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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属于商鞅的治国理念的是哪些?()_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国哪一位国君的支持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7-19 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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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龙日:“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注释

易民:改变民俗。

习:熟悉,通。

孰:通"熟”,仔细,认真

译文

甘龙说:“不是这样。臣听说:圣人不改变旧民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变更旧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人民的旧习俗实施教化,不用费事就能成功;根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礼法,人民也能安乐。现在如果变更法度,不遵循秦国旧制,要改革礼制教化人民,我担心天下人要批评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件事。

商君书,甘龙商鞅论政,礼法之辩是国政之异,还是制度之差?

这是作为当时老世族领袖的甘龙做出的第一个反应。论说的根据依然是儒家的圣人治国。圣人治国不改变民俗推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民众的习俗进行教化。类似于大禹治水,顺势而为。这样在治理国家当中,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得以安宁。如果强行变更法度不遵循旧治,更改教化人民的方式,必然会遭到反对,老甘龙的说法虽然经常被理解为反对变法的态度,而且很明确,但也确实说出了一个国家想要变法,所经受的阻力的关键。那就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制度是很难改变的。这不仅要在于领导者要有极坚韧的意志和杰出的执政能力。而且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耐受性。

变法固然可以使国家强大,但是变法如果不能与自身的国情不相吻合,那么变法反而会催化国内矛盾。在历代失败的变法,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老甘龙的这个反驳理由不单单是其反对变法的借口,也可以成为其对秦国未来变法,国政混乱招致灾祸的暗示。面对商鞅民不可与虑始,但可与乐成的主张。甘龙首先发难“圣人不会挑选民众进行教育,也不会认为只有变法可以治国。应该根据民众状况来选择教化,不必劳神费力也可大治。依据现有的法律管理,则官吏富有经验,而且百姓也会生活安逸如果变法,不遵循旧制安境保民,恐怕天下非议君主,希整秦孝公能明察。

当时甘龙在老氏族內部拥有很高的威望,且三朝老臣的身份也必然是他第一个发难的原因。对于甘龙本人,他对于秦国的贡献在商鞅之前其实应该排在第一位,献公之前五世之乱,甘龙作为山东外来氏族,秦献公臣下,不愿看到秦国如此破败。发动政变迎回在外流浪30余年的嬴师隰继位为献公并与献公一起进行了新政,完善了秦国的士地制度,废人殉、整兵制、重新凝结老秦族血脉,秦国经济恢复。在献公在位的20多年,年年打仗,甘龙一直是领政大臣,代替献公总领国政・二十余年从未出错,人望极高。在此时,甘龙已经成为保守派的领袖其与商鞅的政治分歧在于新政与大变的区别。

商君书,甘龙商鞅论政,礼法之辩是国政之异,还是制度之差?

公孙鞅日:“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変。君无疑矣。

注释

冗漏,执迷不悟

居官:处在官位上

译文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正是世俗的言论。平庸的人固守旧的的习俗,读书的人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只能当官守法,却不能同他们讨论变更旧法的事情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同而都能成就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制不同,而都能成就业。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昧人受法度的制约。贤人改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制约。受礼制制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事。被法制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必疑虑。

这是商鞅对于甘龙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中依然要指出翻译时,我们应当注意的理解差异,那就是愚人应当为普通人而并不是愚蠢的人平庸的人,普通的人常常会固守旧习,读书的人经常会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句话是对那些反对变法反对更新的人讲的制度的革新需要突破,而法律的遵守才需要这些人。接下来商鞅用夏商周三代更替,无论是统治制度还是统治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都能成就王业,革天改命。而且春秋五霸他们各自的国家战略治国方针也有很大出入,但也能成就霸业。在当时商鞅用这两个例子对于保守派进行坚决的反击,使保守派无法提出异议。不论是儒家还是保守派对于这一论点都无法否认。接下来商鞅说有智慧有才能的人能够创立新的制度,而普通的人则只能以守法为准,礼制并不单单是从周公旦开始的,周公旦所制定的礼制是周王朝的礼制,夏商周为了符合自身的统治需要,都进行制度创新。

商君书,甘龙商鞅论政,礼法之辩是国政之异,还是制度之差?

而没有才能的人则大多遵守制约。周就是要让诸侯听从周天子的命令,跟这些人如何讨论变法和改革礼制呢?作为一个国君应当有改革变法强国的态度,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和别人的看法以及別人的墨守成规,而限制自己的发展和真正的意思表达。劝谏泰孝公不必在这件事上有所疑虑。要想使国家富强,只能通过夏商周不同礼而王,春秋五霸不同法而霸,一味的遵循三代之礼,五霸之法是无法适应现在的变法,需要迎合战国形式的发展。只有重新突破现有的拘束,进行符合当代发展的相应制度,才能够富国强民。面对甘龙的理由,商鞅反驳道。“您的想法恰恰是俗言之论,作为一个普通人大家都喜欢安于成例,只知读书的人一定不会听取其在书本上看不到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事物。这两种人与之接触只可谈论已有的故事,对新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是说不通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有才能的人制定法律,普通人遵守,贤者不断更新礼治,顽固者才墨守成规。拘泥于礼法这是不够与之讨论的资格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也不会与之多说,请君上不必疑虑专心变法既可”。面对氏族的第一次发难,商鞅用于反驳的关键就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观点。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和创新的政治改革家所必有的心态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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