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午岁之后，我的读书方向发生了改变，由之前的文艺书籍转向了纯碎的学术书籍，深究中国自北宋以来所兴起的“理学”。这几年的读书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到敬畏，则不敢轻易地书写文字，生怕自己的浅薄而亵渎了学术的尊严。
大约是在甲午岁之间，我很喜欢写完的文字不加深思便发送出去，往往隔上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再审视原先的文字，感到无限的懊悔，这其中有我感到比较满意的文章。我想这种写作的心态对我是有好处的，当下文坛很多人功名心切，行文根本不加思考，或者行文与为人根本是两回事，做出来的文章实在经不起推敲，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说到这里，我更喜欢梁启超先生后期的行文心态，即行文即为传世所作，绝不做取悦一时之文，一个文化人要爱惜自己笔下的文字，为自己的文字负责任，如此才能不遗憾终生。
袁氏在《随园》中谈到的作诗的观点与我之作文观很是相似，他在《随园诗话·卷三》中引用唐子西的话说：“诗初成时，未见可訾处，姑置之。明日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
此种作诗之法，使得文辞更为精准，更有感觉。但却有伤艺术感觉，久而久之会使人陷入思维僵局无可自拔，这和做学术文章又是两种事情。所以，袁氏更希望人能尊重自己的第一感觉——灵感。失去灵感的改动，则再准确的推敲也只是词语的游戏而已，绝不能上升为艺术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