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经典语录_

王国维在家乡海宁时一直给人当家庭教师。初抵上海《时务报》馆后，他曾与同乡张英甫等，提出了在海宁筹办师范学堂和小学堂的构想，并上呈筹款缘由，希望转达海宁知州。虽然最终无果，但足见他年纪轻轻就心系教育。维新变法失败后，深感国家动荡的王国维企图以教育来挽救国家命运，他在对只关心个人利益的麻木国民极大愤慨的同时，仍念念不忘教育大计，在家养病的他曾致函汪康年，在信中写道:“维谓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后着，今日造就明白粗浅之事理者为第一要着耳。”

1901年，王国维应罗振玉之邀，先后执教于武昌湖北农务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王国维在授课之余，为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编译了大量文章（《教育世界》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主要翻译东西方各国教育学制、学规）。王国维于《教育世界》翻译连载的日本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是我国第一部国外教育理论译著。

1902年，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欲聘一位精通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的教员，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在这里任教一年。1903年3月，又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在此期间，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对西方哲学有了深刻的研究。

1904年，王国维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了刊物改革。同年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以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也来校任教，主讲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还为此编译了相关教材，并创作了《教育学》一书，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定义、教育目的、教育人类学和教育方法学等。

应该说，《教育世界》是王国维总结他独特教育理论的重要阵地。例如190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他也因此成为我国教育历史上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第一人，较之日后梁启超与蔡元培所提出类似的教育理论要早了十多年。他还在《教育世界》中开辟“教育小言”专栏，针对中国教育现状与改革发表不少独到见解与批评。尽管这本教育杂志仅仅维持了三年不到，其间却刊载了近百篇关于日本学制的文章，内容涉及大学、中学、小学、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各个门类。在清末严酷的思想统治之下，能够刊发如此多的国外教育文章，主笔王国维功不可没。随着王国维教育学著述的日渐丰富，他的教育理论、思想渐成体系。

1907年时，罗振玉任清政府负责编译教材的学部参事，推荐王国维进入学部图书编译局工作。在这里的几年，沉默寡言的王国维只顾埋头治学，编译了近百万字书稿。

1914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学习“有用之学”、“无用之学”之辨，这既是他教育哲学的核心思想，也为他在民国初期教育界赢取了一席之地。“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王国维的这一教育主张一度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在当时举国上下学习西学、企图科技救国的现实背景下，王国维大谈道家哲学式的有用无用，似乎书生气太重，但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教育偏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学科的现状而发，试图扭转当时这一畸形教育现状。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归国后，曾在哈同开设的仓圣明智大学短暂任教。1922年，经蔡元培、马衡等人的再三邀请，王国维受聘于北京大学，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任教期间，他积极设计研究课题，还指导了很多函授学生。三年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又受聘为教授，对学生关怀备至，不但让有了一定基础的学生根据兴趣自行选题，还十分注重于对其研究方法的启发。

晚年执教北大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经历，使王国维早年的教育理论得以真正实践，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所开辟的研究领域与引进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对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王国维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多是《人间词话》中治学的三种境界，是《观堂集林》中对历史的透析，是《论性》、《释理》、《原命》对生命哲学的拷问，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王国维其实十分关心晚清政治时局，还曾对中国未来走向作出了准确的预言。

王国维父亲王乃誉的日记里，记载了很多王国维青少年时期和父亲议论时局的情况。

1896年，李鸿章在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沙俄势力进一步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同年8月，爱国志士、学社报馆竞相宣传救亡，其中以《时务报》最有代表性。这一年九月初五，据王乃誉日记记载：“静（即王国维）持《时务报》第一、三册，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穰卿(即汪康年)，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给时政，诚此时之要务。”可见，无论王国维还是乃父，对于中国时事，都有所关注。

1897年12月7日，《王乃誉日记》载：“静儿携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册归家”。可以看出此时王国维已经颇为关心时事，并且倾向新学。“于是弃帖括而不为，论举业而不就。”而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陈述亡国之危险，发起保国会不久，王国维曾经谒见康有为。

1917年是王国维政治思想发生大变动的一年，张勋复辟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成功都曾引起王国维的极大关注。他在致罗振玉及其他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他对于灾难的20世纪中国不祥的预感。在致许默斋的信中王国维提到：“给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者万万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而致罗振玉的信中也说：“南北交汇，势成决裂，然将来或以妥协了事，亦未可知。”“乙老昨日长谈，颇负悲观。乙老对时事，谓南人欲恢复辛亥革命各间状态，是适以助北，故近又不能乐观云云。”“俄国革命事起，协商诸国内情可见，此事于东方内政外交影响甚大，以后各国国体政体均视同盟与协商之胜败为转移耳。”可见，王国维对民国的现状和未来都很不乐观。

王国维曾醉心于研究西学，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却突然改变了学术方向，一心转向国学研究，王国维忽而对西方不再抱有好感，这一转变与他对政治时局和东西思想冲撞的理解和态度不无关系。周一平先生曾写过《1917年前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剖析了1917年前后王国维政治思想的变化以及在其学术上的反映。周言先生则在《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中引证了王国维当年所作的《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作出了更进一步的确解。这首诗里有这样的话：“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周言阐述说，这里的“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指的是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于哲学文学美学之间的矛盾，而“多更忧患阅陵谷”指的则是辛亥革命风暴的席卷，“始知斯道齐衡嵩”即可与此年王国维写毕《宋元戏曲考》后转向国学研究的学术动向相印证。王国维的学术转向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具体影响，这段“夫子自道”可为明证。

而王国维对政治时局把握之敏锐，甚至让他成了一名“预言家”。

王国维在1917年12月31日致罗振玉的信中曾说：“俄国革命事起，协商诸国内情可见，此事于东方内政外交影响甚大，以后各国国体政体均视同盟与协商之胜败为转移耳。”“罗刹(代指俄国)分裂，殆不复国，恐随其后者尚有数国，始知今日灭国新法在先破其统一之物，不统一则然后可惟我所为。至统一既破之后，欲恢复前此之统一，则千难万难矣。”

而其最让人震惊于他的历史洞见的预言，是1917年末其致柯劭忞的信中所提：“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此信已佚，但却由罗振玉记录下了此信的大致内容，录入于《王忠悫遗书序》中。王国维在致信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亦曾提及此信：“前致敬仲(即柯劭态)书，已得其复……书中有‘始于共和，终于共产’语，乃行文配衬之笔，而敬仲乃反复此语，将其他要言忘却，殆神明已衰矣。”

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记中曾说：“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叹的惊人预见。虽然当时共产党还未成立，但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诗经·小雅·鱼藻》

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这个并不十分惹眼也没什么特殊典故的地方，却因为一件事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1927年6月2日，51岁的王国维自沉于此，将他的生命历程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

正处于壮年时期，且治学与事业皆处于巅峰时期的王国维究竟为什么选择自尽，学术界数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每每通过王国维的著作和书信揣测剖析，各执己见，似皆不无道理。然而推论并不等于事情的真相，毕竟逝者已矣，但是王国维选择鱼藻轩作为自沉的地点，却多半是与政治时局有关。

鱼藻轩的水很浅，但命名却很有讲究。《鱼藻》乃《诗经·小雅》的篇名，首句“鱼在在藻”何意？毛传：“鱼以依蒲藻为得其性。”郑玄加以引申，解释得更明白：“藻，水草也。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也。”讲的是臣和君的关系：臣依君，犹如鱼依藻。王国维饱读诗书，对此再清楚不过。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溥仪被迫出宫，李大钊遇害，叶德辉在长沙被军阀所杀，清代遗老纷纷逃难，罗振玉也避入某国使馆。王国维虽日常言行无异，但谈及时局，总是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就曾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多亏家人及时劝阻。谁能料想，事隔四年，他最终还是自沉而亡。

我们并不能确认王国维是不是因为“殉清”而死，但是其性格中有着悲观的因子，且其一生悲情交织，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国维3岁丧母，自幼缺少母爱，又少手足雁行之乐，故性情孤僻、内向，不擅交际，对人间苦痛十分敏感。16岁进州学后，他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纵论古今，少年意气。然而父亲王乃誉对其却十分苛责。王乃誉在日记中说：“教其不可畏世，示其不可鲁莽”。可见他在父亲眼中，是一个胆小、内心冲突又不擅逢源的少年。后来王国维先后两次参加乡试未中，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他在旧的科举制度下找不到出路，只能另寻他法。

进入上海《时务报》馆后，22岁的王国维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被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深深感染，其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更是生发了“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的想法。其后一连多年醉心于钻研叔本华的哲学之道。

1904年，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诠释了《红楼梦》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在他的解读中，隐含了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对国运衰亡的忧患以及对人民麻木的慨叹。他在篇中反复诘问，男女之爱“自何时始？来自何处？”叹这是“人人所有”而“人人未解决”的大问题，在中国文学上解此问者，三千年间仅一部《红楼梦》而已。他将《红楼梦》划为“此宇宙之大著述”，当与《浮士德》并称，是最高悲剧的代表。在他看来，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望，是生活、欲望、苦痛三者的结合。有了欲望，求而不得是一种痛苦，而得到后产生厌倦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一种解脱。

9岁时，王国维父亲王乃誉去世，而随后两年内妻子与继母又相继去世，这让本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又增添了许多悲伤的人生体验。

尽管后来王国维于《三十自序二》中写道：“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在疲于哲学中的“可爱”“可信”之争后，他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悯、怀疑，都化入了诗词和文学研究之中，然而，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却已深深融入他的骨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性格与思想。

而与经历了几十年的共同进退的挚友罗振玉决裂，又给晚年的王国维带来难以抹去的伤痛。

罗振玉是保护清王朝的“铁杆”遗老，他也极力拉拢王国维一起进入晚清小朝廷。在担任南书房行走期间，王国维准备把自己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观堂集林》进呈溥仪，当在天津的罗振玉得知这件事情后，将自己著作的《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带给王国维请其一起进呈。王国维此时并不想成为罗振玉与郑孝胥“遗老斗争”中的棋子，于是婉言拒绝了罗振玉的请求。当罗振玉收到王国维的回信后，非常愤怒，要求他把书托人带回天津。随着遗老斗争日趋激烈，罗振玉联合升允并希望王国维一同来弹劾郑孝胥，但王国维又一次拒绝了他，这是罗振玉所不能接受的，他当即表明不会连累王国维，从此以后，他们之间便出现了难以调和的裂痕。

罗振玉是王国维的伯乐，也给予了他很多物质上的无私援助，但王国维也是以替罗振玉工作换取的，就如罗振玉所讲：“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丧妻，中年丧子；生性忧郁，体弱多病；时局动荡，老友交恶……一生悲苦交加，王国维虽然表面平静，但其内心的苦痛无望可想而知。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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