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领域，尤其是传统中医学领域，兵学经典《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曾饱受重视，孙子的用兵理论曾被中医学理论大量借用。就目的论而言，兵法和医学具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高度关注生命的存活。就方法论而言，二者的相似性更多，比如先知敌情、果断出击、集中力量等等。在病人和医生眼中，病魔就是敌人，是需要设法打败的对象。这个原因，《孙子》的用兵之术自然会受到中医学的重视和借鉴。
一、《黄帝内经》的借用
著名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因为《汉书·艺文志》中已经对其有所著录。这部医学著作对先秦时期的中医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孙子》成书春秋末期，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广泛流传，故此也会受到中医学界的重视。在《黄帝内经》中，就存有大量借鉴《孙子》兵学思想的痕迹。
《黄帝内经》书影
比如《灵枢经》中，作者就曾借用《孙子·军争篇》中“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一语，探讨针灸之法：
黄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伯高所引“无迎逢逢之气”一句，与《孙子》原文稍有出入——《孙子》原文作“无邀正正之旗”，这很可能是《孙子》古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异文现象。不管是“无迎逢逢之气”，或者“无邀正正之旗”，抑或是“无击堂堂之阵”，其实质都是提醒人们抓住用兵时机，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医生的用针和用药，道理与此相通，要求施治的过程中，既要抓住时机，更需对症下药，故而可与孙子的用兵理论求得相通。当然，《黄帝内经》的作者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套用《孙子》的句式，构建了独到的“刺法”：“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对针灸的时机和部位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当然，《孙子》的用兵理论既然可以对医生治病用药产生启示，那么《黄帝内经》等中医理论未尝不能对用兵也产生启示。比如。《灵枢经》中所说“刺法”，其实也会对军事家们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就思想层面而言，《黄帝内经》对《孙子》的借鉴更多，这也是医学与兵学之间诸多的相似性所决定的。比如说，在强调先机制胜方面，《孙子》强调的是“先知”和“先胜”，而不是等到必须打仗之时才去忙着进行作战准备，故此，《孙子》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最高境界孜孜以求，力求以“伐谋”和“伐交”等先期的谋略运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黄帝内经》的理念与其非常相似，强调的是“治未病”和“治未乱”，而不是等已经生病了才去救治，必须要在平时就注意防范，力求做到防患于未然。《黄帝内经》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境界中受到启发，也是将减少百姓疾苦和病人的痛苦作为终极追求。
在讨论治疗之法时，《黄帝内经》也会经常类比兵法，大量借鉴《孙子》的用兵理论。《黄帝内经》的作者认为，治病就如同“两军相当，旗帜相望”，要想打败顽疾必须要做通盘考虑，重在平时保养，并不是“一日之谋”就可以达成，这个道理正像两军交战。在战争中，士卒的战斗力养成并不能依靠“一日之教”（《灵枢·玉版》），而是贵在平时的作风养成，也即将所谓“令文齐武”的治军之术真正落到实处。毫无疑问，《内经》作者的这种比喻非常贴切生动，也抓住了二者的本质。
《黄帝内经》的“知论”，多少也受到了《孙子》“知论”的影响。众所周知，《孙子》非常强调情报工作，要求将帅必须充分了解敌情和我情——“知彼知己”，并且要注意收集天候情报和地理情报——“知天知地”，故此，情报论构成了孙子兵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黄帝内经》的“知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与《孙子》的“知论”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为了达成“先机制胜”的目地，《黄帝内经》强调在平时就必须做好做足明辨病理、探明病情、深察药性的工作——“察病机之要理”，这其实也可与《孙子》的情报理论求得相通。
《孙子》重视以“修道而保法”来实现国富民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做到“有备无患”。《黄帝内经》同样重视“必求于本”，强调以自身的身体强健作为抗击病魔侵袭的基础。至于在病情治疗方法方面，《黄帝内经》受到《孙子》启示尤多。《孙子》用兵非常强调“杂于利害”，辩证对待战争得失，考虑战争决策和战略战术时，必须兼顾有利和不利的各方面因素。《灵枢·终始》中则强调了“必通阴阳”，及时地观察阴阳，调整和促进人体的阴阳平衡，确保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同时也要辩证看待救治过程中的得失。
其他方面，《孙子》主张速决战——“兵之情主速”，《黄帝内经》也针对病情“其来也疾，其传也疾”的特点，主张对病人及早治疗，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拖延。此外，《黄帝内经》还大量吸收《孙子》“治气”、“治心”、“治变”的主张，大量借鉴《孙子》“避实就虚”、集中力量等用兵原则，建构起“因时制宜”、“务求治本”等一整套辩证施治的中医学理论。可以看出，作为一部古典中医学理论集大成著作，《黄帝内经》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孙子》的深刻启示。这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二者都强调全面系统和广泛联系的方法来考虑问题，正确决策和解决问题。
二、唐宋时期的发展
《孙子》包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源头之一。故此，在中医学等领域对于医学家的辩证思考非常有帮助。[2]不仅是先秦时期《黄帝内经》积极借用，在唐宋时期的大量医学家也不断对其进行借用。
唐代著名医学家，被称为“药王”的杰出名医孙思邈，曾对《黄帝内经》进行深入研究。《黄帝内经》中大量借鉴《孙子》等兵学思想进行医治的主张，自然也会被他继承下来。在他的医学著作中，也曾借用《诗经》中“纠纠武夫，公侯干城”的诗句，要求治病下药时必须大胆而又心细，借鉴和运用军事家的用兵理论，果断医治，合理用药。
孙思邈画像
到了宋代，“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已经成为很多医学家的共识。张纲论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认为“用药如用兵，药有方犹如兵之有书”，并且医学之道的所谓战胜攻取，皆能“暗合孙吴”。[3]这里所谓“孙吴”，历史上一贯都是特指孙子和吴起，或者他们的兵书著作《孙子》和《吴子》。
张纲又特别挖掘孙子的“慎战”思想，建立了“慎医”理论。他引用《孙子》“知兵之将，人之司命”一句，提醒医生慎重医治病人，一定不能做成鲁莽行事的庸医，误人害人。《孙子》虽说是论兵之作，却并非穷兵黩武，而是积极主张“慎重”，反对盲目开战。这一点对张纲的医学理论影响较深。张纲成功地将孙子的“慎战”思想引进医学领域，就此形成了“慎医”思想。显然，经过自先秦至唐宋的积累，在张纲这里，医学与兵学，尤其是和《孙子》的关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张纲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借兵战之理，深入探讨了医理，取得了很大成绩。
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用药不仅要能“知常”，更须做到“知变”，如此才算达到他所追求的“智圆”的高明境界。这一点其实也是受到《孙子》的启发。孙子认为，用兵中有“常法”，也有“变法”，战争中一定不能拘泥，否则就会遭到失败，所以孙子在大量讨论用兵常法之外，又特设《九变篇》详细讨论用兵的变术。李中梓主张医治之时尤其要注意根据病人不同时期的病情特点来区别对待，合理救治，而不是固守于旧法，拘泥于常法，这与孙子的用兵之道也基本相通。
三、用药如用兵：徐大椿的系统总结
历代都不乏借《孙子》兵学原理而探讨医道的学者，但是系统总结《孙子》与医学关系，将孙子用兵理论最大程度地引入传统中医学理论的，要数清代的名医徐大椿。
徐大椿，又名大业，江苏吴江县人，对经学和医学都有精深研究，专心致志于各种实用之学。因为父亲长期患病，无法得到有效的医治，遂发愤学医，立志以医学济世。此后，他熟读《内经》、《本草》、《伤寒》、《金匮》等古代医典，注意将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终于成为一代医学名家，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甚至当朝皇帝乾隆也多次召其进京治病。
徐大椿画像
徐大椿所撰医学著作有《难经经释》《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等等，都受到医学界重视，有的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重要参考书，《医学源流论》更是其代表作，是其花费十余年心血著成。在该书中，徐大椿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重要医理。可以说，自先秦时期一直流传的“用药如用兵理论”，在徐大椿这里得到了非常系统的总结。
除了对《黄帝内经》的相关理论完成继承之外，徐大椿又有不少创造性的发展。比如，他主张对于复杂病情要能够合理地分而治之，最终实现“以寡胜众”的目的，成功地救治病人，这其实也是受到孙子的启示。在《用药如用兵论》中，徐大椿很好地借用《孙子·谋攻篇》中的“十围五攻”（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之法，主张在医治病人时也要贯彻“以众击寡”之法。他说：“一病而分治之，则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对比《孙子·谋攻篇》的“十围五攻”理论，不难看出徐大椿“以众击寡”之术的理论源头。
徐大椿进一步指出用兵与用药的共同点：“兵之设也以主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很显然，兵学与医学的关系，在徐大椿这里得到了最为系统和最为完整的总结。就兵学与医学的性质、功用、方法等等方面，徐大椿都有总结性质的类比。他不仅主张在医治病人时充分借鉴孙子“知彼知己”、“因敌制胜”、“避实击虚”等用兵原则，将医生的临症处方视为“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甚至认为治病之法尽在《孙子》，故此他曾说道：“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此语无疑是医学界给予《孙子》的最高评价，也全面准确地阐述了用药如用兵的医理。
作者，萧立，七零后，历史学博士，近些年主要从事国学和历史研究。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字著述约百万，著作多种。座右铭: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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