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恭亲王奕，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对外开放，虽然那些口号以及想法在今天想法颇不现实也有些幼稚，但那些人可以被视之为睁开眼看世界的启蒙人物。从历史角度来说，那些先行者的作用只是制造了一些舆论氛围，但在社会层面而言，其实影响有限，毕竟那是皇权的社会，没有朝廷的有力支持，那些呼吁只不过就是民间的声音，正因如此，奕所主持的对外开放才是中国真正大变革的开始。
丁韪良著《测算举隅》同文馆排印本书牌
为什么奕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就需要聊聊他的出身和历史。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他跟咸丰皇帝是异母兄弟，咸丰帝登基后，遵照他父亲的嘱咐，封奕为恭亲王，即此可见道光皇帝在生前就对奕颇为看重。从咸丰三年开始，奕成为了军机大臣中的领头人物，即此开始成为了朝廷的枢要，而后因为他事变的有升有降。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避难到了热河，临行之时授恭亲王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也就是安排奕负责代表国家跟外国人谈判，这就是奕首次接触中外交涉。这种交涉对奕的思想变化有较大的影响，他渐渐对中国之外的事物有了更客观的了解，也就对中国的现状有了客观的看待。如果挖思想根源的话，奕的对外开放观念应当是在此时而肇始。
他的思想变化开始让他变的想有些行动。咸丰十年十二月，他跟文祥等人联合写了封奏章，这封奏章的名称是《钦差大臣奕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此折对近代史颇为重要，因为该折第一次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提出由此衙门负责办理一切涉外事务。这件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跟外国人进行谈判与接触，因为那时中国没有外语学校，而公、私所办的各种学堂、书院也同样没有外语课，奕在跟外国人谈判时，明显地感觉到因为语言而产生的交涉之难以及产生的误会。
丁韪良译《天道溯源》牌记
其实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称为催化剂，那就是咸丰八年所签署《天津条约》和咸丰十年所签署的《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中都规定出了今后英国、法国给中国的外交文件一律用本国文字书写，但西方国家所送来的这些文本究竟有没有对中国不利的条款？那必须有相应的翻译人员将其变为汉文，才能让朝廷做出决定。如此说来，要想跟外国人打交道，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语言，而国内又极少有相关的人员，于是奕便想到成立总理衙门之后，同时要设立翻译馆，以此来培养翻译人员，于是就有了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京师同文馆最初开设的只有英文，关于这一点，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回忆说：“回顾同文馆的早期历史，最初的建馆动机是因为中英条约的签订，因为条约中有一个条款规定，英方致中国当局的公函在三年之内暂时附送中文译本，以使中国政府能在这段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合格的翻译人才，按照这个约定，便于1862年开设了一个英文馆。”丁韪良说，建馆的动机就是因为中英条约的签定，而条约中规定出英国给中国的公函三年内附送中文译本。关于这个三年期限，李压西、陈伟民认为这是丁韪良记忆有误，应该没有这个期限。且不管这三年内事实如何，至少从丁韪良的说法上可以知道，同文馆的开设就是因为跟西方所签合约中的规定。为什么要先开英文馆？其实这也有历史背景。因为从雍正之后，中国关上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使得中国人对境外的情况了解极少，朝中的一些大臣根本不知道美国也讲英语，因为在一些奏折上都会提到“传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而鲁迅认为，中国人最先学习英语，一是为了商务，二是为了海军。
丁韪良译《天道溯源》卷首
其实同文馆的开立也有着一定的曲折。在中国那固守的环境下，任何新鲜事物几乎都会受到反对，所以奕给皇帝所上的奏章受到了一系列大臣的抵制，这些人的说法当然有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夷人？”这是一种自大心态，认为中国有的是人才，用不着跟外国人学习。这句话针对者是恭亲王提出同文馆除了要设翻译馆之外，同时要增设天文算学馆，他认为外国人能够制造机车、武器，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物理、化学学的好，他认为中国要自强也必须学习这些基础知识。但中国人能有这方面才能者毕竟太少，所以恭亲王提出请外国的学者和专家任教师来培养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即此可知，这位恭亲王确实有着思想开放的头脑，跟中国的各种文献中所记载的他那权臣的形象有较大的不同。
还有的大臣对奕的提议做出了这样的反应：“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这等的迂腐，又这等的理由高大上，认为朝廷的命官都是读孔孟之书，从事的是尧舜之道，而这里的“明体达用”正是胡瑗所提出的中心思想。这些人认为朝廷的命官所学所做都是要实现圣人的理想，而让这些有理想之人学习制造轮船和洋枪，这是让他们去学技艺，这有违圣人之理。有位朱庭珍还写了一首名叫《书事》的诗：“卧榻容酣睡，同文启四夷。九州通海市，万鬼集京师。”这样的冷嘲热讽在社会甚嚣尘上，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于社会，有的人甚至将当年的久旱不雨都归罪于同文馆的设立。这场风波搞的很大，翁同龢的日记中多有记载，而恭亲王却能够顶住压力，坚持了四个月与这些人论战，终于将这对外开放的极其关键的一步得以实施。
丁韪良著《水学》同文馆排印本书牌
恭亲王奕为什么能在这种氛围下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两宫太后的支持。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喜欢将一些人物脸谱化，不是好人就是坏蛋，似乎这个社会就用这种两分法划分出了两个阵营，其实真实的历史远比这个要复杂太多。两宫太后为什么要支持设立同文馆？这背后的动机要是讲述起来又是一篇长长的文章，有兴趣想了解真相的朋友可找来相关的史料，而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奕得到了两宫太后如此坚定的支持？这跟一段重要的历史有较大的关联。
前面提到洋人打入北京时，咸丰皇帝躲到了热河避暑山庄，他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驾崩于热河行宫，而后便成为祺祥元年，因为皇帝年幼，故而由肃顺等八位成为了顾命大臣。这个期间的权利斗争极其激烈，两宫太后正是在奕的支持下发动了“祺祥政变”，最终将“祺祥”改为了“同治”。此后两宫垂帘听政，使得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为此奕被授予了“议政王”称号，由他管理军机处，余外还有许多的特权，比如他可以得到双份奉禄，同时在被皇帝和两宫召见时不用叩拜等等，至此奕将内政与外交大权全部集于一身，成为了清朝晚期最为有实力的人物，为此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是偏于负面，然而少有人会讲述到他动用这个权利使得中国的封建王朝第一次有了专门的对外办事机构，同时还成立了第一家国办的外语教学及科学机构。这又回到了我前面所说的话，一个人的好和坏还真不那么容易一言而蔽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权力高度集中，同时还坚定地顶住压力要实施对外开放的措施，那么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变化将不知变成怎样的情形。虽然说历史不能假如，但总经肯定一些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做出的正确决定。
同文馆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并且附属于总理衙门。那时的总理衙门就设在了北京的东堂子胡同，而至今这个名称也未曾改变。为什么要把同文馆跟总理衙门安排在一起？奕说过这样的话——“免致在外滋事”，看来他还是担心社会的顽固势力找茬儿，而将其安排在政府的办事机构内，外人难以接触，这样也就少了一些麻烦。
丁韪良著《力学》同文馆排印本书牌
那么新建起来的同文馆是怎样的呢？这里的总教头丁韪良在其文章中有详细的描述，我将其抄录于此：“1866年（同治五年），因增聘教习的到来，同文馆新建了一批房屋，此后又陆续增建了一些。它们全都是只有一层的平房，按照北京标准的式样建造，地面用砖砌成，屋内外的装饰也很少。每一座主要的房子前面都有一个用砖石铺砌而成的院子，两旁有较矮小的厢房。全馆共有七处这样的四合院，此外还有两排低矮的房屋。这些房屋跟四合院中的厢房便被用作住馆学生和三四十名馆役的寝室。那些房屋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军营或一个集中营。”
能够看出来，丁韪良的这段描述虽然详尽，但对这里却没什么好感，因为他觉得这里像个集中营，等于是关犯人的地方。他为什么对这里有着这样的态度呢？这可能跟他的初期经历有一些关系。丁韪良几次来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故其对中国事物颇有了解。他是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推荐下前来任同文馆的总教习。据说当时给他开了很高的薪水，他就为了这份薪水来此工作。但是，他仅在此工作了几个月就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辞职，他的这个举措当然同文馆的其他大臣们不解。当时在此馆的董恂曾经问过他什么要辞职？是否是嫌薪水低？丁韪良很诚实，他说自己在这里的付出跟所得相比，其实薪水已经很高了。这让董恂更奇怪于他为什么要辞职？于是丁爽快地回答说：“坦率地说，照管十几个只学英语的男孩子，对我来说太没出息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因为那时同文馆刚成立，前来学习的人还很少，而作为颇有抱负的丁韪良认为自己太过大才小用，他觉得自己来这里工作就像一位建筑师被人聘作了泥瓦匠。但在众人的挽留下，他还是留了下来。
《星轺指掌》董恂序言
丁韪良能够受到朝中大臣看中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汉语，赫德曾在日记中说：“今天我的老师批评了这里各个英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话都行。”看来在外国人眼里，丁韪良的汉语特别的好。其实中国人也不并这么认为。同治三年，他将《万国公法》翻译出来后，很快被大臣送进了朝廷，因为那时正需要通过这样的书来了解西方的法律，然而丁韪良的翻译却让大臣们觉得“字句驳杂，非面为讲解，不能明晰”，看来要能做到翻译上的信达雅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除了这位丁韪良，就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于是在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丁韪良就走马上任，成为了同文馆的总教习。当时还来了不少的朝中大臣来参加这个开业仪式，恭亲王也亲自到场，对此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且当场给丁韪良起了个别号，名叫“冠西”。这可是无尚的赞词，不知道是不是学冠中西之意，还是说他是西方来的洋人中水平最高的冠军。
总之，京师同文馆终于得以开立。这里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知识，同时还有一项额外的工作，就是要搞翻译。他们的翻译工作除了帮着朝廷义务地翻译一些西方来的文本，同时还有翻译西方著作的任务。这种现学现卖的翻译方式自然难有多高的水平，梁启超就对京师同文馆所翻译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中国旧译，惟同文馆本多涉法家言。……然彼时笔受者皆馆中新学诸生，未受专门，不能深知其意，故义多暗晦。即如《法国律例》一书，欧洲亦以为善本，而馆译之本，往往不能达其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颠倒漏略，至与原文相反者。”即便如此，同文馆还是翻译出了三十多种书。在京师同文馆成立的同时，也同时办起了印书处。毕乃德在《同文馆考》一文中认为，印书处成立于同治十二年，而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则说印书处成立于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究竟是哪一年？我也给不出定论，但是这个印书处成立之初仍然是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方式来制作书籍，而同文馆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丁韪良的《万国公法》。
姜别利发明的美华体字排印本《地理略说》书牌
后来同文馆印书处花了两千多大洋，从英华书院买了大小两套铅字。印书处得到这些铅字后，有一度名叫“西法印书局”，同时也叫“同文馆印刷所”。而后印书处又得到了一批中文铅字，这批中文铅字是姜别利赠送给丁韪良者。
关于这批字的来由，值得多说几句。清咸丰八年，丁韪良曾在宁波传教，在这个阶段他有一度担任华花圣经出版社的经理，而正是在这一年美国长老会派来了印刷专家姜别利前往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来开发印刷业务。当时这位姜别利仅是28岁的一个年轻人，但此人果真有才干，他发明了一种电镀字模，就是先用黄杨木做字胚反刻阳文，而后再镀制出紫铜阴文。在此之前制作字模都是需要人工雕刻，刻制金属当然要比刻制木材难的多，所以他的这个发明大大地便利了字模的制作。姜别利制作了七种不同的汉字字模，而后这种字有了专用的名称——美华字。
姜别利发明的美华体字排印本《地理略说》内页
同治二年，丁韪良前往北京时，姜别利就送给了他一批铸造出的美华字。丁韪良将这批字带到北京之后，送给了大学士文祥，而同文馆所出之书则大多是这套美华字所印出者。当时同文馆印书处总计有四套活字和七台手摇印刷机，在此之前，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刻书处被焚，因此同文馆印书处在某种程度上就替代了武英殿刻书处，成为了政府刻书机构，用丁韪良的话说就是：“（同文馆印书处的设立）已代替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即此可见，京师同文馆的印书处曾经有一度在中国印刷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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