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是如何变性的

王安石的免役法目的是交钱就能够免除差役，本是针对那些有服役义务的百姓，但是变法之后还迫使那些不服役的村民也要缴纳差役钱。保甲法，这不仅仅是募兵制向部分征兵制的倒退，而且变向增加了百姓的兵役负担，而且百姓缴纳钱财之后也并不能免除徭役。

青苗法是为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借钱给百姓，等到秋收以后低息偿还，以免农民受到高利贷的盘剥，同时也可以阻止土地兼并。然而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期却成为硬性摊派，每一户都必须贷款，而且利息在层层加码之后，变成政府垄断性质的高利贷，甚至比民间高利贷还要严重。方田税是为了查清隐瞒缴税的，但是官府在重新丈量土地之际，变相增加税额。

由于宋朝人口众多，而耕地面积不大，依靠土地税收远远不能支撑政府的支出。政府便设置市易司，对工商企业收税，他们通过垄断市场，赊账等方式，对工商企业进行掠夺，而且对于这些市易司官员有业绩考核，考核不通过要罢免，考核优异者还能够从中提成，这些都加剧了宋朝政府对工商业的盘剥。

政府通过王安石变法，获得免役钱、青苗钱、市易钱等各项收益，填充了国库，但是这些税负是建立在大批工商业者以及大批农民破产的基础上的，当时开封有一半的流民，这些流民大都是失去土地者。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解决宋朝当时三冗问题，即冗员、冗兵、冗费。拿冗员为例，宋朝的知县除了副手之外，还有经济监官，他们分别负责管理本地的酒税、工商税等税负，这些都间接造成了冗员现象。

相比于唐朝科举每朝录取不到30人，而到了宋朝，每次录取超过三四百人。这些官员只要录取不论你是否有职务，都是能够领导工资的，仁宗时期，中央内外属官已经超过17000多人，办公人员的增多，无疑增加了办公费用，这也是宋朝冗费的起因。

宋朝当时养了100多万的常备军，和唐朝兵役制不同，这些士兵是需要拿工资的。比如在宋仁宗时期，就因为拖欠军队的工资问题而爆发了军队暴动，这种武装暴动要比农民起义严重很多。能不能把这些常备军让地方来养呢？宋朝前面五代十国所经历50多年分裂，正是因为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朝廷无力管控所致。所以宋朝这些常备军，是不得不承受之重。

不可否认，面对宋朝这些问题，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官员的腐败导致改革变质。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全面掌控天下的各种资源，然后朝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系统的“理财”，否则没有开源，君王无论如何节俭，都是没有用的。

王安石把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对立的角度来看，认为整个国家财富是恒定的，百姓不能“擅万物之利”更不能“与人主争黔首”，只有严厉打击了与官府争利的民间力量，官府才能聚集财富。比如在《熙宁奏对日录》中，当神宗认为利用市易法进行强取豪夺的方式不可行时，王安石坚定要求，神宗对于这种政策千万不能手软，他辩护称，天下的财富都是陛下的，而且应该由朝廷官员来安排管理，所以对民间财富这种“摧抑兼并”是合情合理的。

王安石的短视

王安石这种把民间财富与国家财富对立的方式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工业革命前，英国由于圈地运动，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农业土地集中的同时，一方面减少了农业的雇工，另一方面为城市的扩张提供了更为充足的食物。原来农业当中的大量雇工流向了工业领域，从而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向前发展。

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大量人口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大大促进了物理学、工程学的进步，进一步催生了工业革命的爆发，将人类带向现代社会。很多人认为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其实是长期手工业的发展，诞生了工业革命。

就拿蒸汽机为例，蒸汽机并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不过总结了当时的蒸汽机理论以及技术。比如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在瓦特发明蒸汽机前100多年，就已经发明了蒸汽机模型。英国工程师托马斯.纽卡门发明的蒸汽机已经能够用于煤矿排水，只是没有后来瓦特改进的蒸汽机效率高。

如果没有城市，没有大量工业技术人员对整个技术的不断改进，不会有瓦特制造出更节能，更高效的蒸汽机。在城市当中，分工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货物的交换，并渐渐发展起商业。人们总是以为工业革命导致英国人口的增长，而是因为英国城市人口增长才孕育了工业革命，让整个英国跨越人口与经济的低效率循环。

从明清到1968年，这六百年时间里，中国粮食产量增加10倍，人口也增加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结果是什么？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都不变，也就是人口的增加，抵消了技术进步以及耕地增加。但是近两百多年，人们因为技术进步跨越了这种低效率循环，也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快于人口增加速度。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老师认为，公元960年宋朝开始，中国进入了现代化，资本主义标志性的：纸质货币、航海指南针、水力纺织机等等都已经出现。但是王安石利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官方垄断了工商业经济。当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会牺牲私有经济，并利用私有经济来壮大国有经济。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严厉打击了私有经济体系，摧毁的不仅仅是富家大户，也迫使基层民众脱离豪强，依附于朝廷官府。

王安石变法使得国库财富迅速积累，相比于变法前“一道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矣”，到了变法后“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到了元丰后期，国库财富的积累达到顶峰，这显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搜刮百姓财富所致。而王安石还利用“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来进行自我粉饰。

经历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的市场经济遭到极大的阻碍与破坏，商品经济逐渐倒退并出现萧条，进而导致了生产经济的衰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

王安石变法滋生出的腐败

王安石本人才华横溢，道德方面也是无可挑剔，然而他所利用的新党却是向民间大肆敛财的酷吏，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都是投机取巧，强取豪夺的小人，身后成为历史的罪人，留下千古骂名，被列在《宋史》的奸臣传中。而邓绾那句厚颜无耻的名言“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成为历史的笑柄。

王安石难道不知道所用之人，为一批小人吗？其实王安石变法实质是对民间财富的强取豪夺，也只能依靠这些酷吏，他们在敲诈贪腐的同时，也能够让国家财富日渐增长。但是社会风气却日渐衰败，变法当中的弊病逐渐暴露，不断加深政坛内部矛盾，使得党争成为北宋当时主要矛盾。

当时北宋人送王安石为“拗相公”，他将刚愎自用固执的形象演绎到极致，他不但把自己的学说看作真理，而且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代表，而不同政见者都是庸人，是打击的对象。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北宋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政治体制腐化，整个官场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朝廷官府与神圣庙堂之间，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人民的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一场灭顶之灾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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