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炉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踽足豆，香球则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铸而象古为之者。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
伊斯兰教香炉
东汉越窑褐釉香熏，它造型生动，质朴自然，不带托盘。这尊香熏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可以自由开启，上半部由三层含苞欲放的莲花瓣图案构成，每排莲花有十一瓣，抽象成三角形状，每个花瓣上刻有大小不等的花茎，十分清晰。盖顶饰有一精美的小鸟，亭亭玉立，眺望远方，下半部为圆柱形空心支柱。
晋代越窑青釉提炉，已同传统的香炉十分接近，也是三足鼎立，但有一造型优雅的把手，上面还有旋纹工，做工精巧，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南北朝洪州窑香炉，釉色呈青黄色，为五只足，粗壮结实，稳稳地站立托盘上，完整无缺。
唐三彩香炉比较少见，露胎为粉红色，黄绿褐彩绘组合，釉自然往下流淌，五爪老虎足，显得沉稳雄健。
宋代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三足鼎式香炉是北宋复古的产物，由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的大量出土，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香炉出现在大宋帝王的内庭，而一些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把玩之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后世所仿制。宋耀州窑香炉，它是受到越窑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炉唇边较宽，釉色青润自然，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南宋龙泉书房梅子青香炉，精巧典雅，三足鼎立，炉身有三条线纹，足底有褐色。
文王莲花香炉
元代香炉不脱宋代风尚，数量与品种繁多，以中小型香炉为主。湖田窑青白釉双耳三足香炉，炉敞口直
香炉
颈，鼓腹平底丰满，肩两侧贴塑一对长方形立耳，足根部有明显的压印兽面纹，通体施青白釉，胎质坚硬腻白，釉色滋润而不透明。
明代瓷炉大多数香炉以青花瓷为主，明嘉靖青花香炉，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五彩瓷，明宣德皇帝自己本身是天分很高的艺术家，对色彩十分敏感，五彩、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
明万历五彩人物三足香炉：万历五彩器制作到了鼎盛期，它的特点为胎体厚重，釉面乳白莹润。三幅开光图案装饰效果极佳，老翁身着外套颜色分别为绛红色、淡黄色和草绿色，神情泰然，须眉飘逸，或埋头读书，或低头沉思，或伏案挥毫。颈部有“大明万历年制”款。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孝”治天下，康熙时期祭祀风气盛行，乾隆时期成为社会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景德镇一代名师巧匠，以其聪明才智，将瓷器制作推向历史的高峰。清乾隆豆青釉双耳三足炉，瓷质精细，釉色肥厚，里外满釉，光润匀净，如脂似玉，双耳自然连结，高雅之中不失秀逸。底有“大清乾隆年制”青釉款。
清朝光绪的御用香炉是由玉来做，非常薄，用手电筒打在里面，外面可以看到光源。
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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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的款式很多，有大、小、方、圆、长，短不一；质料也有铜、铁、锡、石、陶瓷之别，以示身价有异；刻着不同的花纹和文字，表示用途各别不同。家庭中供有祖先牌位的，都在供桌上端
香炉
端正正的放着一个香炉。如果佛教徒在家里供了佛像，也不忘放一个香炉；道教徒拜神明也用香炉，都作焚香之用，香炉种类繁多，不同形状的香炉，供在不同的位置、焚烧不同的香。如大雄宝殿中央或门外丹墀的大香炉，多是铜铁等金属铸造或石雕的，炉身刻有该寺寺名，供信徒插线香之用。大殿供桌上的香炉，有铜、石或瓷质的，用以焚烧檀香。佛寺的大殿都有一个长方形的炉盘，放着一个焚烧檀香的精致小香炉，盘子前垂着刺绣的炉围，很庄严美观，是住持和尚上香专用的；大殿的佛事完毕，如要到其他配殿礼拜，侍者师就捧着炉盘前行，和尚便随后到配殿上香。卧香炉则较适合在家信徒家中佛堂用，也有铜、瓷两种，把线香下面的一段竹枝截断，平放在卧香炉里燃烧，使灰炉不致飞扬而弄脏供桌。小型木质刻着莲花形的香炉，有着长长的手柄。只能插一枝香，是进行佛事仪式时，让主法和尚及斋主奉在手中的，叫手炉。还有专焚香末，形状象盒子般的香炉，大多为铜铸，分三层，下层盛放焚香的模型器具，中层盛放香末，上层才能焚香；模型多是篆体的“寿”或“喜”字，铸成连续不断的回形冈状图案，厚约0.40公分；把香末放在模型上，做成美丽的图案；在起点燃着，盖上炉盖让它顺序燃烧，非常典雅；这种香炉，很少用来供佛或祭祖，多用在书齐焚香。[1]
唐三彩香炉
香炉在华人社会历史久远，本来只供焚香用，后来被爱好古物的人收藏，成了人们玩赏的古董和艺术品了。于是，年代久远、质料名贵、雕工精美的铜香炉，价值不菲，已失去焚香供养的意义了。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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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禅艺铜炉
“朱炳仁·铜炉”是当代铜炉造型的典范，采用传统手工挖掘传统文化的美感和内涵。每一件都蕴涵着一种人文理念，每一件都将铜金属的经典气质淋漓展现，每一件都高雅之中不失秀逸。并饱含禅韵。朱炳仁铜艺的禅炉作品不仅器型丰富，而且各种款式精美独到，以东川精铜为原料，掺入金、银等金属，运用朱府百年铜艺打造而成。炉身线条流畅、做工精致、小巧美观。每一款都有独特的表面肌理，均采用纯手工
朱炳仁仁炉
木炭香灰进行打磨，绝无气孔、沙粒。香炉色泽柔和、光洁、质地细腻、致密、手感润滑，表面包浆致密，时间愈久，愈醇厚，色泽愈炫丽。朱炳仁铜艺之禅炉，是由朱炳仁独创的当代器形。
朱炳仁铜炉
朱炳仁铜炉
明万历青花乳足炉
明代万历年间，是明朝衰落时期，政治黑暗腐败，贵族穷奢极欲，连年天灾兵燹，百姓饥寒交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万历皇帝在位47年，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他不惜征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建造定陵。明朝这一时期的瓷器质量，也因朝政的无能而每况愈下。
这尊明万历青花乳足炉，出自景德镇窑，是那个时代工艺的典型代表。它直径22厘米，高9厘米，青花鹦鹉牡丹图案，枝繁叶茂，画面构思精巧，线条流畅。
在日常生活中，鹦鹉是一种人见人爱的吉祥鸟，羽毛艳丽，体态优美，聪明伶俐，经驯养后可模仿人语，在古代的达官贵族和书香门第之家都饲养这种鸟作为宠物，它是地位、财富以及文化素养的象征和表现。画面上的鹦鹉目光炯炯，嘴唇紧闭，展翅欲飞，飞向它所向往的地方。在此，鹦鹉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展翅欲飞的鹦鹉与春风里富贵的牡丹结合在一起，一动一静，两者结合，立体感非常强，整个画面因此而生动自然，清新脱俗，呈现出热情、奔放的人文情怀。
炉上绘有的三朵牡丹花，呈迎风而怒放之态，还有两朵含苞欲放的花蕊羞答答地藏在一边。牡丹花素有“花中之王”、“国色天香”之誉，以花大色艳、绚丽多姿名扬天下。中国人有喜好牡丹之传统，在我国，牡丹花已有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俗语道：“谷雨三朝看牡丹。”中原大地处处盛开着雍容华贵的牡丹。唐代诗人皮日休《牡丹》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最有趣的是，在牡丹花蕊与树叶的空隙之间，还有一只小蜜蜂来补白，画面又增添了几分动感。
无论是鹦鹉，还是牡丹，所有构图，均采用单线绘制，这些线条如钢丝一般挺拔，遒劲有力，让人惊叹不已。炉内胎施的是青白釉，釉肥色正。上下两节，留有接口缝隙，为明代制造的瓶、炉等瓷器常见的工艺特点。而这尊炉的接口处，修胎精致平整，接口完全被釉料所覆盖。只有用手轻轻抚摸时，略微高低不平的接口，才会让你感觉接口之所在。仔细观察，炉内还有一些小黑点，零星地撒在炉底，这便是俗称的窑粘，是烧制瓷器时草木灰飘落留下的。如今，窑粘已成为鉴定瓷器真伪的秘诀之一。足底露胎处可见所用瓷土为典型的乳白色高岭土。炉的三只乳足极其饱满，留有较深的摩擦痕迹，应该是寺庙或大户人家祭祀用的礼器，是传世之精品。
这尊香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青花釉料发色比较纯正。明末从嘉靖年始，从西域运来回青料，再配以江西的石子青，作为青花的色料。回青料的比例如稍高，则青花色便呈鲜艳幽箐；石子青料如果用多了，色便呈灰蓝。由于回青料价格昂贵，到万历末至天启年时，多用石子青描绘纹饰。此炉上的青花色泽明亮清新，应是万历年初中期的器物。
新仿瓷器太亮，一看就“假”。为了仿得“真”一点，制造商经常采用抛光方法，即用马铃薯或兽皮，将其不断摩擦，直到达到亚光的效果。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常会在瓷器表面留下诸多摩擦的痕迹。这尊香炉不同，它烧造时的火候较高，而且均匀，釉光至今悦目可人；又经过大自然几百年岁月的磨砺，更是宝光熠熠，与新仿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南北朝博山香炉
南北朝博山香炉小巧玲珑，造型新颖，令人爱不释手。我收藏瓷器近20年，还第一次谋面，可见其珍贵。
博山香炉也称博山炉，又名熏炉，是西汉时期常用熏香器具，可用来熏衣、熏被以除臭、避秽。图中的这个南北朝博山香炉高13厘米，直径11厘米，上下两层，可以自然启合。上半部分的做工精细美观，螺纹状雕刻，像燃烧的火把，热情奔放；又像一座峰峦叠嶂的仙山，自下而上，整个山脉错落有致，加上中央的尖顶，正好为13条，这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是个吉祥的数字。博山香炉上有四个小洞，当炉腹内焚烧香料时，烟气便从镂空的“山中”飘逸而出，仙气缭绕，给人以置身仙境的感觉。它下半部分为盏形托，底为平底，釉面为米黄色釉，不施化妆土，除局部积釉处略厚外，施釉均匀，釉面有不少细小开片。盖、炉吻合，浑然一体。
博山香炉流行于汉、晋时期青铜器和陶瓷器。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据《两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善做博山炉，能够重叠雕刻奇禽怪兽以做香炉的表面装饰，博山炉工艺之繁，远远超过后来出现的五足或三足香炉。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
博山炉出现在西汉时期，与燃香原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西汉之前，人们使用茅香，即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很大。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并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烟火气又不大，因此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六朝《咏博山炉》诗曰：“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唐李白《杨叛儿》诗云：“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记述的都是博山炉熏香时香烟缭绕的迷人意境。
两汉时期，博山炉已盛行于宫廷和贵族的生活之中。1968年在河北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就是见证，其造型和工艺已达到高峰。除了博山香炉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青瓷或白瓷的敞口五足和三足瓷器香炉。[3-4]
北宋陶莲花香炉
这尊灰色陶器莲花香炉，高13厘米，直径14厘米，看上去比较大气，造型比较别致，拿在手里分量较轻，十分罕见。我为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曾遍访各地古窑遗址，但对这尊香炉出处，无法作出判断。据朋友讲他从福建与江西交界处购得。从器物底座造型风格来看应该是北宋中期的东西，但当时中原大地早已流行瓷器生产，“秦砖汉瓦”的陶器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绝大部分地方已不再生产陶器，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实实在在的陶器香炉，让人不得不重新加以思考。
莲花瓣片片向上，自然微微收口，显得十分庄重。莲花瓣炉身竟达五层之多，错落有致，下有连结一体的三层台基，比例得当，沉稳典雅。从灰陶釉色剥落之处可看出来，胎骨为橘红色陶土，烧制温度在850℃左右。从莲花造型的香炉来看，很大程度上同中国佛教文化与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自东汉佛教流入中国本土后，莲花已与佛教结下了亲密的因缘，成了佛国的象征与圣花。
寺庙里通常所见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坐像，他身穿通肩大衣，手持说法印，结跏趺坐在莲花台上。观世音以大慈大悲而名闻天下，观世音是梵文的意译，传说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略去“世”字简称观音，她身穿白衣，坐在白莲花上，一手持着一只净瓶，一手执着一朵白莲，仿佛在表露观世音怀着的一颗纯洁的菩萨心，全力引导信徒脱离尘世，帮助世人解除灾难，到达荷花盛开的净土。《法华经》详细介绍了观音菩萨的功德，以及解救灾难的种种事迹，她可以应机以种种化身救苦救难，所以有各种不同名称和形象的观音，
香炉
如白衣观音、送子观音、水月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
人们在翻读佛经典籍时，常常会见到佛经把佛国称为“莲界”，把寺庙称为“莲舍”，把和尚的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华合掌”，甚至和尚手中使用的“念珠”，不少是用莲子串成的。
莲花，据古植物学家研究化石证实，一亿三千五百万年以前，在北半球的许多水域地方都有莲属植物的分布。我国文人雅士也十分看重莲花，与梅、兰、竹、菊等相比，莲花具有更为丰富、更加复杂的文化内涵。莲花在生殖崇拜、儒家实用功利、佛教佛性与修行、理学人格修养等四个方面内容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古诗十九首》中有诗云：“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南朝乐府民歌》云：“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这些诗歌的意境高远，反映了现实生活，令人回味无穷。人们可以看到荷花的芳容，领略到“红衣翠扇映清波”的美景。
陶器莲花香炉，可见它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在北宋瓷器的一统天下之中，这尊陶器莲花香炉，可谓独领风骚。
明代漆器大香炉
香炉,是古代一种鼎炉形器物，旧时庙堂里的香炉大多为铜、铁铸成，有些器型较小的香炉是用玉、石、陶、瓷、木、铜等制成，置于几案，实用、观赏两相宜。有盖之香炉，可内置香料，点燃后，香雾烟气自盖孔中袅袅升腾弥漫，时聚时散，给人以无限之遐想。
此件明代大型漆器香炉高157cm，炉身直径60cm，由底足连托泥、腹部炉身和头部龙马炉盖三部分组成。整体造型仿商周青铜鼎，炉身仿三足圆鼎，炉脚则仿四足方鼎，把圆鼎之柔和与方鼎之刚
明代漆器大香炉
劲融为一体。炉盖上的龙马为龙头马身带飞翼，炉之腹足相连处为神龟，炉足为象鼻。综观整个宝炉，外形简练，制式大气，简约而不简单、古拙而不粗陋、空灵而不空洞。浮雕神龟脸面为泥金工艺，细部刻画精致古朴，瑞兽动态传神，炉盖上那昂首长啸、蓄势待发的龙马，充满力度和动感。灵性之气充溢全炉，尤其是炉身的外表黑漆、朱砂衬底描金，漆面光洁如新，髹漆技艺非常讲究，色彩沉着莹润，包浆厚泽。
炉盖上踏在水波纹之中的龙马背部以点线构成奇特图案和炉腰部的神龟，正是《周易·系辞》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寓意。孔颖达疏引，《尚书中侯·握河记》称“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尚书·洪范》：“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传说三皇之一的伏羲就是依据孟河中跃出的龙马背部的图形画出了八卦，而禹根据龟背上的“文”成就了“九类常道”进而造福于黎民。落地漆器香炉是明代庙宇、宗祠、殿堂置于室内的重要礼器，当重大祭祀活动举行时，它庄重地矗立在显赫位置，缕缕青烟从炉盖上的龙马高昂头部张开的嘴中徐徐吐出，烟气祥雾缭绕空中，神秘而又庄严……物换星移几度秋，沧桑巨变万木春，明代的庙堂各地或许尚存一二，但旧时庙堂里诸如漆器香炉这样的大型礼器已所存无几了。[5]
宋代介休窑香炉
宋代山西介休窑香炉造型别致，施釉均匀，白中泛黄，色泽莹润，釉面带有密密麻麻的细小开片，做工精美，格调高雅，是我国古代香炉发展中比较少见的。过去，有人将此炉视为灯具，但陕西耀州窑博物馆将其作为香炉展出。还有人认为这尊香炉可看到唐五代时期，但我觉得在断代时还需留有余地，毕竟介休窑烧造高峰期在宋代。
这尊香炉高10.5厘米，面上直径11厘米，香炉的口沿为厚唇，自然下垂，形成小坡度，厚唇宽度为3厘米，看上去十分自然和谐。炉心为圆形状，深约6厘米，内里露胎，清晰地留下了当时工匠手工拉坯的痕迹。底座呈喇叭口敞开，不施釉，露出灰白色的胎骨，足底还遗留三只烧制时所用的支钉。整个器物分成三层，由小及大，十分规整。香炉器物虽不大，却符合宋人“小器大做”的原则。看上去大气高贵，古意盎然，拿在手中把玩，赏心悦目。
这尊香炉的外形的确很像新石器时代或先秦时期的陶豆器具，也与商周时代的
山西中部宋代介休窑的闻香炉
青铜豆相似，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它与陶豆、青铜器皿有一定的关系。
陶豆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造型多为浅盘、高圈足、浅钵形、喇叭形、镂空形等，这是马家浜文化的特色。马家浜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为环太湖流域母系时期的典型文化。豆的器形从陶豆开始，到青铜豆，始终保持它的基本造型，而且始终是祭祀礼器组合中重要的一员，在“礼”字的组成中，“豆”也是主角，这充分说明豆器在先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了。根据考证，陶豆主要用来盛放“菜”。在古代陶钵才是个人使用的餐具，与现代饭碗器具相似。陶豆的形状浅而小，不同于盛“饭”的钵，它只能盛放少量“副食”，很可能就是瓷盘的前身。主副食有所区别，这是稻作农耕社会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也是东方饮食文化的传统特点之一。高而稳的陶豆，在使用中，既能突出豆器中“菜”的视觉效果，又与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方便夹“菜”，古人的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我在撰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时，曾到介休窑考察，它位于晋中洪山镇，1957年搞农田水利时被偶然发现。专家认为介休窑的白瓷烧制水平、烧造规模、历史影响略逊于定窑，但它烧造的器物白度较高，经科学测试为78.3℃，胎质细腻，透亮坚硬，敲击声音清脆，烧造温度应在1300℃左右，几乎可与现代白瓷媲美。具有“小家碧玉”的风范。
碗、盘和盏等器物的装烧方法多采用支钉垫烧，在器物的圈足上一般都垫有3个小支钉，支烧时钉尖朝下，依次叠放，烧成出窑后，碗、盘和盏等器物的内侧会留下3个细小的支烧痕迹，这种支烧方法为介休窑所独有，也是我将这尊香炉看为介休窑香炉的原因所在。[6]
青花海水纹香炉
青花海水纹香炉，明永乐，高55.5cm，口径37.3cm，足距38cm。
青花海水纹香炉
炉阔口，短颈，鼓腹，下承以三象腿形足，肩部置两朝天耳。内施白釉。外壁通体绘海水江崖纹。
此器与青海省博物馆藏“大明永乐年制”款铜炉器形相似。其形体硕大，青花色泽浓艳，晕散明显，凝结的黑斑密布于纹饰中。纹饰寓意江山永固。能够烧造如此有气魄、纹饰精美的瓷器，反映出当时景德镇窑工高超的制瓷技艺。
明永乐、宣德时期瓷器上的海水纹通常有起伏相叠的波浪及涌起的浪花，其装饰性比元代大大加强。
文化
编辑
中国香炉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鼎”。[7]
中国古代青铜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
香炉
途，祖先倾其所有，向天祈福，求神灵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国家平安，但这同今人所见的香炉还是两码事。[8]
“日照香炉生紫烟”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千古流传，作品描写庐山香炉峰上，初日映照，紫烟氤氲，瀑布高挂，飞流奔腾，展示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在人们的生活习惯上认为香炉最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其实香炉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意境。灵性的香炉赋予人们更多的生命灵性，它穿越时光隧道，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体形成华夏文化主流。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特别是禅宗初祖达摩东渡来华，中国禅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风，作为祭祀礼器的香炉已被普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