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参军，至今已过去40年。
去部队报到前的那一晚，母亲把一个用绿军布缝制的四方形针线包交给我：“你带上，以后用得着。”针线包里，除了有一个顶针、几卷棉线和几枚纽扣，还有一个大拇指粗的“小包”。“小包”里面，瓷实地塞满了头发，上面插着几根长短不一的针。她说，把针插头发里不容易生锈。
据母亲生前说，在她两岁时，她的生身父母由于极度贫困无力抚养她，便将她放在了逃荒路上的一棵大树下。一位逃荒的徐姓好心人发现母亲后便将她收养，为她取名叫徐树英。
1937年春，在地主家做饭、受尽压迫的母亲听说陵川来了救穷苦人出水火的共产党，便跑出来寻找共产党。在附城镇，母亲遇到了正在宣传党的主张的共产党人。母亲后来讲起这段经历时说，他们讲的穷人的故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听后心里顿时豁亮。此后，母亲相继加入妇救会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跟随组织奔走宣传抗日主张。1939年2月，母亲在陵川县上交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
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她相信，只要下功夫学，什么困难都能克服。1940年10月，母亲调去八路军太行军区2分区医院工作，参加了八路军。母亲生前谈起她在部队学习的经历时说，在行军路上，她会把文化教员写的字别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看边记。就这样，母亲凭着顽强的毅力，不仅学会了写字，还逐渐掌握了卫生救护常识。在一次战斗中，敌机扔下的炸弹将母亲的两个脚趾炸断了，但她坚持为伤员包扎好伤口，并将伤员安全送到战地救护所。
1975年7月27日，我在部队服役的二哥执行任务时牺牲，那年他24岁。当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来到二哥所在部队时，二哥的遗体已被安葬。第二天，我们来到烈士墓地，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趴在二哥的墓碑前失声痛哭。那天，二哥的战友表示，如果母亲向部队提出将二哥的遗体火化再将骨灰带回西安安葬的请求，他们可以帮助。母亲看着山坡上掩埋着的几十位烈士坟墓，强忍着悲痛说：“这些烈士都是有父母亲人的，我的孩子不能搞特殊，让他和战友们永远在一起吧。”就这样，我的二哥长眠在祖国的西南边陲。
4年后，母亲送我参军。二哥参军前，母亲是否也为二哥缝制过针线包，我不得而知。我离家前的那些晚上，母亲屋里的灯总是关得很晚。她留给我的针线包，从盖子到包身，都是用很小的针脚缝制的，非常精美。
40年来，无论在部队服役还是退伍回到地方，针线包始终陪伴着我。如今，母亲离开我已有8年。这8年来，我时常想起她，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用一生朴素的情怀影响着我的可亲可敬的母亲。
上图：1979年王建辉参军前，母亲徐树英为他缝制的针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