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礼记》,为儒家“四书”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简约,义理艰深,是儒家经典中哲学意味最浓的篇目。
《中庸》和《论语》《大学》《孟子》一样,意义重大,是古代儒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关。
“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思想核心命题之一,历来众说纷纭,分歧甚大。
有人说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义词:折衷调和,两头不得罪。这是所谓骑墙派做法。
传统学界认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汉代郑玄解“中庸”、宋儒程颢、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颢注解: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朱熹加注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总的来看,中庸之道含两种意义: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体论“中庸”。孔孟重点关注前者;《易传》《中庸》关注后者,两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层含义:孔子儒学之中庸。
作为修德治世之学,中庸说法最早出自《论语》。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也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备这种德性。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子夏谁更优秀?孔子说,子张做事有些“过”,子夏做事则“不及”。子贡说,子张比子夏要好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张之“过”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过”,把握好分寸,不走极端,取其常理。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专门探讨中庸,多处论及中庸之道。
仲尼说: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时而中,小人中庸无所忌惮也。
为解释中庸治国之道,《中庸》还举了一个著名例子。
孔子说,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于综合各种意见,如对错、“过”与“不及”,融合汇通,最后采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据钱穆先生解读,中庸辩证法的要义是,不守两端,取其中间;去绝对之善(圣人之贤)和绝对之恶(愚人之不肖),以中间状态作为道德标准。
按照孔子划定的界限,墨家学派主“兼爱”,属于太“过”,杨朱主“为我”属于“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两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爱”是博爱,墨子说:爱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过于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杨朱“为我”只顾自己,无视他人,以自我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实际,属于“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基于人性,服务现实,既考虑自身,又兼顾他人,这是中庸之道理想标准。孔子讨论的“仁义智信”、“忠恕”之道,都内含此标准。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之道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既顾及自己,又顾念他人,两端保持平衡。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道并非无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爱中存等级,兼顾中有界限。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爱有重大区别。
把儒、墨、杨朱三家对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实际、更贴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观墨家讲“兼爱”、杨朱主“为我”,要么刻意拔高,要么极端狭隘,让人难以接受。
《中庸》说:道不远人,远人非道;道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中庸》一文始终强调德性和现实生活的关联,和孔子意图至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阐明一个深刻道理:若要从道德上教益别人,让别人接受,切不能要求过高,不能按照圣人标准,要求普通人同样毫无利己之念,全心全意为公。在孔子看来,这种道德过于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是孔子思想的精细、聪明之处。
孔子曾发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说,食色性也(告子语)。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个多元素整体,既包含道德,也内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为尧舜,实为不易。
孔子谈论德性,圆融、务实,既讲究原则,又重视权变;着眼人生实际,关注人性整体,不走偏锋;强调推己及人,两头兼顾,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遗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圆融到后世儒学手中,变得抽象、简化、拔高、歪曲,日益远离普遍人性,远离现实生活,最后导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让人难以认同。一如鲁迅先生对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汉儒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程颢、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人欲尽处、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远离孔子本心,沦为道德教条,贻害无穷。
根据亚里斯多德伦理观,人类灵魂有理智、情欲两部分,人的德性表现在用理性驾驭情欲,这是希腊伦理的“中道”观。苏格拉底、柏拉图称“中道”为“克己”,精神实质极近于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看来,灵魂的理性和情欲部分能够实现和解,可以借助“中道”实现和谐统一。
孔子同样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私欲即为中庸,“仁义”是实现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径。这是东西方“中庸”、“中道”观的相合之处。
孔子为何重视礼法制度,像婚礼、聘礼、乡饮酒礼、射礼、丧葬之礼等?其中有何道德缘由?
比如婚礼。《礼记》对婚聘之礼有严格、详尽之规定,像婚聘之期、场所、次数、礼器布置、程序步骤等,皆有详尽之说明。
根据儒家伦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合天理,顺人情,既通于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礼中实现和谐,婚姻之礼体现中庸之道。
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道”伦理来说,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对立因素实现统一的重要途径。
二,中庸第二层含义:中庸的宇宙、本体论意义。
儒家重视修德养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讲团结,讲仁义,最终实现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谈性命,很少论哲理,中庸的哲学、宗教精神,在《论语》中含蓄、隐晦,始终引而未发。
老庄、《易传》、《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学、宗教内涵,得以彰显。唯有综合老庄、《易传》《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准确含义。
孔孟是儒学道统,倡导仁义,鼓励修身,主张积极有为,像“乾卦”“大象”义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始终是儒家伦理弘扬的主流精神。
老庄道家接续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调,反对积极作为,倡导虚静自守,无为而治,所谓“道常无为无不为也”。
如果按时间顺序和儒学内在逻辑,孔孟、老庄之后是《易传》、《中庸》,《易传》《中庸》综合孔孟、老庄之学,继续深化、提炼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为哲学、宗教。
前人认为《中庸》出自子思、《易传》出自孔子。后经后学考察,上述说法并无事实根据。现代学界一般认为,《中庸》《易传》皆秦汉之际无名氏之作(如钱穆)。
虽同为无名氏作品,然《易传》《中庸》含义深刻,指向深远,有承前启后之功,是孔孟、老庄之学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历来备受推崇。
其中逻辑可概括为:孔子中庸之道,经《易传》《中庸》得以最终完善,成为贯通儒家之学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后的最高哲学。
从宇宙观、本体论层面言,何为中庸之道?
《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万物。据此,宇宙本体中庸之道内含阴阳两端,天属阳,地属阴,世间万象皆为阴阳两端之中间状态。
《易传》《中庸》一并揭示出中庸哲学的本体精神:阴阳化合之谓道,承载万物之谓德。正如《易传》所言:天行健,地势坤;易者,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钱穆先生认为,《易传》《中庸》出于孔孟、老庄之后,是新儒家之学代表;中庸之道,只有综合孔孟、老庄之学方能解释清楚。
老庄反礼乐,倡自然,主张“道常无为”,此为阴阳两端之阴。孔孟主文化,倡积极有为,此为阴阳两端之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两端之中间阶段即为中庸。阴阳合一、儒道和合,构成宇宙本体的中庸之道。
所以《易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源自老庄,仁义之德取之孔孟,中庸之道包含儒道两家。儒道两家“阴阳合德”,“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易传)。
《周易》六十四卦简明之极,但含义丰富,外延宽广,自上而下阐明了万物变化之理。
六十四卦里面,只有纯阳、纯阴两卦:乾卦、坤卦(象征天、地),其余诸卦都包含阴、阳两端,代表世间万物的中间状态——常态。
如屯卦、蒙卦,阴爻、阳爻数量相同,但位置不同;同人、大有卦,阴爻、阳爻数量相同,位置不同;坎卦、离卦,阴爻、阳爻数量、位置不同;颐卦、大过卦,阴爻、阳爻数量、位置均不同,等等。
《周易》六十二卦的哲学宗旨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但万变不离其宗——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为万物之常态——中庸之道(弃其两端,持守中间)。
在《易传》看来,《周易》已囊括宇宙万物所有形态,除乾坤两卦外,其余各卦均属中间阶段,此为宇宙本体之中庸之道。
中国文化历来讲究天人合一,根据《易传》逻辑,儒家人文的中庸,和道家自然的中庸,同属一个中庸,阴阳化合,一以贯之。
《中庸》思想近于《易传》,蕴含道家哲学;力主天地之道诚实不欺,“天”化生万物,“地”承载万物。
《中庸》说:天道之高明,故能覆物;地道之厚博,故能载物;天地之道诚,故能悠久无疆。诚者,明也;明者,诚也。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上述《中庸》思想也可以用道家话语概括:天地不言,以万物为刍狗(老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中庸》一文有多处明确言及“中庸”,如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中而时,小人之中庸无所忌惮等。
在《中庸》作者看来,诚是天地本心,中庸道体,不自欺不欺他;涵盖本末、始终、动静、是非、生死,无区分、无界限,这是道家思想。高明、博大属于天地之功,中庸之德:天行健以滋养万物;地势坤以厚德载物。此为孔孟思想。
孔子说,君子应努力修身,奋发有为;孟子说,君子应尽心知性,以德化人。《中庸》说,君子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性知天,即可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孔孟、《中庸》之道,一以贯之,彼此贯通。
站在《易传》《中庸》立场看,孔孟、老庄又各有利弊和局限。
孔孟强调中庸之“阳”一端——积极作为,自强不息;老庄强调中庸之“阴”一端:持虚守静,被动承载。《易传》《中庸》认为,一阳一阴,一动一静,一实一虚,分为两橛,不是全德。故《易传》《中庸》把两端加以综合,取其中间状态:阴阳和合之博大、悠久。至此“中庸”辩证法得以完善。
《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之不行,吾知之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吾知之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也。
这段话的宗旨是,宇宙之道内含阴阳,持中守庸;知者只知持虚守静,不思进取(老庄);贤者刻意作为,有损自然(儒墨);自私者力主“为我”,走向极端(杨朱);普通百姓生活于其中而不自知(民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要想实现中庸之道,就很困难了。
据此说,“中庸”是儒道两家的契合点,《周易》《中庸》既含道家,又含儒家,两端汇通,方为中庸之道。故《易传》《中庸》超越孔孟、老庄,是更高一级的中庸哲学。
此外,《易传》《中庸》更看重变化,重视天地之道的事工、效能,“义理”侧重于实在。《易传》说: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说:天道悠久无疆。皆是出于此意。所以《易传》《中庸》最终导向儒家社会界、人生界,不同于老庄之虚无界。
换言之,相对于老庄的“清静无为”观,《易传》《中庸》距离儒家更近,被儒家奉为经典,反而距离道家更远。
综上所述,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精神,其丰富、深刻内涵和儒道两家皆有关联。从百姓日用之“形而下”层面看,中庸之道是指生活的常态——中间状态(阴阳、美丑、善恶、是非之相辅相成)。从哲学、宗教之“形而上”层面看,中庸之道内含宇宙之德(一阴一阳之谓道)。两者加起来,便是中庸之道根本特点:极高明而道中庸。