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研究中，曹学是一个重要的分支。贾府的故事隐含着曹家的事实，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十个《红楼梦》的读者有九个会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殊不知这个回答并不完全正确。
随着《红楼梦》小说和电视剧的走热，有的观众不免会心生疑问：贾宝玉的原型真的是曹雪芹吗？书中的贾家即是现实中的曹家？曹雪芹写此巨著的灵感从何而来？
其实，破解《红楼梦》的诸多谜题，需要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开始。那就是首先要搞清楚《红楼梦》故事的创作者是谁？
曹家的败落是在雍正六年（1729）。据学者考证，彼时曹雪芹至多不过十三岁，织造府的繁华留给他的印象应当是有限的，在这个年龄上谈情说爱似乎也为时过早。因此，大观园中那位翩翩公子，至少不是曹雪芹个人的写照。
实际上，《红楼梦》故事的创作者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曹雪芹，而是另有其人！！
曹雪芹
红学家们注意到：熟悉《红楼梦》创作情况的脂砚斋，曾在脂本批语中不止一次地暗示：他本人就是宝玉的模特。
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也曾写道：“闻其（指曹雪芹—引者）所谓宝玉者，尚系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裕瑞的“前辈姻戚”曾与雪芹交好，他的话当非空穴来风。此外，据裕瑞转述，曹雪芹生得“身胖头广而色黑”，这虽是雪芹中年时的形象，想必其年少时也不会怎样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裕瑞还说：“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听其言而想见其为人，也并不像冷然要去出家的神态。
总而言之，《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曹雪芹，二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红楼梦》研究的视点：是局限于一家一姓的史料钩稽、继续深入考索呢，还是把眼光放开，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进行探索和思考？本文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并有意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性探讨。
以往，有人从贾宝玉的脾气秉性、言谈举止去反推曹雪芹的为人，以为对曹雪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然而一旦切断宝玉与曹雪芹的必然联系，人们就会发现，对曹雪芹的情况实际上知之甚少。
曹雪芹究竟是曹家那一房子孙？他的确切生卒年月如何？他一生经历又是怎样？他的思想性格真的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模一样吗？几乎一切有关曹雪芹的话头都得用问号作结。
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曹雪芹生于富贵之家，青少年时遭逢变故；还知道他富于文学才华，喜作诗又好喝酒，颇有点名士派头；晚年则贫困益甚，埋头著书于北京西山；不上五十贫病而卒。仅此而已。对于一代大文豪，这些间接得来的零星材料，真是少得不成比例。
拿这点材料去跟贾宝玉对号，也只有出身经历这一点约略近之。然而，脂砚斋的出身经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广而言之，古往今来翻过筋斗的又何止曹家子弟，谁又能保证，宝玉形象中就没有他们中某些人的影子？
不错，曹雪芹初作《红楼梦》时，恐怕未尝没有为曹氏家族立传的念头。《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情节，也确实是从曹家的真人真事为依据的。然而小说创作自有它的规律，思路一旦打开，笔便容不得真实材料的约束。一时之间，作者个人的经历，家族的故实，朋辈的笑谈，前人的文章，乃至小说戏曲、街谈巷议，旧梦新闻、臆想虚构，一齐奔来腕底，一任作者採撷拣选，输入他的故事。彼时的作者，真如老僧入定，走火入魔，哪里还有那份冷静去考订“史料”、分辨虚实？这就是文学创作特有的规律，也是诗人有别于史祝的重要之点。明乎此，我们再来探讨贾宝玉的原型，便不会再受“自传说”的束缚和羁绊了。
事实上，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男主人公，他的形象很难摆脱作者的影子。至于脂砚斋以贾宝玉自居，他的话也并非信口开河。然而宝玉所受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这两个人。古往今来的逆子叛臣、高人奇士、纨绔子弟、多情少年，都有可能对宝玉形象产生过影响。在这些人中间，我以为有一位明末遗民对曹雪芹塑造宝玉乃至创作《红楼梦》影响颇大。但是他的启迪之功，至今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此人就是明末著名的小品圣手兼史学家--张岱。
张岱
张岱，约卒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他死后大约三十五年（此处依然以雪芹抄家时十三岁推算），曹雪芹在江宁织造府中呱呱坠地。对于雪芹来说，张岱是个近代人。他于明亡以后隐居越中，著书自娱。他生前就颇有文名，且有十几种文集行世。
拿宝玉故事跟张岱生平相对照，人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宝玉与曹雪芹的为多。
张岱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至少活了八十四岁。张岱生于一个累世通显的仕宦之家。他的高祖天复、曾祖元忭、祖父汝霖三代都是进士；元忭还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父亲张耀芳在仕进之路上却不顺利，然于五十三岁时，以副榜贡谒选，授鲁潘右长史，仍不失禄位。
生长在这个阀阅世家的张岱，对出仕做官却没有多大兴趣。他“少工帖括”，然而“不欲以诸生名”（《陶庵梦忆》雁云甲编本序）。靠着父祖的余荫，他在有明一代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一切传统士大夫文化所能提供的物质的、精神的享乐，他都尽情地受用过了，并深得其中三昧。这种豪华的纨绔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将近五十个春秋。
可是甲申年那场改朝换代的陵谷之变，彻底改变了张岱的命运。国破家亡的惨祸，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了他双重打击。他于“无所归止”之际，毅然“披发入山”，过起了“駥駥为野人”（《梦忆自序》）的隐居生活。一个在富贵之乡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一旦跌入“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同上）的贫困境地，他的感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在《梦忆自序》中，他把两种形同霄壤的生活境遇做了近乎戏剧性的对比。他说：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稀，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塏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面对冷酷的生活现实，张岱只有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然而佛门的因果报应之说，并不能抚平他内心深处的创伤。每到睡梦中，深埋心底的家国之痛，就以重现旧日生活场景的形式浮上心头。张岱在《西湖梦寻序》中说：
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而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
对张岱来说，西湖这个昔日的优游流连之所，实际已变作一个符号，成了故国山河和旧日岁月的象征。张岱每天做梦，也每天写梦。做梦和写梦成了他后半生唯一的生活需要和乐趣。大概只有沉溺在对旧日繁华的追忆中，他的心才能得到片刻的平静和温暖吧。他“著书十余种，率以梦名”（《绍兴府志·张岱传》）。《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都是著名的记“梦”之书。到了晚年，他索性更其号为蝶庵；这位心灵沉浸在昔日梦幻中的老人，此时大概真的分不清“蝴蝶梦我”还是“我梦蝴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