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玉藻》篇说：“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右史记载帝王的言行，集结成《尚书》、《国语》，左史记载帝王的大事记，编成各国的《春秋》。如果把言行和大事记合并在一起，便形成了《左传》。《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历史书，这说明在古代， 史学是从经学中脱离出来的 。 《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史”这个纲目，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被列入“《春秋》二十三家》”里面；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出现“经、史、子、集”四部，并把纪传体称为“正史”，在正史的下面又附有三十四部编年体的书。《隋书》的作者认为编年体属于“古史”，在古代人们记载历史用的是编年形式，《史记》出现后才改用记传，到了荀悦的《汉纪》出现，又重新使用编年。魏晋时期，《竹书纪年》被发掘出来，掀起了一场编年体的热潮。干宝写作《晋纪》、裴子野著有《宋略》、吴均传出《齐春秋》等，然而这些恢复“古史”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许多史书逐渐失传了。 唐朝建立后接连修订了《晋书》《周书》《隋书》《南北史》等“正史”，使得编年体再次没落，直到《资治通鉴》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势。 “十七史”与《资治通鉴》 唐朝编订的史书虽然很多，但广为流传的只有“ 前四史 ”，魏晋的史书都藏在广内，没有版本流传民间。直到宋仁宗天圣二年，才依次板刻出了《隋书》、《梁书》和《陈书》等。那时候《宋书》和《北齐书》残缺较多，只得用《南北史》来填补；仁宗还先后又命宋祁与欧阳修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