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书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是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在南下伐宋之前所做的一首诗。就诗论诗,确实写得还不错,如果这首诗的作者是宋太祖,或许它早已成为比肩“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的充满豪情壮志的名篇而脍炙人口了。胜则诗以言志,志存高远;败则虚火攻心、狂妄自大。古罗马人早说过“天神喜得胜之人”,成王败寇,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势利。
完颜亮即金朝废帝,金朝第四个皇帝,公元1149年到1161年在位,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阿骨打的孙子,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杀堂兄金熙宗自立,年号天德。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强征各族百姓组成军队大举进攻南宋,后在采石矶(位于今安徽马鞍山市)为宋军所败,东至瓜洲(今江苏扬州市邗江区)被部将耶律元宜等杀死。
完颜亮死后被金国朝廷贬称为“海陵王”、“海陵庶人”,因为他后面一个皇帝是1161年乘机在辽阳自立、和其有杀妻之仇的金世宗完颜雍。在金世宗大力操作下,完颜亮成了一个罪孽深重、丑恶不堪的箭垛式人物。连金朝晚期的宰相贾益谦也有点看不过眼,“(金世宗)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臣因诬其淫毒狠骜,遗笑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历代有史家认为完颜亮“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过之”,也有史家认为“海陵被杀,诸公逢迎,极力诋毁,书多丑恶”。现代,较多的研究者从他的政治改革促进金朝发展的正面角度评价他,一般人也不再津津乐道于他那些足以导致在“净网活动”躺枪的奇闻轶事。可是,他的伐宋确乎是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这点毋庸讳言,分析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下或许有另类的启发。
史载,为了伐宋,完颜亮做了以下一些准备:
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同时改汴京为南京(今河南开封)、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今内蒙宁城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如旧。
公元1157年,完颜亮与大臣讲述他的一个梦境:他到“钧天之宫”,接受上苍指令“天策上将,令征宋国”,大臣称贺,“于是南侵之议益决”。
公元1159年,对宋使以宋买马修器械和招纳山东叛亡之人为辞问罪;造战船于通州,征集各路女真、契丹、奚人、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壮几十万人;建南京汴京宫殿,修中都燕京城防;督造兵器。
公元1161年,迁都于南京汴京;以户为单位征调骡马,富室征发有多至六十匹者,全国共计五十六万匹,仍令本家饲养,随时应付军用;继续命李通造船;之后即分诸道兵为三十二军,共六十万人,号称百万,“氊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
虽然精神层面的宣导和舆论的准备有点装神弄鬼和“羊弄脏了水,所以狼要吃羊”的嫌疑,但《尉缭子•天官》说过:“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民智未开时代的故技,无须深责。总体看上去,物质、精神上的准备都堪称周全,再加上完颜亮本人文武兼资、智商很高,“天下一家,方可为正统”,这是自苻坚、隋文帝以来的帝王正途,目标也不可谓不正,可是,到头来怎么会处处反侧,变生肘腋,及至采石一败,居然身败名裂?
这或许要从完颜亮的KPI绩效考核和问责制说起。
完颜亮端的是“赏罚分明”:公元1153年,刚被改为南京的汴京发生火灾,刚被任命为南京留守的完颜长宁立刻被问责杖杀。公元1158年,廷议中支持完颜亮决策的李通、敬嗣晖升官,持不同意见的翟永固、韩汝嘉被贬官;同年,完颜亮发表观点“一统之后,论功迁秩,分赏将士,彼必忘劳矣”,论功行赏,早已昭告众人。1160年,完颜亮烹杀将南侵意图暗示宋朝的金朝使节施宜生。1161年,尚书令张浩和左丞相萧玉再次谏止伐宋,被当场杖责;在征集马匹过程中造成马匹死亡的多名官员惧罪自杀;同年,命李通造船时,“督责甚急,将士日夜不得休息”。采石之战前夕,完颜亮下令“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济者与黄金一两”;采石之战之后,“金兵还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杀之”。在瓜洲时,完颜亮“召诸将,约以三日济江,否则尽杀之”,并下令“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衍(或做佛宁,女真语,五十户之意,此处指五十户长,谋克助手);蒲里衍亡者杀其谋克(百夫长);谋克亡者杀其猛安(千夫长);猛安亡者杀其总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采石矶,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大战发生地。1161年,企图灭宋的金主完颜亮在此被宋军击败。)
我们逐渐有点看出端倪了。完颜亮的KPI设定出了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完颜亮在技术层面似乎没有错。太公《六韬•龙韬•将威》说:“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尉缭子•武议》也有类似的说法:“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商君书•去强》说:“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必死”。欧洲古代兵法也记载了斯巴达名将说“士兵当畏惧本军的统帅甚于畏惧敌人”,古罗马更是把这作为练兵的金科玉律,十一抽杀律就是基于这种思路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种制度真的好吗?我们不在伦理上辨别其是否“为行善而作恶”,而仅仅探讨其在功利层面是否一种有效用的行为?反面的观点也旗帜鲜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子文(楚国令尹,名斗谷于菟)在睽地练兵,只花一个早晨就完成,没有惩罚任何一个士兵。子玉(楚国令尹,子文之弟,即成得臣)在蒍地练兵,花一整天才完成,鞭打七个人,用箭穿三人的耳朵。当时还年少的蒍贾就认为子玉“刚而无礼”,带兵超过三百乘则必败;后来子玉果然在晋楚城濮之战败给晋文公重耳。
KPI需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逻辑基础上,完颜亮的目标导向造成了如下局面:因为营造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民夫五征其三,工匠三役其二,日常施工人夫达二百万”;因为督造兵器,“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鸟、鹊、狗、彘无一不被害者”;因为征调骡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道路”;因为造船,通州到海有280里水路不畅通,硬是命民工开河担水,挽舟入海,并且“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煮死人膏为油”。 这种最高承受限度的总动员和大征发,再加上个人性格缺陷(按:史载完颜亮“为人慓急”——慓急即轻狂急躁),造成了社会的巨大灾难,整个经济体系被摧残,危机四伏,天下骚动。究其本质,无非是唐太宗所笑的“西域贾胡剖身藏珠”——徇欲亡国。这种状态下对KPI的强调,真是“不作死不会死”的节奏。电影《让子弹飞》曰:“步子跨大了,容易扯着蛋”——回到更远的历史纵深,大泽乡的陈胜吴广就是遇到一个“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的KPI,结果人人皆知。
(完颜亮迁都燕京)
错误的KPI,正如黑格尔论史所说的“愿遂事成而适违愿败事”。
其实,一个具有感召力、亲和力、可操作性和可及性的组织战略愿景,本身能释放出员工的情感,编织出行为忠诚度,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及组织内部的协调摩擦成本,实现长尾化,让组织看似松懈实质则成为一个能打硬仗的团队。
我们注意到,确实有大量的组织大力强化所谓“执行力”、“细节决定成败”、“问责制度”,实则是强化组织的行政官僚体系,遏制组织内生活性。把本应成为人力资源的组织成员看成庞大组织流程标准化体系中的“螺丝钉”、“砖头”、“零部件”,责权明晰虽然便于绩效考核,但却抑制了成员的能动性、创新驱动、自组织能力以及组织上下的互动性,使得组织变成了目标导向而非使命导向。这就不是一个“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喜剧,而是一幕平庸的哑剧。如果组织首脑个人性格中的轻狂急躁、战略选择性失明、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负面因素在这种体系内被放大,就更会酿成万劫不复的悲剧。商鞅奖励耕战、实行连坐之法造成的秦国崛起,和“天下苦秦久矣”,故而“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的秦朝崩盘,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上述其实是一个通例。当今,数字技术更加促进了组织扁平化的架构嬗变,随着技术变革显著降低组织内信息配比、信息搜集成本和交易成本,管理半径将极大地受到压缩,企业内部管理也将以负面清单管理的柔性体系为主,组织管理也逐渐演变成流程服务和规范,委托代理成本也将大幅下降。员工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将是未来创新型组织的基调。许多企业的组织架构甚至走向拟人化,这种组织机构拟人化和员工关系众筹化、企业组织内交易市场化会越来越普遍。海尔之前力推企业内部交易拟市场化、生产流程交易化的SBU(战略事业单位),就是一个例子。张瑞敏屡屡提及“管理无边界,企业无领导”,也曾经勉励海尔广大青年:“不只做一颗螺丝钉,要经营一部机器”。尽管,海尔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产品性的而非生态流程型的,但即便如此,海尔仍可以称得上是哲学思维最好的本土企业之一。当然也不能忘记没有KPI、没有管理层、超级扁平化的小米。推究其理,恐怕是因为雷军他们深知,创新永远是每个个体的创新,员工不是组织粉丝的企业都将速朽。
单纯强调KPI会造成绩效主义无法产生“激情集团”,从而毁了索尼这样的悲剧。而一味的赏罚对于逐步成为人力资源主流群体的80、90后也不再具有曾经有过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或者杀鸡儆猴等等作用,稍有不当,“手段僭夺目的”,必不可免。
《隋书•杨素传》说杨素“每将临寇,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先令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太宗却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李靖答道:“臣顷讨突厥,总蕃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慧眼如炬的张出尘(红拂女)在两人中的选择,似乎说明了一切。
除了前面提到的诗作,完颜亮还有大气豪迈的题扇诗句:“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不过是清风,还是热气或雾霾,其实最根本还是要看是真芭蕉扇还是假芭蕉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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