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12月18日，北京大学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该论坛共分为“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胡适与中国现代政治”、“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胡适与现代中国现代思想研究”、“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胡适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等多个主题论坛，共有80余位国内外学者参加。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和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主办。
他的思想有普适性还有一种未来性
开幕式上，北大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说：“今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他作为北大校长70周年。这个学期我在北大新开了一门讲王弼的课，大家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天才型人物，不到24岁就去世了。我觉得胡适和王弼有共同之处：他们生来就是做主角的。”
“当年胡适以他20岁的年纪，在整个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一出场就是主角。他对新文化运动贡献卓著，同时，他也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包括实用主义、易卜生主义。”他说，“胡适是有北大情结的，他去世的时候还盖着一面北大的校旗，他也在遗嘱里面特别提到把他留下的书捐赠给北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说：“胡适学术研究的开展在中国大陆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经出版的研究胡适的专书已有一百七八十种，研究胡适生平思想的论文和文章已经有三千余篇。胡适本人的著作以各种名目出版的已有近百种，这些情况表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一位历史人物能够像胡适这样受到广泛、深切而持久的关注。”耿云志说。
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李又宁说：“1980年代时，研究胡适的学者屈指可数，只有欧阳哲生等几位。刚才一位学者请我录胡适先生的一句话：‘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便有一寸的欢喜。’我想这句话正适合我们现在来说，真理无穷、文化无穷、世界无穷，进一寸就有一寸的欢喜。”
“前几天我去高雄的佛光山，想去拜见星云大师，没见到他，我就跟他的几位弟子聊天，一位弟子问我是研究什么的，我说是胡适，他就说我们星云大师是对胡适先生很敬佩的，在他的讲道中常常说起胡适先生。由此可见，胡适的大名不囿于我们教育界，他的思想有普适性还有一种未来性。” 李又宁说。
香港珠海学院文学院院长邓昭祺说：“胡适生于1891年，今天是他125岁生日，今天，台湾‘中研院’也在胡适墓园里举行纪念仪式。1995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主办过一届‘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对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化、胡适与个性解放、胡适与自由主义、胡适的自学方法5个范畴进行了学术交流。”
“21年后，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再次举行‘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研讨会，我们这次的内容涵盖了一些比较新的议题。包括了胡适与中国政治，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大会选择在北京大学举行，有特定的意义。”邓昭祺说。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是血肉不分的
此次“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有三场主题论坛的内容跟新文化有关，其中在第三场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明、日本神户大学绪形康等提交了论文报告。
胡明在论文《2016年胡适研究小议》中提出：“事实上，‘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并不是平行的两个范畴，他们应是形态上接连一体、血肉不分的；精神上则又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胡适思想孕育成熟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但它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内核仍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找到其一脉相承的合理因素，即是说，中国文化融合进了‘胡适思想’，又丰富完成了‘胡适思想’，回过头来又指导了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与改造。”胡明概括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胡适的思想内涵，也将“胡适思想”归纳为积极开放；实事求是、服从验证；不苟且不媚俗，独立审慎等。
“1932年12月胡适在《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应征答卷时说出了他的‘梦想’：‘我梦想有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我可以有笔墨纸砚，可以每天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分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我想我如果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来，岂不快哉’。”胡明的论文中也简述了胡适的简便素朴的梦想。
绪形康在其论文《胡适对儒教起源的诠释学》中，绪形康陈述了胡适对于《说儒》的新理论：
第一，儒家源于被周民族征服下的殷遗民之文化复兴运动。第二，这些文化复兴运动体现于正如罗马帝国内的犹太人通过他们的教士阶级保存其预言一样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悬记。第三，孔子把原来的殷民族的宗教典礼改变为更普遍的教学体制而却感化了他们的征服者之周民族。
绪形康在最后总结道：“胡适把现代宗教的使命概括为如下三项：第一，彻底而严格的自己考察；第二，宗教内部的改造；第三，宗教的意义和范围扩大、伸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不过是‘差一等的哲学’，并且‘差一等的科学’而已。所以，现代世界的宗教必须是‘一种道德生活，用我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教育力量来教导的道德生活’。”
“《说儒》所开展的儒教的新面貌及新理论，无论它是复兴灭亡文化的悬记还是以人文精神为主的普世价值，都包含着胡适在《儒教的使命》所说的‘哲学’‘科学’以及‘道德生活’之三个因素，故而，正好对应儒教死的时代里之儒家命运的两难状态及悖论情况。在这种意义来讲，《儒教的使命》的主旨便是探究《说儒》思想内容之际的最好注脚。”绪形康写道。
在闭幕式上，香港亚太台商联合总会会长潘汉唐说：“来北大参加了19、20次活动，基本都是为了孙中山，这次是为了胡适。”
“我最喜欢一个先秦时代的文学家是我老乡，叫屈原，他在《天问》中提出了69个问题，我在这里提出10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银河星光熠熠，谁为北斗？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和胡适比邻的人就是欧阳修。‘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如果把胡适当一个现象大概只有欧阳修可以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