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文艺心理学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态来要求齐放争鸣，以抗衡包括左翼文艺在内的占主流地位的文艺潮流。
黑格尔影响
黑格尔在中国，朱光潜可以说是最早介绍黑格尔并对其研究有成果的学者之一。从1929年7月写《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译完黑格尔《美学》，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自己多次讲过:西方美学著作虽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有科学价值且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
统观朱光潜一生美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轨迹，和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从早期美学来说，朱光潜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一原主义"代替"二原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觉得唯理哲学太虚玄，毕竟和现实美感有距离。这样他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克罗齐直觉说，这样，不可避免地在朱光潜美学系统里产生了矛盾:即黑格尔的唯理论无法架接克罗齐的直觉感性之间的矛盾。抗战期间(中期)，在和冯友兰讨论冯氏《新理学》论战过程中，朱逐渐感到自己的美学形而上(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这就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克罗齐及唯心派哲学。结果他发现唯心派打破"二元论"的企图终归失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发现克罗齐表现说的毛病;又看到黑格尔打消"二元论"的不彻底。从而他开始用黑格尔"思有同一"命题的精神来修正克氏的表现说，提出"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主客观统一命题。不过，这里的"语言"客观性仍是在思想统摄下的，就象黑格尔的"存在"被思维统摄一样。
实际上，朱光潜此时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的主客观统一命题更彻底地嘲唯心立场倾斜。他自己也苦恼于跳不开"二元"和"一元"不彻底的循环"怪圈"。新中国成立后，朱先生在重新审视黑格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哲学中除一般认识论之外，还有实践观点的萌芽，也恰恰是这一点被马克思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加以改造后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朱光潜接受了这一实践的观点，美学的主客观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辩证把握过程。这就在真正意义上消解了他早年美学形而上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总而言之，清理黑格尔和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关系，既能加深我们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丰富内容的理解;同时又能促使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个冷静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