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观前街。1913年，沈雁冰在母亲和表叔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3年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毕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与此同时，他勤奋写作，沈雁冰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上海的报纸杂志上。
青年时代的茅盾
沈雁冰学贯中西，而他的妻子却目不识丁。在任何人看来都很不般配，但他们不仅携手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程，而且感情甚笃——尽管其中有过不小的波折。正如茅盾在《创造》一文中所言：一个男子，是能够将自己传统的妻子培养成一位具有新知识的女性的。沈雁冰和妻子孔德沚的爱情，一路走来，虽然波折丛生，却最终修成正果。
茅盾和孔德沚身上撞击着新旧时代的爱情婚姻观念的火花，有的璀璨，有的幽暗。但放在历史长河中，从这些火花中还可品读出积极、有益和美好的特质：茅盾对于妻子“改造”的责任感和珍重感不断涌现，妻子孔德沚的宽厚、勤劳和不息的进取精神持续延伸……
从包办婚姻到新知识女性
1916年底，沈雁冰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回老家省亲。母亲陈爱珠很认真地问：“儿子，你有女朋友了吗？”沈雁冰说：“没有。”
母亲说道：“家里给你订的娃娃亲，那边女方又来催亲啦，我打算明年春节前后给你们办喜事！”当时，沈雁冰的内心很矛盾，自己是个新派青年，怎能向旧式包办婚姻低头，更何况对方是一个不识字的女孩儿？可父亲离世后，母亲一人维持着一个家很不容易，如果自己悔婚，母亲会很难办。
最后，沈雁冰同意了母亲的请求。
1918年春节过后，沈雁冰和订娃娃亲的孔家女孩拜堂成亲。茅盾之子韦韬说得真切：当时母亲连个名字都没有，“德沚”是父亲给母亲起的。虽母亲大字不识几个，但父亲没有嫌弃母亲。
后来，沈雁冰留下孔德沚在家陪伴母亲陈爱珠，自己回到了上海。临行前，雁冰嘱咐母亲教孔德沚认字读书。孔德沚聪明好学，在婆婆的帮助下，她学习进步很快。后来孔德沚进了丰子恺的大姐创办的私立小学——振华女校学习，仅一年半的光景，就学会了写信和阅读简单的文言文。
1920年7月，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沈雁冰在发起人之一李汉俊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11月，他接替了王莼农主编《小说月报》。因工作忙，沈雁冰这年春节没有回老家过年。
1921年春，陈爱珠毅然带着儿媳孔德沚从乌镇搬到上海。母亲和夫人的到来，让沈雁冰拥有了家的生活，尤其见妻子几年下来已达到了高小的文化水平，他的心中高兴不已。
1921年下半年，茅盾为中共草创时期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每周晚间有一次会，“从晚8时起到11时”，加上路程较远，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钟，迟则凌晨1时”。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沈雁冰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身份成为中共最早的53个党员之一，并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担任了中央联络员，负责将来自全国各地基层组织的信件转呈中央。基层组织的每封来信外封写“沈雁冰”，内封则写“钟英小姐”，有时则直接写沈雁冰转呈钟英小姐。久而久之，印书馆的同事们纷纷猜测，“钟英小姐”不会是沈雁冰的情人吧？
孔德沚听到这个消息，情感上非常反感。为消除误会，征得组织同意后，沈雁冰向妻子和母亲“坦白”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告诉妻子“钟英”是“中央”的谐音，其实本就没有这样一位“小姐”。孔德沚恍然大悟，便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的工作。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帮助下，孔德沚开始从事妇女工作。1925年，孔德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孔德沚通过学习及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锻炼，已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秦德君的出现与隐没
1927年，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后，对共产党员大肆屠杀。此时沈雁冰身在武汉，个人安全难以保障，被迫离开武汉潜入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上海。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就动手写起小说来。可有许多报刊不登他的文章，他的内心十分矛盾，故在稿件上署笔名“矛盾”。后来，他把小说稿寄给叶圣陶。叶圣陶读后认为不错，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但是，叶圣陶觉得“矛盾”笔名不像人的名字，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这样“茅盾”就如同真名真姓了。沈雁冰对叶圣陶的改动非常满意，署名“茅盾”的《幻灭》在《小说月报》上刊登后，引起巨大轰动。从此，“茅盾”便成为沈雁冰的正式笔名并伴其终生。
茅盾在写完小说《幻灭》后，备感身心疲惫，在好友、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的帮助下,于1928年7月告别妻儿与母亲，只身东渡日本。韦韬在《我的父亲茅盾》中写道：1928年夏，父亲在国民党通缉下被迫流亡日本，直到1930年4月初才回国。母亲孔德沚则一直留在上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在去往日本的轮船上，茅盾结识了一个年龄23岁、面目清秀的女性。她叫秦德君，四川忠县人，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比较典型的新女性，这次去日本是取道前往苏联。秦德君生于1905年，小茅盾9岁。她在成都读书时，因提倡女子剪发与男女平等，被学校开除。早在1922年亦即她18岁时，秦德君便已认识茅盾；“那时，我随李大钊、陈愚生由北京赴上海，到我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工作。”茅盾是该校教员，当时“仅仅认识而已”。
1923年，秦德君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她更名徐舫。在去日本的轮船之上，秦德君对茅盾“说不上喜欢，也没感到他在追求我”，但他们相处愉快，相互比较“亲昵”，“我管他叫‘小淘气’。他叫我‘阿姐’，尽管他比我大很多。”
茅盾与秦德君有不少共同语言，从时事到文学，谈得相当融洽，彼此感情也随之迅速发展。到了东京，茅盾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将稿子寄回国内换取稿酬；秦德君并没有去苏联，而是帮他抄稿件，或为茅盾写作提供一些素材。旅居生活的寂寞，使茅盾自觉不自觉地同秦德君越走越近，他们同居了。
后来，他们离开东京到京都，借住友人杨贤江家。此时，茅盾写出了《虹》。《虹》在《小说月报》连载，轰动一时，出单行本后，销路甚广。秦德君说：“茅盾当时是名利双收。”根据她的陈述，这部作品的素材乃至思路是她贡献的。梅女士原型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四川女生胡兰畦，对此，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也特别提及。（《茅盾全集》第37卷第203页）
而秦德君说，“《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蚀》的名称，也是她提出的。三部曲以《蚀》的书名结在一起在开明书店出版，时间是1935年5月，那时茅盾、秦德君仍未彻底分手。秦德君曾提到茅盾讲过的一些话，是他对她的感恩、珍爱甚至狂热，如：“每当他流露出消沉、悲观的情绪时，我总是耐心地规劝他……茅盾很感动，说他就像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一根救生藤。”
“有一回，我们乘坐高空电车，中途发生故障，电车悬挂空中，乘客们都惊慌起来。可这时，茅盾却露出一张充满激情的笑脸，紧握我的手，凑近我的耳朵说：‘阿姐，就这样掉下深谷里解决了，多么幸福啊!’”
秦德君说，在日本她先后两次怀孕。第一次是1929年，她回国做人工流产，然后于9月再返日，归途中与胡风相遇。《胡风回忆录》所提“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并非她此次回国的真正原因，她从叶圣陶那里取得茅盾的一笔稿费，用途却是“作住院费”。秦德君第二次发现怀孕在1930年4月初，当时茅盾和秦德君回上海，最终秦德君也做了人流，地点是福民医院。
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里，与这段时间相对应的是“亡命生活”一节。然而，从第18页到第48页，整整这一节中，茅盾绝口未提秦德君其人。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中说，母亲孔德沚是在1929年初冬从叶圣陶那里获知同居之事，而叶圣陶称，自己是从刚回国的杨贤江那里听说的。因1929年日本当局准备将在日的中共组织一网打尽，“流亡京都的‘红色青年’先后回国”。
叶圣陶给孔德沚“通风报信”之后，到翌年4月初茅盾回到上海，之间长达数月，茅盾的母亲与妻子不可能没有联系茅盾，并表明她们的态度。茅盾奉母至孝，禀性理智，必定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中有言，父亲和秦德君相处了几年，感觉对方“是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家的浪漫女性，而且脾气暴躁”。茅盾归国后即与秦德君提出分手，可见并非一朝一夕之故。（钱青《茅盾在日本京都》）
叶圣陶是茅盾出轨的知情人，他认为这件事应该也必须让孔德沚知道。茅盾还在日本时，叶圣陶就曾问孔德沚：“雁冰来信中，提到过这件事吗？”孔德沚回答：“没有，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只是最近来信比刚去日本时少了些。”叶圣陶欣慰地说：“那就好。”
孔德沚不明其意。
叶圣陶分析道：“雁冰没把这件事告诉你，说明他并不打算走那条路。你们婚姻的经历不简单，是经过了风风雨雨的恩爱夫妻，还有一双宝贝儿女，雁冰怎能忍心破坏这样一个家庭？何况雁冰是出名的孝子，他是不会忤逆伯母的，伯母也一定不会同意他走这条路的。你不要着急，要耐心等待。伯母那里，你是否要告诉她？”
孔德沚说：“不，我先不告诉婆婆，她会着急的，会伤心的，会生气的。”
茅盾与秦德君之间，“相爱容易相处难”，他们之间很大程定上存在着性格摩擦。叶圣陶作为出版人，原先寄往日本的稿费是供茅盾一个人日用的，现在要养两个人，自然得再向叶圣陶多要一些，但茅盾本人不能张这个口，于是秦德君就来要。回国后，茅盾与秦德君借住在杨贤江家里。叶圣陶、郑振铎等老朋友都同情、安慰孔德沚，还帮她出谋策划。在叶圣陶、郑振铎与茅盾交谈之中，茅盾称秦德君是慧女士型的“时代女性”，其“暴君”性格令他难于接受。叶圣陶分析，在大革命时期，青年男女之间“杯水主义”的爱情，总是昙花一现。后来，孔德沚突然醒悟过来，自己在革命工作上用的时间过多，忽略了更多相夫教子的责任，于是与茅盾的婚姻出现了裂缝。后来，她三天两头往杨贤江家跑，送衣服和茅盾爱吃的家乡菜，还约茅盾带孩子逛街购物。历经数月，孔德沚最终获得了“胜利”，茅盾回家来了，破镜重圆。关于茅盾与秦德君的恋情，茅盾本人没有留下直接的回忆文字。倒是秦德君的自述，说到茅盾的多处不良。1969年国庆节，茅盾突然从节庆的名单中消失，不知何因。到1973年四五月间，有茅盾的朋友透露，是有人暗中检举茅盾在1928年去日本途中脱党叛变。秦德君便有检举的可能，虽然她本人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但其也有特定的个人认知与爱恨情仇。
波折后回到既定轨道
茅盾与秦德君的同居事件，对有妻室的茅盾内心可谓波澜起伏，妻子孔德沚心里一定更加难过。这边，孔德沚拉扯着一双儿女，照顾着婆婆；那边，却传来丈夫在日本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的消息。孔德沚伤心得痛哭不止，好在婆婆会坚定地劝她道：“雁冰会回心转意的。”孔德沚期待着丈夫心灵的回归。
茅盾这一出轨经历，一是他对自己的婚姻一直抱有某些不满意。二是他比较年轻，经常情胜于理，当时“杯水主义”的爱情流行，使失意的茅盾也深陷其中。三是秦德君其人，年轻、热烈、泼辣、反叛。她在茅盾之前，年仅20岁即辗转于两位男性间，与之同居并均有生育。较诸孔德沚，这种“新女性”气质当时恐怕也更易引起茅盾的赞赏。四是1927年下半年后，茅盾真切地陷在“幻灭”中，挣扎于精神与命运的苦海，灵魂最颓唐，意志最脆弱，对于红颜知己的慰藉如饥似渴。
但是，茅盾的骨子里还是那种安静、内敛、严谨、理性、不喜欢动荡的基因占据上风。综观其整个青年时期，血气方刚之下，因受着青春血液的激发，政治与爱情都可能发生少许偏移，一旦矛盾达到顶点，他却选择了个人反思。
研究现当代文学家的学者李洁非说，茅盾与秦德君的关系中的“退却”，与其说是回到孔德沚身边，毋宁说是回到“家”中。自那次“出轨行为”后，他特别需要一个“家”，一个“家”的安稳。也许，他历经世事，最终深刻认识到，大开大合根本不合他的性情。
身为妻子的孔德沚，更是从这件事接受了铭心的教训。她来上海后，只注意到去改变自己“落后”“无知”的形象，却对丈夫放松了关心。经此一事，她痛定思痛，检查自己怎样给了第三者可乘之机。总之，她甘心跟随丈夫每一步，甚至放弃了“职业革命妇女”的追求。
善良的孔德沚不仅原谅了茅盾，还以自己宽厚的情怀去消解茅盾心中的疙瘩。为了让茅盾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孔德沚毅然从一个活跃的党务工作者变成了贴身保姆，专心为茅盾料理生活，抄写书稿。
有了妻子的精心照顾，茅盾得以静心笔耕，《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师地位的经典之作相继问世。抗战爆发后，孔德沚和茅盾告别工作、战斗16个年头的上海，从香港跑到新疆，又从新疆跑到西安，直至在周恩来帮助下，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去新疆、1940年从延安被派往重庆（组织上原建议孔德沚留在延安）、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撤退……在所有这些迁徙中，茅盾总是坚决要求夫妇同行，不仅不能分开，哪怕行程前后脚步略微错开亦不情愿。
长达几十年的朝夕相伴，无论昼夜兼程还是风餐露宿，茅盾和孔德沚几乎形影不离，互敬互爱，患难与共。新中国成立后，孔德沚依然毫无怨言地过着平民生活，竭尽全力照顾茅盾，让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韦韬说：“从1930年7月起，母亲就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把祖母教她的那些治家本领全部施展了出来。”
虽然茅盾与孔德沚的结合出乎母命，对其容貌、教养、品位、脾性等皆难称如意，但最终来看，他最适合的人生伴侣恰恰是孔德沚。本分、忠贞是孔德沚的突出优点，而持家、治家的能力，料理日常生活时的果决、干练，更给茅盾提供了极大后援。
1930年孔德沚从新女性回归家庭后，起初，茅盾或许较多感受到的是受“管制”，然久而久之，受“管制”之感便向依赖和倚靠发展。事实上，他再也离不开、缺不得孔德沚。夫妻之情，乃是一个生活实践问题，绝不简单取决于对“理想异性”的预设。只要彼此有一种生活互补的关系，就会在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日子中，达到骨肉般的认同。在茅盾夫妇之间，正是这么一种生活过程。
茅盾与孔德沚的生死与共
茅盾一生的照片，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寒风中手捧孔德沚骨灰盒那张。那面容，真可谓无处话凄凉。
亲属在回忆录中记述，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茅盾颤抖着双手为老伴儿揩身换衣。经历过风雨人生的文坛巨匠，望着夫人那紧闭的双眼和布满皱纹的面庞，不禁失声痛哭。他们的婚姻，最早得于双方祖父某个夏天在街头的聊天，只言片语之间定下亲事。就这样，他们共同走过了52年。
自1930年以来，孔德沚未尝一日离开夫君左右，她管理他的一切，照顾他的一切，甚至指挥他的一切，而茅盾则早已习惯这种生活。偏偏就在茅盾被文革从社会中“抹掉”、只剩下“家”的时候，他失去了仰仗依赖的老伴儿，独守空巢……这该是怎样无边的寂寞！
孔德沚之死是因为怕丈夫出什么意外，在文革浩劫中，孔德沚看到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车又一车破“四旧”的红卫兵，整天为茅盾担惊受怕，个人精神紧张到了极点。孔德沚因之糖尿病复发，一病不起。
古稀之年的茅盾，迈着不大灵便的步子，前前后后地侍候妻子。有一天夜里，孔德沚由于翻身不慎，从床上跌落到地上，再无力爬上床。茅盾想扶她起来，但因体力不支，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扶起来。这时，已是深夜，身边又无他人，茅盾只好陪着妻子坐在地上一直到天亮。1970年1月29日凌晨，在茅盾75岁那年，她离开了人世。
茅盾当天的日记，可谓一字一泪：“我不禁放声痛哭，想及她的一生，确是辛辛苦苦、节约勤俭……”2月2日，茅盾在与孙女小钢说起奶奶孔德沚，动情地说：“爷爷、奶奶虽是包办婚姻，但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我们互敬互爱，始终如一。”
1981年3月27日，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与世长辞。追悼会后，人们在他的卧室中，意外地看到了放在五斗橱上的孔德沚的骨灰盒。是它陪伴了茅盾人生最后的11个春秋，其中饱含着茅盾对妻子孔德沚善良、勤劳、宽容的一生的无限怀念。
2001年，韦韬打开母亲骨灰盒时，发现茅盾写的一张纸条静静地躺在里面：“亡妻孔德沚1970年1月29日去世。”茅盾对于亡妻的真情和思念，写在每一个字上，因为患难，因为心爱，因为深爱。你也许会问，茅盾对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情感漂移，为何无语？其时的异国选择，他无法讲清，不如沉默。茅盾爱情波折带来的真实，不是摧毁，是还原。茅盾不代表尽善尽美，但他的爱情传奇一样伟大。在中国，如茅盾那样的至情文豪，不是谁想成为就能成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