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可见的600余种唐诗选本之中，清人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最是家喻户晓，其开篇之作，既非出于千秋逸调之李白或一代规模之杜甫，亦未选自声律风骨兼备之四杰或以风雅革浮侈之陈子昂，而是选择了张九龄的《感遇》二首。究其原因，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张九龄的个人特质及其《感遇》二首的艺术特色，二是孙洙的文学观念及当时诗学发展状况。

张九龄及其《感遇》二首

张九龄（678-740）仕历武后、玄宗两朝三十余载，为官守正嫉邪，坚守原则，使得朝中奸佞对他多有谗毁，他的为宦生涯因此数遭贬谪，几经沉浮。他曾奏请玄宗处决安禄山，但并未得到采纳，直至安史之乱爆发，玄宗方悔之莫及。张九龄虽任相位仅有三载，亦被称为"盛唐开明政治的最后一个代表"。

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玄宗不以为然并将周子谅处杖刑后流放，李林甫借此进言，以张九龄举荐周子谅不当为由，使玄宗罢免张九龄的相位并将其贬为荆州长史。

《感遇》十二首正是作于被贬荆州期间，俱是有感而作，《唐诗三百首》开篇所选二首着重表现了洁身自好的题旨。

其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兰叶、桂华恰到好处地展现它们的光彩，只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高尚美好的品格，而不是为了美人的欣赏。同时，这里继承了自屈原而始的"香草美人"的传统，以坐栖林中的"美人"指代君王，以兰叶的葳蕤繁茂和桂华的清幽皎洁象征君子的美好品质，写出作者"芝兰生于空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内心操守。

其二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同样写君子本心，这里以橘树如同松柏一般经冬不凋的"岁寒心"为喻，而这具有美好品格的橘树无法送给远方的友人，只因重重阻碍，指代朝中奸佞的倾轧排挤。即便是命运如同节气季候一般不可掌控，橘树也依旧会结出甘甜的果实，依旧会四季常青，相比于桃李又有何处不及？一则为怀才不遇而喟叹，一则表明自己自持本心的人生态度。

张九龄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所成就，这使他的人生成为众多读书人追求的理想状态，而他在面对人生起伏中保持着自适自持的达观，也是编者借《唐诗三百首》开篇欲以传达的观念。

孙洙及其《唐诗三百首》

孙洙（1711-1768）字临西，一字芩西，号蘅塘，晚号退士。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体制。烟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馀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能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也会吟。"

由《唐诗三百首》的序言可以得知，孙洙编写《唐诗三百首》用意有三，其一是代替选编不善的《千家诗》，其二是以此书作为家塾教材，其三是以此书指导诗歌创作。

《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孙洙与其妻子徐兰英共同完成。当时正是康乾盛世，社会繁荣，科举革新，沈德潜的"格调说"在诗坛有重要地位，主张"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唐诗三百首》的选编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的影响之下展开。

沈德潜评价张九龄《感遇》："初唐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在此影响之下，诸如李贺凄厉哀婉的作品以及杜甫诸如"三吏三别"等反映社会严重矛盾的作品并未入选，而张九龄的人格声名及其《感遇》所表现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观，都使得孙洙将此诗作为《唐诗三百首》之开篇，以要求读书人如同张九龄一样，积极进取，面对人生起伏能泰然处之而不失本心，并以其"托兴婉切，旷达可风"作为作诗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