穆帝御准，即先后计呈四表。从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市)至京都建康(今南京市)，舟马1355华里，官驿行程至少20天，文书往返一次就得一、二个月，先后四次来回送达，每次之间总得停留旬月，这个漫长的过程，少说也得一年多。这就是说，王羲之早在永和九年(353)冬就已经向会稽王司马昱疏求“称疾辞郡”了，这恰好是十月殷浩北伐告败的时候。次年春，扬州刺史殷浩被废为庶人，王述正好母丧服阙，赴建康任扬州刺史。这就是说，王羲之早在王述为扬州刺史前已经请求辞郡了，《晋书》本传所谓“耻为其下”而辞郡的理由并不成立。
其实，王羲之在表求辞退时，已经开始在金庭建设庄园了，其与亲友书曰：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
“东”指会稽郡治山阴(今绍兴市)和剡县金庭的地望关系。会稽郡十县，剡在郡东，古称“越东足”。北方南渡士族不愿说出侨居地名，以示渴望祖国南北统一的心愿。因此，在《王羲之集》中，找不到他晚年归居的地名，仅用一个“东”字，如“吾前东”，“知欲东”，“即想东”，“吾日东”，“宜暂东”，“至东县”等等，来表述从山阴至金庭的意思。其《与谢万书》中“顷东游还”，则表示从金庭回山阴。“吾前东”的意思是前些日子到金庭去了。“粗足”，初次到那里。“作佳观”，建筑精美的楼房。此札说明王羲之表求辞郡的同时¬¬¬，已经择地金庭，开始经营庄园，正在建筑精美的住宅，为回归作准备。亲朋不理解，甚感错愕，说像在梦中。他告之“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笑他好像刚知道似的，并说信里一时说不清楚。
在王羲之去职前，“佳观”建成。妻子郗璇带着儿孙们已经迁居金庭。他留守郡治，等待新任到来，寂寞之余致信亲朋曰：
吾之朽疾，日就赢顿，加复风劳，诸无意赖。促膝未近，东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还期非远耳。
“促膝”，指儿孙们。“未近”，到一个离郡治山阴较远的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呢？“东望慨然”，到郡东的剡县金庭去了。虽然明知“还期非远耳”，但他希望日子过得越快越好，这一天能早早到来。“还期”当然是指“东望慨然”的金庭了，因为这里是他最终的归宿。
父母灵前的尽世誓言
永和十一年三月初，王羲之辞归金庭，住在“佳观”里，选定九日吉辰，肆筵设席，祭拜父母神灵，并写下了一篇言词真切、决心铁定的自誓文：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斯亡无日，将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就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曒日。
三月九日，春明刚过，这是王羲之归居金庭的第一次祭祖。旧时，家家都有神龛，置放已故父母和祖上的神位。每逢春明、冬至，于神龛前设筵祭祖，准备就绪后，家人到门外焚香，招祖魂归，请至席前祭拜，口念吉言，请保佑吉祥平安。稍后礼毕，烧纸钱，又焚香送祖归山。会稽地区的神位用木雕制，鎏金红漆，正面书“显考(妣)×××神位”，盒内藏生死年月日时辰和安葬地点。亡者百岁后，则请入宗族祠堂神龛安放。神位是亡者灵魂的象征，故俗称灵位，灵牌，会稽人又曰“木子”。王羲之《自誓文》中的“二尊之灵”，指的就是父母神位。王羲之信道，《自誓文》即在祭奠父母亡灵时写下的誓言。他用这种壮严的方式表示永伴“二尊”，再次坦言进退之由，誓不再官。
《晋中兴书》和《晋书•王羲之传》等，把《自誓文》中的“二尊之灵”、“先灵”理解为“父母墓”，似属误读。首先，山阴没有王羲之的父母墓，也不见方志有记。其父王旷在并州(太原市)抗击凶奴时兵败不知所终，其墓史无记载。父死时，王羲之未至学龄，故《自誓文》曰：“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王羲之在吴兴(浙江湖州市)有田舍二顷，母墓在临川(江西抚州市)，原想迁之，然未果。山阴有宅，但非最后归宿，故没有迁母墓于山阴的记载。再则，民间也没有到野外父母墓前“肆筵设席”的祭祀习俗。故而文中的“二尊之灵”、“先灵”是指供奉家中的父母灵位。像王羲之这样的贵族，或许家中除置有行道的静室外，还有专门放置父母神位的灵堂，专供祭祀用。
“止足之分”，即老庄之诫。老子《道德经》四十四曰：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誉和身体，身体和财富，得与失，那个更重要呢？不应太重视名誉和财富，知足去欲，不辱于身；知止不殆，则不累于心。身心无累，则可健康长寿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止足”是魏晋清谈家们的一个热衷话题，它所包含的人生理念非常丰富，对王羲之的提前辞退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其他人一样，当处于“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的两难境地时，止足之分就成为他抽身而退冠冕唐皇的托词。
王羲之是个虔诚的五斗米道徒，在父母灵前坦露心胸，表白决心，写成文字为画符，是常有的事。除《自誓文》外，他在给亲友的书文中还有所记：
今又告诚先灵，以文示足下，感怀恸心。
这次“告诚”的内容，是不是同一篇《自誓文》，不得而知，但进一步证明了“先灵”指供奉家中的父母神位。“以文示足下”，说明他曾将一些画符公之于众，自己则留有手稿，如《官奴贴》，就是一份乞求天师保佑孙女玉润病除的符咒。王献之身后留下了许多画符和神咒，米芾《书史》载：“海州先生收王献之画符与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由此可知，像《自誓文》一类画符，实际是在家中父母灵前所表达的决心书、保证书，表明了王羲之辞郡的原因和决心，也为我们提供了“灵”并非“墓”的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