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教亦称天师道
天师道由道教创始人祖天师张道陵所创立，并著写《老子想尔注》，为后期道教发展打下了基础。随后，又由其孙张鲁改革教团，待曹操拜其为镇南将军后，道教开始向北方传播。张道陵的四代孙张盛，又将传教的地区从青城山迁至到龙虎山，至此道教也开始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发展。天师道，是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立。当时在巴蜀一带，原有巴人信奉原始巫教，大规模的淫祀而害民。而这些祀奉鬼神的法教巫师聚众敛财，无恶不作。张天师携王长、赵升二位弟子和黄帝九鼎丹经，来到北邙山修行。后与巫鬼群体发生了大规模宗教冲突。川渝一带流传的张天师以太上老君剑印符箓大破鬼兵的故事就是以此为原型的。而被赶跑的巫鬼教不甘心失败，在大巫师张修的带领下，急跌天师道的教理，创立五斗米道。根据后汉书.灵帝纪可知，张修为"巴郡巫人""巴郡巫妖"等。正一道的创立使道教开始以教的形式出现,区别于以前的巫教,奉道为最高崇信,奠定了几千年的道教历史
天师道由道教创始人祖天师张道陵所创立，并著写《老子想尔注》，为后期道教发展打下了基础。随后，又由其孙张鲁改革教团，待曹操拜其为镇南将军后，道教开始向北方传播。张道陵的四代孙张盛，又将传教的地区从青城山迁至到龙虎山，至此道教也开始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发展。天师道，是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立。当时在巴蜀一带，原有巴人信奉原始巫教，大规模的淫祀而害民。而这些祀奉鬼神的法教巫师聚众敛财，无恶不作。张天师携王长、赵升二位弟子和黄帝九鼎丹经，来到北邙山修行。后与巫鬼群体发生了大规模宗教冲突。川渝一带流传的张天师以太上老君剑印符箓大破鬼兵的故事就是以此为原型的。而被赶跑的巫鬼教不甘心失败，在大巫师张修的带领下，急跌天师道的教理，创立五斗米道。根据后汉书.灵帝纪可知，张修为"巴郡巫人""巴郡巫妖"等。正一道的创立使道教开始以教的形式出现,区别于以前的巫教,奉太上老子为最高崇信,奠定了几千年的道教历史。
自战国中期起，神仙思想便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流行。西汉中期以后，方仙道由于方术少验，受到社会舆论攻击，仅靠阴阳五行说也显得理论色彩单薄，同时黄老在政治上日益失势萎缩，加之确有可供方仙道依附和发挥的神秘主义内涵，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后汉书·逸民列传·矫慎》记:"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其友人吴苍不满矫慎把黄老全然视为仙道，指出"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矫慎不予理会，"年七十余，竞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这个关于矫慎修仙的传说，明确地指出黄老带有行导引术、长生成仙的色彩。
《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襄楷上桓帝书提到"或言老子人夷而化胡"。人们已经把老子说成是体现自然、支配自然的伟大神力和修炼得道、不断变化的救世主，并作为祖师予以崇拜。
对黄老的祭祀早在东汉明帝时就已经在黄老学盛行的楚地出现了。《后汉书·楚王英》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应诏奉送缣帛赎罪。明帝下诏勉之日:"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袁宏《后汉纪》卷十亦谓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对黄老偶像进行膜拜与祭祀，将黄老与浮屠相提并论，已透出黄老的宗教气味。楚王英建武十五年为王，二十八年就国，"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其晚年崇信黄老，固属个人信仰，然而与其受地方思想熏染不无关联。楚王英初辖彭城(今徐州)等八城，后明帝特为其益以取虑、昌阳二县，地在淮河南北，正是战国后期楚国都城东迁后着力经营之处。《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陈敬王羡》载陈相魏情和陈王刘宠"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汉桓帝"好神仙事"，对老子礼拜尤勤。《后汉书·襄楷列传》载:"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王涣列传》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祠。"《桓帝纪》也记载桓帝曾于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第二年又"亲祠黄老于濯龙宫"。从一般的信奉黄老微言，到崇拜祠祀黄老偶像，这已经是近乎宗教了。
早期道教直接继承了汉代道家和黄老崇拜的传统，东汉末年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衍生自黄老道。《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资治通鉴·灵帝纪》光和六年载:"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后汉书·刘陶传》说:"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从宗教上解释，太平道委托和尊奉的"大道"就是"常治昆仑"的尊神太上老君，即神化的老子。 太平道开始可能只是黄老道的异端集团。张陵为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本为太学生，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始学道，后于顺帝朝入蜀。据明张正常所撰《汉天师世家》，他在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之位，创立五斗米道。由其奉老子为太上老君，可知张陵在汉安帝时学道，当是奉黄老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明确指出五斗米道"大都与黄巾相似"，注引《典略》也说五斗米道教主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历代道教徒都称张陵之道为"天师道"，《太平经》经文是以真人、神人、天师之间问答形式撰写的。而天师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其略云:黄帝至于襄城之野，适遇牧马童子，遂问"为天下"之道，答以无事，"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于是"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东汉顺帝(126-144年)年间，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张陵背井离乡，来到了民风纯厚、山川秀丽的蜀地，入居鹤鸣山(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修炼，以求长生之道。张道陵本博通五经，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乃据此声称太上老君授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并吸收了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某些成分，创立了五斗米道(因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故名)。它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因从其受道者须纳五斗米而得名。其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等道术，均直接继承了汉代方士的方术。
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陵开始在巴蜀一带行医传道，百姓师从者甚多。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其子张鲁仍传其道。世称"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即"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经过他们祖孙三代的苦心经营，正一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仪式、方术及组织制度。按《正一经》云:太上亲授天师，《太玄经》有二百七十卷，推检是汉安元年七月得於此经，尔来传世，乃至今日也。正一者，真一为宗，太上所说。《正一经》云:正一徧陈三乘。又云:天师自云，我受太上老君教以新出道法。王长虑后世改易师法，故撰传录文，名为正一，新出之仪，四十二卷。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七月，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率众起义，攻占汉中部分地区，以配合东方太平道策动的黄巾军大起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委张修为别部司马，又委张鲁为督义司马，兵合一处，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张鲁又杀张修，吞并其部众。刘焉死，其子刘璋继位，以张鲁不听调遣，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自立。东汉王朝因忙于在东方剿杀黄巾余部，无力西讨，乃采取怀柔策略，委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借机在巴、汉地区推行正一道，并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 后因其民主化为毛主席称道.
张鲁号称"师君"，为天师道道最高首领，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初入道者称"道民";入道已久，并信道入精深则任"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事项。祭酒则为一治道民之本师，并要定期聚会参访。
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正一道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要宽容得多。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此外，他还实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内各族人民的欢迎，使汉中成为下层民众心中的一方乐土，仅关西民众从子午谷投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在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情势下，张鲁以五斗米道据险自治20多年，在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这在我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尝试。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是决不允许农民阶级有这么一块乐土存在的。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镇压了黄巾余部之后，亲率20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在阳平关防线被破后，自知力不能敌，遂率众降曹，从此张鲁政权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张鲁的降曹，五斗米道传人及其徒众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得以保存实力，继续在民间从事活动。
西晋武帝泰始(265-274年)时，陈瑞在蜀中传播五斗米道，"徒众以千百数"。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李特在青城山五斗米道首范长生的支持下，率领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数万人，在益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东北)起义。起义军大败西晋官军及地主武装，进围成都。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阵亡，其子李雄继起，于次年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又次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成汉政权据蜀中凡历六世47年，"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可谓又一块安乐太平之域，其业绩可与张鲁时代的汉中五斗米道政权媲美。
与此同时，随着张鲁家族及其大批教民被迫北迁长安、洛阳、邺城三辅之地，五斗米道也由巴蜀、汉中一带向北方及江南广大地域流传，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晋时，五斗米道不仅拥有广大下层民众，而且得到了上层豪门士族的崇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五斗米道世家，如琅琊王氏、孙氏，陈郡谢氏、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葛氏、陶氏，东海鲍氏等，并将五斗米道改称天师道，共尊钱塘人杜子恭为首。
杜子恭死后，其弟子琅琊人孙泰继为道首。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孙泰的侄子孙恩利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引起八郡骚动之机，率众起义。元兴元年(402年)，孙恩战败，与其部下数百人投海而死。其妹夫卢循率领义军余部，转战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坚持斗争近10年。义熙七年(411年)，卢循在交州战败，亦投水而死。这是五斗米道策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参加的群众有数十万，历时13年，纵横千里，给腐朽的江南世家豪族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东晋王朝的灭亡。
鉴于此，继起的封建统治集团意识正一道对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故而决定对其进行正统化改造，以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由南北朝世家大族出身的寇谦之和陆修静、陶弘景建立的神仙道教。
到了东晋，天师道又分成了北天师道与南天师道。
北天道师
以东汉天师道为主的中国道教，历经魏、晋和北魏之初，其教理教议和教团的存在与发展，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没有为官方承认。
北魏寇谦之修道嵩山三十年，为适应历史潮流，对天师道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使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浅薄的风貌，从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认，从民间进入殿堂，寇谦之成为一代宗师。此后，道教不断得到历代道教大师的丰富、发展，完善了道教的思想体系和斋醮仪式，使道教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巧遇异人成兴公
寇谦之，字辅真，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人，生长在一个官宦家庭，父寇修之，官至太守;长兄寇赞，三十岁即为县令。而寇谦之从小就无心于做官这一条路，一心一意倾心道教，他从家中仅有的道器、道书以及搜求学得的道术中，寻得了无限乐趣。他每天在家里诵经打坐，炼乳气功，服药饵，心想能获得仙道灵效，可是历经数年，一如既往，却依然如故，原身凡体。
寇谦之在家修炼，尽管无效，却依然坚持。这一天，他到姨母家串门，见到一个叫成公兴的帮工，卖力做活，而形貌却较奇特，身体魁伟，如象用不完的劲儿。征得姨母同意，他带成公兴回到家里帮活。成公兴在寇家干活，不怕脏不怕累，深得寇家满意。
有一天，寇谦之用《周脾算经》演算日、月和五大行星运行规程时，老是算不对，心焦火燎;成公兴无意到他跟前看看，他很烦地把成公兴开销走了。寇谦之又继续演算，总是得不出个正确结果来。正在寇谦之愁眉紧绉的时候，成公兴又来到他的演算桌旁，诚心诚意地说:"我看到先生的演算方法了。你按我这老粗的办法算一下看怎样?"
寇谦之不屑一顾。
"先生不妨一试，不行就算了。"成公兴将就着说。
寇谦之看到帮工的好意，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成公兴的运筹方法按步演算，果然心到手顺，一口气算出了"七曜"运行的规程，寇谦之好不高兴呵!这时，再睁眼看看成公兴，觉得他是一个奇人!当下就派成公兴为师。成公兴因辞不就，反倒让寇谦之收他为弟子，寇谦之莫名其妙，就这样成公兴为寇谦之的弟子，师徒俩共同研道，暗相默契。
原来，成公兴是一位仙人的弟子，因火烧仙宫，师傅罚他到民间，劳役七年。成公兴以授道来赎罪，七年期满，就返回仙宫去了。
二 嵩山修道三十年 托神降授天师位
寇说谦之受道不久，成公兴对寇谦之说:"先生如有意学道，当随公兴隐遁深山。"寇谦之欣然同意。于是，洁斋三天，便随成公兴离家修道去了。寇谦之先随成公兴到华山，采得仙药，服后不饥;不久，师徒劳俩即前往嵩山，潜心修道。
嵩山，居五岳之中，故称"中岳"，属古都洛阳京畿之地，在登封县北，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六洞天。中岳后被封神为"中天王"。中岳有二山七十二峰，以太室山峻极峰、少室山五乳峰为最有名。自汉武帝封禅中岳之后，中岳成为仙人道士的修炼之地。成公兴、寇谦之踵随前人，来到嵩山。他们选定太室山中石室住下修炼。成公兴将全部修炼秘诀传给寇谦之，寇谦之聪明好学，日益长进。
成公兴在嵩山传授道法，不觉己到七个年头，该是自己回归天宫的时候了。临别时，成公兴再三嘱咐寇谦之:"你潜心道教，志向可嘉，但尘缘未了，七情六欲未断，难赴仙路，不过，需加勤奋，将来可做帝王之师，亦为大器。"寇谦之聆听师教，不敢有丝毫怠慢。成公兴去后，寇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并开始招收弟子，讲经施术，弘扬道教。
寇谦之在嵩山修炼达三十年之久，一副道貎岸然的气派，仙风飘然的神韵，他自知外形可以为国师，但内质上却空泛无几，要想更上一层，需在这方面下功夫。于是，寇谦之决定要从道教本身动真格了。
寇谦之经成公兴点化，悟出了上述的道理，为此，他就制作了自己托天神，降授的畅想曲。
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在嵩山少室石室托言太上老君在仙人玉女拥护，百灵导从之下，降临嵩山，告诉谦之说:"往岁，嵩山山神上奏天曹，称自从天师张道陵去后，地上修道的人无所师授。今有嵩山道士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堪处师位。吾故来授汝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即《老君音诵戒经》)。汝宣吾新科，请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未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服食闭炼。"
自此，寇谦之以"天师"身份，宣扬道教，并对"天师道"进行"三整顿"。使天师道以新的面貌在世间传播。北魏明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当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的金秋季节，寇谦之端坐石室，正诵《老君音诵诫经》，忽然少室山颠，云蒸霞蔚，灵光普照，在五彩缤纷的云上端坐着一位神仙，这是老君玄孙，上师李谱文降临。寇谦之立即走出石室，仰望拜谒。上师说:"受老君之命，特为授汝能'劾召百神'，定'坛位礼拜，衣冠仪式'的《录图真经》，并传授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望谨慎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
自此，寇谦之以"国师"的身份，到处游说，自认为跻身朝廷，给道教争地位的时机己经到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皇帝位。十月，初冬来临，寇谦之卧居嵩山三十年的雄厚资本积累成了，他戴着"天师"桂冠，离开嵩山施展抱负，而做他的"国师"美梦了。
三 宰相引荐 跃身国师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尧元年(公元424年)，寇谦之怀着异常高兴的心情，走下嵩山，风尘仆仆地北上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献上他的杰作--道书。谁知出于所料，皇帝让他暂住在一个叫张曜的家中，供其衣食把他养了起来。
寇谦之不甘闲住，他四处打听能和皇帝接近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得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太武帝的左光禄大夫，著名大儒白马公崔浩。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为北方第一大族，崔浩一支，更为显中之显，尤出众望。崔浩之父崔宏，有辅佐之才，官至天部大人，封为白马公，为北魏先朝重臣。崔浩自幼养尊处优，又生得"纤妍结白，如美妇人"，少好文字，博览经史，阴阳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深研义理，出类拔萃。他承继父业，入仕朝廷。从道武帝到明元帝，己官至左光禄大夫，父子均为朝廷近臣。太武帝即位，更是军国大事主谋者之一，因他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得罪部分鲜卑贵臣，太武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且去官在家，而大凡国事，必决崔浩。寇谦之选中崔浩，是最合适的意中人。而崔浩是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莅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圣上应天承命，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而顺天应命的。
果然奏效，太武帝闻奏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奉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于是"天师""帝师"，一齐拥来;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食，精神奕奕;扶乩请神，天相多多;画符镇灾，希冀太平;讲经论道，施术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发布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幼不好儒，成为缺陷;现在应急起直追，请教大儒崔浩，崔浩有求必应，急需应用，稍稍弥补了自己的儒学空白的短处。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寇谦之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显神手，积极参加北魏的军事行动。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亡，其子赫连昌继位。对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见不一。崔浩主战，长孙嵩主和，太武帝倾向主战，意志不坚定，特请来寇谦之"天师"决定吉凶。寇谦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见，又自认为大夏历来穷兵扩战，民心不安;又新丧国君，政局不稳。如出兵征伐，定会一石三鸟，会取胜而归的。于是，寇谦之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利。后对太武帝说:"此战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兴，于是亲率一万八千轻骑西征，结果大挫西夏元气，俘敌军数万，缴获牲畜十几万头，虏夏人万余家，凯旋而归。
寇谦之以其道术、法术、和权术、谋术，连连相扣，术术应手，终于在鲜皓卑族的大魏，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国师"之梦。如愿以偿了。
四 推行新道法 道运不圆满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轰轰烈烈发展着。
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下诏给寇谦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显爵，寇谦之谢绝了。太武帝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于是，让"天师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
太武帝还下令，为寇谦之师徒劳在京城东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坛"。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给衣食。道士、道徒每日"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每月举行一次"厨会"，有数千人参加，费用有国家供给。
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还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种法制，依此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如文成帝拓跋浚于兴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坛，亲受符箓"。
寇谦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己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己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他认为新天师道吸收不少佛教义理。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寇谦之意识到这可能逞一时之快，而最终会招致杀身之祸，前景相当严重。
寇谦之不仅想到崔浩的未来灾难，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现状，他以太武帝名义修建"静轮天宫"因"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终年不成"，而招致皇太子一帮人的非议;"寇谦之想以无止境的时间，办不可能办到的事，费损财力，疲劳百姓，恐怕不太合适吧?"太武帝也认为无不有理，寇谦之很清楚这个内情。他还意识到他所招收的新老弟子，入京城之后，个个贪图享受，无所长进，自己己年过八十，道教后继无人，静轮天宫，己历时十八年，而竣工无期，这使得寇谦之己力不从心了。他是否感到大限将至，有一天他对弟子们说:
"当我寇谦之在世之日，你们可以求得荣华富贵，一旦我去世，这静轮天宫真难修成呵!"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预言不久的夜里，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三岁。
两年后，崔浩奉命纂修国史，太子晃为报"天佛"一箭之仇，先表面赞同他秉笔直书;国史修成后，又借口崔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将其诛杀，并尽戮其族。崔浩之死，正被寇谦之在预言言中。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迫于压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
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突然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侍杀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孙浚即位，是为文成帝。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废佛令，恢复佛教。
寇谦之死后，他的弟子中却没有一个成名的!尽管天师道仍在活动着。
此后，北魏的新皇帝登基，照祖宗旧例，亲登道坛，接受符箓。
北魏孝文帝元宏元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将道坛由城南迁至南郊，定员由一百二十人减至九十人。孝文帝迁至洛阳后，一照旧例，在洛阳城南新建道场，定员为一百零六人。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静帝元善见由洛阳迁都邺城，建立东魏，在邺城南建立道场，定员仍为一百零六人。
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宝六年(公元555年)，道佛论争，道教失败。文宣帝下令废除道教，于是齐境无道士，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教团，至此便烟消云散。
南天道师
陆修静(406~477)为南朝宋著名道士，早期道教的重要建设者。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吴丞相陆凯之后裔。少宗儒学，博通坟籍，旁究象纬。又性喜道术，精研玉书。及长，好方外游，遗弃妻子，入山修道。初隐云梦，继栖仙都。为搜求道书，寻访仙踪，乃遍游名山，声名远播。宋元嘉(424~453)末，陆修静市药至京师，宋文帝刘义隆钦其道风，召入内宫，讲理说法。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后因避太初之乱南游。于大明五年(461)，至庐山，在东南瀑布岩下营造精庐，隐居修道。宋明帝刘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见于华林园延贤馆，"先生鹿巾谒帝而升，天子肃然增敬，躬自问道，咨求宗极。先生标阐玄门，敷释流统，莫非妙范，帝心悦焉"。明帝乃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居之。在此期间，他"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元徽五年(477)卒，时年七十二岁。弟子奉其灵柩还庐山。诏谥简寂先生，以庐山旧居为简寂馆。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封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为孙游岳、李果之等。
整顿和改革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五斗米道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政教合一之统治。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规定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师治所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录命籍"(近似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户籍簿)，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道官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护道民家口安全，禳灾却祸。自魏初天师道北迁至晋宋之际，出现了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道民在三会之日不赴师治参加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箓。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恣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约之正教，向邪僻袄巫之倒法"。祭酒制度的腐朽败落，就失去了"清约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陆修静乃提出一套整顿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认为，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从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再从箓吏依次晋升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道职。强调"采求道官，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组织措施。为健全三会日制度，他重申，三会日"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之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其日，每个道民都须赍信至本师治所，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
第二，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主张"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
第三，陆修静不仅整顿组织、完善斋醮仪式而且还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他早年便注意采访搜集道教经典，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元嘉十四年(437)，即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467)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又得当时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手书上清经真诀。相传由鲍靓所造之《大有三皇经》亦为其所得。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目录，于泰始七年奉敕撰《三洞经书目录》献上。据云，陆修静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内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针对当时《灵宝经》错乱糅杂，使后来学者难辨真伪，"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情况，于是对之整理考证，编成了《灵宝经目》一书，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陆修静在整理道教经典的同时，又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体系，为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所沿用。
陆修静一生著作甚丰，有关斋戒仪范者尤多。刘大彬《茅山志》谓其"著斋戒仪范百余卷"，今《正统道藏》存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各一卷。另有《灵宝经目序》《古法宿启建斋仪》《道德经杂说》《三洞经书目录》《陆先生答问道义》《陆先生黄顺之问答》，均佚。《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三元斋仪》、《然灯礼祝威仪》《金箓斋仪》《玉箓斋仪》《九幽斋仪》《解考斋仪》《涂炭斋仪》等也已亡佚，某些内容散见于《无上黄箓大斋成立仪》中。《通志·诸子类·道家略》中著录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经》《升元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在唐法琳《辩正论》中，尚见其著有《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论》《自然因缘论》《五符论》《三门论》等，《破邪论》中又见其著有《对沙门记》。
过去的学者大多将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误解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将唐代的李渤"真系"(《云笈七笺》卷5)所记上清经篆的传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刘大彬《茅山志》(HY304)中记载的茅山宗师脉谱，误解为是讲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由于将从东晋的杨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这些人物的脉谱，误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因而陆修静、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其结果，导致了东晋末以后，江南一带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还是主流这一误解的产生和流行 。
将"真系"、《茅山志》的上清经篆的传授谱系误解为讲述上清派谱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对道教的三洞学说没有充分理解。许多道教学者片面地相信上清经篆的传授只在上清派(茅山宗)中进行，实际上，上清经篆的传授也在提倡三洞学说的天师道中进行。刘宋的天师道依据三洞学说，把过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传授的灵宝经、《三皇经》、上清经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之内，将三洞部的所有道书尊奉为天师道的道书，此事可以由刘宋天师道里存有"三归依戒"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天师道的三归依戒要求信徒归依三宝即道宝、经宝和师宝，三宝是指道宝的太上无极大道，经宝的三十六部尊经，师宝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经宝三十六部尊经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书，所以归依三宝即是归依道宝的无极大道，经宝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书，以及师宝的太上老君。因此，刘宋天师道当然也崇尚上清经、灵宝经以及《三皇经》。而且天师道的法位制度一旦完备，便出现了于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经的道士洞真法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师(参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5·法次仪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经策在这些法师那儿也得到了传授和掌握 。
如果天师道也实行上清经之传授，那么"真系"、《茅山志》所记载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师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对各个道士的思想和事迹进行调查确认，其多数则是天师道的道士。例如，刘宋的陆修静，查阅《陆先生道门科略》(HYlll9)，显然是将东汉的张陵(张道陵)仰奉为祖师的天师道道士。而且陆修静倡导三洞学说一事可以明确地从"灵宝经目序"(《云笈七笺》卷4)、《洞玄灵宝五感文》(HYl268)中获知。就是说，陆修静是天师道的道士，同时也是三洞学说的信徒。其他如"真系"记载的唐代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还有《茅山志》所记载的在此之后的黄宗元、孙知清等茅山宗师也都是天师道的道士 。
刘宋天师道提倡三洞学说，意义极大。若天师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书，那么，不论是《上清经》、《灵宝经》、还是《三皇经》，其所述教义，都将包摄于天师道之中。陆修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基于三洞学说，对三洞部道书所说斋戒进行分类解说，其中包括《上清经》的上清斋、《灵宝经》的灵宝斋、《三皇经》的三皇斋以及天师道独有的三元涂炭斋和指教斋，陆修静将所有这些斋都看成是当时天师道所实践的斋。这样，刘宋天师道通过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范围，使得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师道将自己的教义称作"道教"，来对抗佛教。于是，"道教"这一宗教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来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教义 。
从上述可知，对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这一误解，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创立提倡的宗教，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后，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 。
唐天师道
公元711年，亲眼目睹两公主入道的张万福，似乎还是当时的太清观主史崇玄的属下，不过才过了两三年，大概是随着太平公主的倒台，史崇玄的败亡罢，他渐渐开始崭露头角，终于作到太清观新的主人，成了开元时期的道教重要人物。据都筑晶子《唐代中期④道观》的说法，在盛唐时代，张万福和朱法满(名君绪，?_720)在长安的太清观和玉清观，分别占据了重要的舞台，他们编纂的《三洞众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篆择日历》和《要修科仪戒律钞》等等，在规范道士行为和整理道教仪式上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特别是张万福，在后来很多道教文献中都可以看到，他是道教史上清理道教仪范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一方面批判各地的道教仪式的失范，一方面动手将各种道教流派的斋醮仪式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清理。
张万福的影响在道教中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当晚唐时代的杜光庭再次批判道教混乱状况的时候，他仍然要回忆到张万福，他说，"近有庸流，不达古贤之情，先于玄师前补署六职，宣科授简，然后升坛，仍云简寂先生(陆修静)斋法谬误，饰非谤说，词理纷然，寡识无知，一至于此，尚有其党，相仿行之，不唯获乱法之愆，实亦受谤贤之罪，达教君子，宜共斥之"，他强调说，"金篆古仪及黄篆旧法，宿启之夜及言功之时，皆先作自然朝(即礼十方忏悔三礼是也)，然后行事……所以云:须明旦晨晓，依法行道"，他指出，这一整齐化神圣化的道教仪范，是--此法自张天师、陆简寂、寇天师、张清都(万福--引者注)相传至今，颇历年代，皆以斋法出于自然朝，示不忘本也。
这里关于道教仪范的正统谱系，是从张陵、陆修静、寇谦之到张万福。而宋代编辑的《无上黄篆大斋立成仪》卷一《仪范门》之《序斋第一》在追溯过去斋法的渊源和历史时，也要说到张万福，它说"今世醮法遍区宇，而斋法几于影灭迹绝，问有举行之士，又复不师古始，信末师而哂前哲，是流俗而悖经教。坛仪乖竦，科式舛谬，甲造乙习，遂成旧章，切切用力于徼影响谲诡幻怪之间，以为舍是无以起信末俗"，所以必须重新清理斋仪，而它在回忆正确的斋仪的来历时说，最早是正一真人，"自以斋法旨趣渊微，法禁森严，非愚浅始学所可明了，乃妙出五称文、撰立正一斋法，目为'旨教'，以遗祭酒篆生，灵宝之教，秘而不传，仙人口口相授"，接下来到太极仙公，才将斋仪书写下来，而陆天师"复加撰次，立为成仪，祝香、启奏、出官、请事、礼谢、愿念，罔不一本经文"，最后就说到唐代的张万福:
痛庸师之不学，悯流俗之无识，非非相承，其失不悟，以简便为适当，以古法为难行，则自张万福天师以来，尝病之矣。
这里的历史系谱仍然是从张陵、葛玄、陆修静到张万福。
不过，可以顺便提到的是，在后来的道教史册中，身为天师道徒的张万福，却被越来越凸显的上清系所遮蔽了。例如阳台道士刘若拙述、荆南葆光子孙夷中集，成书于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三洞修道仪》，在记载道教科仪的历史时就说，先是三天法师张君，受老君正一科法，整理二十四治，因为那里"为六天魔鬼占据，号日鬼营"，后来，经历寇天师、陆修静以及"若隐赵先生、潘天师、澄源李先生、司马天师、宗元先生吴天师、牛先生、叶孤云、叶广寒二天师、希和李先生，皆传教之光明者，具载道门七叶图"，并指出在唐代，"三洞科格，自正一至大洞，凡七等，篆有一百二十，阶科有二千四百，律有一千二百，戒有一千二百"，这里列出张陵、寇谦之、陆修静等等，而在盛唐时期，有了司马承祯、吴筠等等上清派的道士，却没有了张万福的位置，天师道的系谱下面却接了上清派的人物[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门七叶图》这个书名，从中可以看到，就像佛教禅门南北两宗在"七代"位置上互不相让，争夺正统一样，道教可能也同样有过这种后起新兴的强势门派改写历史的情况，而在改写中，在上层士大夫中很有势力的上清一系逐渐遮蔽了天师一系，而张万福也渐渐在道教史上被边缘化了。
当然，那是后来的事。在当时即开元、天宝年间，张万福很显眼，道教也依然兴盛。不过，在现代的道教史研究著作中，往往把这种兴盛描述成上清一系的兴盛[2]。毫无疑问，现代的道教史研究常常受到古代道教文献的制约，古代文献提供了重新书写历史的中心和边界，毕竟没有文献依据，研究者无法随意编造道教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道教文献又常常是怀有某种偏向和爱好的著作者所撰写的，他们有意地凸显和隐没，对某些历史的浓墨书写和对某些历史的故意冷淡，常常使得后来的道教史著作也只好随着文献留存的多寡和比重，来组织道教史的主要线索，于是层层积累下来的偏向仿佛物理学上的磁偏一样，使道教史著作总是聚焦于一些历史而模糊另一些历史，不像没有焦点的鸟瞰那样能够得到全景图像。
应当说，上清一系在当时确实成为引人瞩目的道教中心之一，唐代初期以来，以茅山上清一系为中心的道教徒，渐渐在上层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到8世纪中叶，尽管事实上也有各家道教人物活跃在长安和洛阳，但是，在上层士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还是从司马承祯到李含光的茅山上清派一系[1]。直到大历年间颜真卿为李含光撰碑铭、贞元年间李渤《真系》为这一派追溯历史时，也都是把这一系说成是道教的正脉，仿佛佛教的传灯一样，把道教的正宗上溯到陆修静、陶弘景，而列数到隋唐的王远知(580-667)、潘师正(?一682)、司马承祯(647-735)、李含光(683-769)的，尽管这种光荣的系谱，从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事后的构拟和想像。
而《真系》又被阅读道教文献的人通常入手阅读的《云笈七签》收录，而号称"小道藏"的《云笈七签》在关于道教历史方面的那一部分中又仅以《真系》为主，所以，后世关于开元、天宝年问的道教史的回忆，就常常是以上清派的历史为聚焦点的，似乎其他道教流派和人物的活动可以模糊成为背景[1]。不过，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去看道教，可以发现，盛唐时代的道教并不只是上清一系的天下，上清一系远远没有到笼罩一切道门的地步[2]。毕竟历史文献没有全部湮灭，不同内容的历史文献、不同视角的历史纪录、不同层次的历史书写，多多少少可以给我们重新建构那个时代的道教面貌提供一些机会，像并非有意识的历史记载的小说，和未经改写的碑刻资料，就在不经意中留下了开元时代的道教风景[3]，其中在开元、天宝年间最引人瞩目，而且不属于上清系的道士相当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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