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桃疆
人机围棋大战这几天，“大棋渣”柯洁的名字出镜率并不亚于对战的人机双方。换作在中国古代，像柯洁这样的就职于中国围棋院的职业棋手，比起挑战人工智能，或许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先秦-三国两晋南北朝”职业围棋预热期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十分流行，当时称下围棋为“弈”，被视为一种必备的技能，《论语·阳货》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关尹子·一宇》曰：”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息一得者。”《孟子·告子上》云：“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唯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古人不仅广泛地讨论围棋，同时也将围棋与其他棋类游戏区别开来，围棋被视为一种严肃的技艺，值得学习并不断练习。
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里，围棋的格局仍在不断改变，东汉班固所著《弈势》表明，围棋已经从最初的纵横十七道二百八十九路发展为纵横十九道三百六十一路。随着围棋格局的演化，古人对于弈者的技巧要求变得愈来愈高，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弈者棋艺的品评，据三国时期邯郸谆所著《艺经·棋品》载，在当时已经开始创制出评价弈者棋术的棋品制度。
棋品分九级，一品最高，九品最下，但棋品制度更近似于当代的器乐等级考试，并不与职业挂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弈者多集中于官宦文仕阶层，围棋热潮的感染力仍然有限。
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化阶层中产生的围棋热潮仍然对围棋职业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王楼贺韦华传》载，韦曜升任太子中庶子后赋辞，认为弈者对棋艺的钻研已经达到“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续以脂烛。”的程度，“当以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虽然韦曜意在打压同在东宫且好围棋的蔡颖，极言全民钻研围棋对于吴国战事与政治的危害，但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时弈者的钻研精神。
上层社会对于弈者的认同感提升，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载：“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即不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敌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王导王丞相的事例表明，上层社会已经开始为了个人爱好而寻找对弈者。
南朝开始，官方开始介入弈者的技艺评定，并开始以官职吸引技艺高超的弈者。《齐书·王谌传》记载，“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至此，围棋开始走向职业化。
唐代围棋职业化与棋义分野
唐初，唐皇室为了教授贵族子弟下围棋，设棋博士一人，唐玄宗时改在翰林院设“棋待诏”一职，用以招揽国内外围棋高手。棋待诏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等待皇帝的诏书宣入宫廷与皇帝、或皇帝指定的人选对弈。“待诏”一职也因此得名。
作为政府官员，棋待诏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宫廷。参加由皇室举办的各种围棋比赛，著书立说，宣传围棋文化，迎战外国棋手等，同样是棋待诏的职责所在。
棋待诏一职的出现是中国围棋文化的一个分野，它标志着中国围棋职业化的开始，使弈者出现职业与业余的区别，职业棋手与业余选手的水平被逐渐拉大，社会群体对于围棋的观念差异化逐渐加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技术之余所著中的艺术性、趣味性，唐代围棋职业化后，围棋活动的重心开始将竞技性偏离，对于职业棋手或欲以围棋为职业的弈者来说，一盘棋的胜负往往关乎生存与前程，争胜之心加杂了更多的功利色彩。对于处于社会顶层的贵族而言，围棋的全部意义仍然在于娱乐，至多被视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竞技的分化在今后的岁月里极大地改变了围棋的样貌。
北宋，职业棋手的黄金时代
宋代职业围棋与业余围棋进一步分化，以围棋为职业的群体更加庞大，内部层级分化也更加明显，一类为棋待诏，即皇室特聘围棋培训师，二类为棋师、门客，为高端客户提供围棋技术培训服务，三类为棋工。
北宋自宋太宗赵光义起，仿唐制设有翰林棋待诏。《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六之九五云：“翰林院在宣佑门内东廊，掌供奉图画、弈棋、琴院之事，常以翰林司兼领。待诏、艺学无专员，有书、画、琴阮、棋、合香、装画、捏塑等名。”《神宗正使职官志》：“翰林院勾当官一名，以内省钾班都知充，掌艺学供奉之事，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书艺局掌书诏命赐以及供奉书籍、笔墨、琴弈，有待诏、艺学、书学抵侯、学生。”
宋徽宗时翰林院下辖各局改为院，书艺局遂称书院或御书院，棋待诏改属书院。与唐代不同，宋代棋待诏的地位较低，并不授官职，翰林院供奉多为四品或五品官员，可着绯色或紫色朝服，“赐绯”即是褒奖棋待诏的特殊待遇。
北宋职业棋手技艺十分高超，宋太宗赵光义时的棋待诏贾玄堪称北宋围棋界的“大魔王”，可以随心所欲地输一子或赢一路控制胜负，可见棋艺之高。
其他无法入翰林的棋手选择成为游艺之士，或受邀到贵族府上进行表演、或留在富贵人家教人下棋，成为闲人食客。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载：“闲人本食客，……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说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
所谓棋工是指那些在市肆设局，靠指导他人对弈或博彩为生的人。棋工的生活保障和收入水平都无法与前两类职业棋手相比，但这些人的自由度更高。棋工的存在一方面扩大了围棋技艺的普及，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中下层围棋的竞技性，继续加强围棋观念上的两极分化。
随着职业围棋的竞技性逐渐增强，宋朝士大夫阶层在阶层内部兴起了一种去竞技化的士大夫棋。士大夫棋直接跨越了围棋“技”的层面，上升到“意“的层面，围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陶冶情操，“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徐核《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苏轼《观棋》），这种抛却技术追求意境的围棋观念的影响基本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内部，明清时期市井文化崛起，几乎淹没了这种清高的围棋观，围棋更加侧重在技术层面的强化。
人机围棋大战完全是职业化围棋在技术层面上的博弈，机器或许能在技术层面上胜出，但却无法理解围棋超出技术以外的意境与妙处，从这个层面上，人类始终小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