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故居位于河南洛阳市龙门大道南行两公里过狮子桥村。龙门大道南行两公里左转有牡丹宫的巨大水泥牌坊，从下穿行而过，一百米远是牡丹钢铁市场，再西行两公里过狮子桥村，穿村继续东行两公里，有一无名小村。村路顶头是一巨大的废品收购站，问女店主白居易故居所在，她告诉我说店里有七、八位员工，没有叫白居易的，余外他没有听说过还有谁叫这个名字。无奈出门，其店右手有一家石灰场，于是走入此场，接着去问这里的员工有没有叫白居易者。这位店主倒是个明白人，他说自己不知道谁叫白居易，但却告诉我，往前五百米右转有几户人家，好像有姓白的。
图白居易故居处在这个驾校的院内
按其所指，一路前行，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姓白的人家。在村西的一片荒地上，仅有一家驾校，名曰豫安。驾校很小，里面有三辆破烂车，有一个教练模样的人指挥着其中一人在练倒杆，可能是初学者，教练竟将倒杆加宽一倍。以这种方式练出的车技，看来只能到飞机场去开车了，然那名学员仍然不得要领，我看他两次都未倒进去。那位教练涵养很高，脸上竟然显现出了微笑的模样。
看来，他今天心情不错，于是我走上前，向他请教白居易故居所在。他随手往院里一指说：“在里面，但你的车不能进去，不然撞坏了我不赔！”显然，他对那位学员的车技没有丝毫的信心。我觉得教练所言在理，真让出租车开进去，被撞的概率一定不低，于是将车停在门口拿相机徒步走入。回头一看，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到了很远的地方。看来，他也认清了形势。
院中的一半是葡萄园
在学校的西北角有一水泥台子，上面也是水泥浇铸的房屋的半成品，钢筋已锈蚀，至少有十年停工的痕迹，水泥台占地面积不大，也就在百十平米左右，围着转一圈找不到任何能够说明是白居易故居的标牌与文字，只好再次去打扰那位教练，其很不耐烦说：“有些人来看过，都说那个烂尾房是白居易故居。”但白居易怎么可能建钢筋混凝土的房子，这种可能性肯定没有。看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只好自己找。
驾校占地不足十亩，是我所见过最小的驾校，但既使这样，驾校的一半还是一片果树苗圃，苗圃中有一间很小的简易房，我想走过去打问，冷不丁从小屋前窜出一条大黄狗，此狗体型巨大，幸亏拴着链子，否则扑我一个跟头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其边扑边狂吠，狗的叫声引出了小屋的主人，从长相上看，似乎已过50岁，但语气较为和缓，比他的狗对我要善良许多。
驾校的另一侧是一片荒地
其问我有何事，我向他打听白居易故居之事，他告诉我说那个水泥台子就是白居易故居的原址，“几十年前洛阳市文物局来了一群人，在这儿挖出了几车瓷片都拉走了，十几年前都时兴建各种景点，就像前面的牡丹宫建了一大片，今天也就荒废了，有一个开发商觉得白居易这个景点也能吸引游客来，于是就在这里想重建白居易故居，但这股风很快就过去了，还没盖了一半就荒在了这里，这些年来也有一些人来看这个遗址，看后都很失望，还有一些外国人来看，外国人中来看的，日本人较多。”我边跟他聊边把他的所言做了录音，希望有一天能够在此真的找到跟白居易有关的遗迹。
老人告诉我，这就是正在修建的白居易故居
白居易当天是个天才，他的最亲密朋友元稹在《长庆集》序中称：“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识‘之、无’二字，乳媪试之，能百指而不误。间日复试之，亦然。既能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掌贡闱，居易求试，一举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为时楷式，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新即位，始用为翰林学士。”白居易在还不会说话时竟然就能识字，而后他一系列的连捷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唐代的科举与后世不同，即使你再有才能，如果没人引荐，那就等于白搭，而白居易当然也是到处投赠自己的诗作。
白居易撰《白香山诗长庆集》二十卷《别集》一卷《补遗》二卷，清康熙四十二年汪立名一隅草堂刻本
白居易在年轻之时就展现出了他在作诗方面的才能，那首极具名气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作于他16岁时：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句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能是贴合了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巨变，所以这句诗被无数次的引用，也使得该诗在当世做到了妇孺皆知，而白居易也正是因为这首诗受到了当时重要人物的夸赞，《唐摭言》上说：“况谑公曰：‘长安物贵，居大不易。’”这是调侃白居易的名字，而这“居大不易”也成为了后世著名的一个熟语。这位况公此语的潜台词则是告诉白居易：以你这小小的年纪想在京城混碗饭吃，恐怕没那么容易。而后况公读到了此诗中的这个名句，立即改了口风：“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白居易撰《元白长庆集》一百四十一卷，明万历间松江马元调刻鱼乐轩印本
其实《唐摭言》上的这段记载应该是出自《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白居易就是因此诗而在京城大名声大震，但是让专家一研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虽然这段掌故在《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等著作中均有记载，但不少学者认为唐贞元四年以前，白居易没有到过长安，而贞元五年，顾况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所以他二人没有见见的时间。把这么一个著名的掌故给考证没了，真可谓大煞风景，于是蹇长春在《白居易评传》中安慰读者说：“我们无妨把这则在笔记小说、诗话中广为传播的传闻，视为对少年白居易诗才的叹赏与揄扬好了。”
整修一新的龙门景区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影响白居易是个天才，《唐摭言》卷三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这段话说，白居易在27岁时一举中第，虽然这个年岁又被专家否定了，说他是29岁才考中进士者。且不去管它。总之，白居易考中进士之后就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李逢吉看，李看后大为赞叹。李想替白广而告之，但那时版刻可能还未发明，或者发明了但还未广泛应用，总之，李逢吉用抄写的方式把白居易的这两篇作品复制了20份。在李写完的当天，其中的17份就被他人拿走了。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伊河两岸的多个地点都包含在了景区的范畴
白居易的作品为什么这么流行？按照苏东坡对白居易诗的评价——元轻白俗，其说白居易的作品太过通俗。虽然这句评语并不是东坡所发明者，而其在这里引用，同时也无轻视白居易诗作的意思。其实东坡对白居易很是看重，宋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然而这句话出自东坡之口就变得大为流行，这几乎成为了后世评价白居易的定论，且这些评论基本是站在贬义角度而言者，后人大多评价白居易做事太过草率。
白居易的墓就在这个山顶上
其实从历史记载来看，白居易的诗作也是几经修改，《诗人玉屑》卷八中有这样一段话：“张文潜云：世以乐天诗为得于容易，而耒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竄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看来大家都认为白居易作诗很容易。后来张文潜看到了白居易诗作的手稿，那个手稿之上，涂改之处几乎满篇，于是再拿那手稿与书中的定稿相核对，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由此可知，白居易作诗也是仔细地推敲琢磨，并不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草率。
白居易辑《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目录》二卷，明嘉靖间仿宋刻本，卷首
既然如此，白居易的诗作为何在后人眼中竟是如此的轻率呢？这就需要用另一个公案来解答，《冷斋夜话》及《墨客挥麈》等书中都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原来白居易每作出一首诗都会向一位老太太讲解，如果老太太听懂了，他就将诗稿作为定本；如果听不懂，他就重新改写。虽然这种做法被人讥之为“近于鄙俚”，但由这段话可知，白居易把诗写的很通俗，是有意而为之。
墓园平面图
白居易为何要有意而为之呢？其没有明说，后人只能猜测了，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专有一个章节来讲白居易，他在这篇文章中也分析了白居易刻意通俗的原因，吉川先生认为：“唐代继承了前代中国诗歌的传统，成了诗歌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唐代的诗歌扬弃了中国前代诗歌所常有的叙述的平淡感，而将它提炼成为高度凝炼、概括的语言结晶。”看来，唐诗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正是因为扬弃了之前中国诗歌的平淡感，有意地将这种语言进行高度地凝练。
沿此上山
虽然历史的名篇大多是用这种凝练语言组织而成者，但是以这种语言写出来的诗作也有其弊端，吉川先生说：“一般抒情诗人所使用的凝炼的语言，总焕发着隽丽的色彩，唐代的抒情诗人，也是如此。但这样的语言，容易成为一种特权性的语言。有时过于华丽，有时过于简洁，有时又过于隐晦，甚至难于理解。这能否作为大众的语言呢？他有着这样的担心。因此，就特意更多地使用通俗的、不带隐喻的、明了易懂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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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诗歌由平淡变为凝练，而后凝练又发生了问题，于是白居易反其道而行之，他有意地把这种凝练语言又变成了通俗。但是，对于白居易诗歌的特征，吉川先生说：“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繁复性。”但什么是“繁复性”？这个词理解起来略感费力。我所读到的这部《中国诗史》当然是翻译本，白居易这一章的翻译者为李庆先生，其在小注中对“繁复性”做了解释：“原文为饶舌，即唠叨的、反复陈述的性质。”看来吉川先生的原文认为白居易诗的最大特点是“唠叨”，而“唠叨”一词在日语中有着怎样的特殊解释，我却不了解。
然而吉川明确地点出：“宋朝的苏东坡称其诗为‘白俗’，对于他来说，这也许是甘心情愿，或者，甚至是乐意接受的吧！”白居易的这种通俗是他有意而为之，如果他知道后世对其有这样的评价，他同样也会乐于接受。
新的碑刻
白居易的这种做法在当时不乏知音，《旧唐书·本传》上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看来他以这种通俗的方式来作诗，同时他把写诗当成进谏的文章，而这种诗作果真被皇帝看上了，为此他成了翰林院学士，同时也升了官。
从后世的流传看，白居易的通俗，确实有其道理所在，他的诗在其当世就已经流传到了国外，而白居易也为此颇为自得，日本江户时代的作者室鸠巢在《骏台杂话》中说：“我朝自古以来疏于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倭歌之风，平易通顺，为唐诗上等，故只学《长庆集》之风盛行。”
日本人的题款儿
由此可知，白居易的诗能够在日本广为流传，正是得益于“通俗”二字。但是白居易的诗虽然通俗，但并不世俗，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中引用了江户时代学者伊藤仁斋跋《白氏文集》中的一段话：“目之以俗之处，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伤稍冗。盖诗以俗为善。三百篇之所以为经者，亦以其俗也。诗以吟咏性情为本，俗则能尽其情。俗而又俗，固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为妙也。”
我觉得这段话说的极有见地，为俗而俗肯定不可取，而白居易的诗却是俗而能雅。伊藤仁斋认为《诗经》受到了后世的广泛看重，正是因为其通俗性。伊藤的这个说法给白居易的诗风找到了源头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